“一带一路”建设对华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异质企业出口、出口贸易方式,尤其是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与对外贸易地理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发现,私营企业逐渐取代国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一般贸易逐渐取代传统加工贸易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如预期那样使中国中间制成品、机械运输设备、杂项制品等国际竞争力得到有效维护,而且成功拓展中国商品在东盟、欧盟等主要市场的竞争优势,也进一步推动和提升了潜力巨大且互利共赢的中美贸易关系。由此中国应拓展政治安全互信与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扩大人民币在相关贸易投资项目中的使用。     

产业内贸易与我国外贸制成品结构的调整

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工业制成品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体,尤其是生产要素比例相似的产业内贸易占据了国际贸易额的大部分份额。参与产业内贸易,是关系提升国际竞争力重要战略。目前,我国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工业制成品产业结构不甚合理但正在优化,为了获得动态贸易利益,必须加快外贸工业制成品产业结构的调整,积极参与产业内贸易。     

基于"一带一路"的中欧工业制成品贸易互补性研究

欧洲位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终端节点,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欧洲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功实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挖掘"一带一路"相关欧洲国家的贸易潜力,选取位于西欧、南欧、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区域中的21个典型欧洲国家为研究对象,鉴于中欧贸易商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在分析欧洲各国与中国制成品贸易现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2006—2015年间中国与这些国家间不同层次制成品贸易的互补特性,并给出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欧洲国家进一步密切贸易合作关系的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状况

产业内贸易是衡量一国或地区某个产业在国际市场牛应变能力和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重要指标。采用测量产业内贸易的G-L指数，研究我国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状况。通过计算从1991年到2006年16年间各类工业制成品的G-L指数以及机械及运输设备细分产品的G-L指数分析说明我国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广东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结构及变动趋势分析

通过对广东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结构特征及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分析，发现广东部分农产品在向东盟大量出口的同时也从东盟大量进口，随着时间的发展，产业内贸易指数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广东同东盟在农产品贸易上由以前的产业内贸易为主转变为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双边农产品贸易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程度加强。     

西方工业制成品贸易理论述评

本文针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战后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国际贸易现象缺乏有力解释,对八十年代初期以来产生的制成品贸易理论从生产要素内涵的扩展和在要素相似的前提下考虑规模经济的作用二条线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探求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发展的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及新思路,为大力发展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提供理论基础。     

美统时期的菲美贸易及其对菲律宾经济的影响

美统时期,在美对菲关税与贸易政策主导下,菲律宾以糖、麻、椰、烟等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得到强化,并集中于对美出口;美工业制成品则构成菲进口商品的主体。此种对外贸易结构虽使菲律宾民族经济发展繁荣一时,却造成其经济结构的失衡与脆弱,以及社会问题的积累与社会发展的滞后。由此可见,具有新殖民主义特征的美菲贸易关系,对菲律宾民族经济的影响是弊大于利。     

新兴七国进口贸易技术结构的度量及比较研究

基于细分的产品贸易数据,采用技术水平分类方法,构建质量调整的进口技术含量指标,度量和比较1996～2010年新兴七国(E7)的进口贸易技术结构.研究表明,样本期间中国以进口中、高技术制成品为主,资源性和初级产品进口比重较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主要进口中等技术制成品、初级和资源性产品,其他四国以进口中技术制成品为主;从整体的进口技术含量而言,中国和巴西处在新兴七国前列,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处于新兴七国之末.我国应积极扩大中间产品、关键设备和零部件以及短缺资源产品的进口,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中国的后发优势与制成品出口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

人们通常利用比较优势和H-O理论来解释贸易结构的变动,但该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要素比例未发生反转的情况下,其贸易结构却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和劳动成本低,通过引进外资、技术学习与制度学习可以形成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可以促进贸易的快速发展.近些年来,中国利用后发优势不断引进资本、加快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进从而导致了制成品出口结构发生重大改变.     

