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慕乾嘉考证 追求卓越史识——胡阿祥新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评说

胡阿祥新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一书,围绕《宋书·州郡志》与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具体考证,颇得乾嘉考证的传统;而围绕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的系统探讨,则显示了可谓卓越的史识。     

侨州郡县判断标准探析——兼议侨州郡县发端时间

目前学界对侨州郡县发端于何时,尚存不同看法。究其根源,不难发现,侨州郡县滥觞之争在于侨州郡县判断标准不同。侨州郡县判断标准至关重要,是讨论侨州郡县发端及相关问题的先决条件。本文在前人关于侨州郡县判定的三条标准,即侨人、旧壤之名、设置侨置机构基础之上,增补一条判断标准,即无实土、不役不税。并据此提出侨州郡县产生于东晋南朝时期。     

论土断

土断是理解东晋南朝侨旧问题的一大关键。东晋南朝 2 70余年间 ,明确见载于史的土断计有十次 ;各级地方政府进行的小范围或地区性土断 ,则一直没有停止过。东晋南朝的土断 ,主要是为了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整理侨州郡县 ,力图使混乱不堪的政区走上正轨 ;二是改白籍为黄籍 ,以期取得“财阜国丰”的局面。虽然土断的实际效果不甚理想 ,但屡行不辍的土断 ,却对东晋南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 ,乃至后世的历史 ,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历史作用

东晋南朝各代政权,都曾于其管辖区内设置侨州、郡、县,安置、优抚北方南迁流民。为北方流民即侨人专门设置地方管理机构,始于东晋初年,历经宋、齐、梁、陈,直到隋初全部裁撤,前后二百余年。这一措施,对缓和南北士族的矛盾,安辑北方流民,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南方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东晋王朝开始的大规模地设置侨州郡县,是为解决当时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流民问题,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西晋末年,由于政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并     

《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申论

谭其骧先生发表于1934年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是一篇影响广泛的经典论文;及1990年,谭先生自析该文尚有四个方面有待充实、提升或补充。秉承此意,本文就其中的三个方面略作申论。首先,西晋中后期迁徙人口大量出现,他们或因饥荒而四处奔流,或受非汉民族政权的掠夺与招引,或为带有明显政治性与目的地的西北迁河西、东北迁辽西、南迁江南。其次,由于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往往是以呈团聚状态的侨流人口为对象的,又考虑到了利用侨流人口、避免土客冲突等因素,于是造成了不设侨州郡县的区域存在侨流人口,设置侨州郡县的区域侨流人口也不一定固定居住在相应区域内的复杂情形。再次,依据《宋书.州郡志》所载侨州郡户口数,估算东晋刘宋时期南迁人口及其后裔的数量,不宜简单直接,而是需要考虑到其数字的复