安徽省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分析

在系统分析安徽省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和结构的基础上,运用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等四大指标对安徽省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有所优化和提升,但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仍多为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工业制成品,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竞争力较低。安徽省应继续加大对出口产业引导和政策支持,优化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     

中国纺织类加工贸易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变化

选用加工贸易增值率作为研究指标,通过计算1987～2011年并预测2012～2016年中国纺织类加工贸易品的加工贸易增值率,得出未来5年内中国纺织类加工贸易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的结论。其中,就其分类产品而言,纺织用纱,棉织品,人造面料,其他纺织面料,钩织纺织品,特殊纱、特种纺织面料及相关产品,纺织材料制成品等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呈上升趋势,而薄纱、礼品、花边、丝带和其他小商品与地板用织物的位置基本保持不变。     

中俄相互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比较

基于2003—2017年中俄双边投资与贸易额,借助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CM)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等方法,分析中国与俄罗斯相互投资分别对母国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长期来看,中国对俄罗斯投资与双边贸易呈互补效应,而俄罗斯对中国投资却与双边贸易呈现替代效应;短期来看,中俄相互投资对双边贸易均不具有动态关系。中国对俄罗斯低科技含量制成品、高科技含量制成品的出口及初级制成品、资源性制成品和中等科技含量制成品的进口均与其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俄罗斯对中国初级制成品的出口、低科技含量制成品和中等科技含量制成品的进出口以及资源性制成品和高科技含量制成品的进口与俄罗斯在中国的投资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日本对华贸易的比较优势及其稳定性检验

使用RCA指数和RRCA指数衡量日本对外贸易和对华贸易比较优势，结果显示日本在机械和运输设备及工业制成品等门类具有比较优势，而同时日本对华贸易比较优势稍强于日本对外贸易比较优势。通过计算贸易结合度和贸易互补度指标，我们认为中日两国贸易依存度较高。根据劳伦斯指数，我们发现日本1995年来对外贸易和对华贸易结构变动幅度较低，日本对外贸易具有一定的平稳度。具体到中国市场，日本对华贸易的比较优势呈稳健强化的趋势，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品是日本对华比较优势最为稳健的一类产品。     

贸易保护视角下中美贸易关系

中美贸易发展迅速，虽然贸易商品结构呈现互补性，但贸易摩擦从未停止。中美贸易不平衡和中国对美贸易依靠数量来获取利润的模式是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美国出于政治目的和维持其技术领先地位的需要，未来将会继续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为促进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中国应采取一系列与造成贸易保护的主要因素相对应的政策措施。     

中朝贸易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从2000年以后,中朝贸易在贸易规模、商品结构、贸易收支、贸易形态以及交易的地区分布等多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对朝投资的扩大。目前两国贸易中存在着进出口规模小、贸易结算难、朝方违约现象严重等一系列问题。朝核危机的早日解决和朝鲜经济恢复以及中国企业采取贸易与投资相结合战略是进一步扩大中朝贸易的关键。     

辽宁省机电产品外贸竞争力分析

针对辽宁省机电产品外贸竞争力进行研究。根据辽宁省2004～2007年机电产品进出口统计数据，采用贸易竞争力指数对全省机电贸易状况从贸易主体、贸易方式、商品类别等方面进行动态、系统地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机电产品外贸竞争力总体逐渐增强，出口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及劳动密集型机电产品，但同时也呈现出增长后劲不足、贸易主体发展不均和出口产品结构不尽合理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内贸易结构分析

本文运用GL指数测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广度和深度。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深了双边产业内贸易的规模,尤其是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规模发展较为明显,同时战略性初级产品和政策鼓励的深加工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最高,而单一一方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产品,其产业内贸易呈现下降的趋势。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当善用自由贸易区的形式,扩大产业内贸易,这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政策选择。     

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贸易保护问题新探

传统的贸易保护理论大都以不存在生产要素国际间流动为前提,主张对本国的幼稚产业或战略性产业进行保护。这已经不能适应当代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在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贸易保护政策应由单纯注重商品流动转向兼顾商品和要素流动;保护政策的手段应是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的综合;保护的对象是国内产业或国内企业,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产业。     

中日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中日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日服务贸易、传统服务贸易、现代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彼此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其中,中日现代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影响明显高于传统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影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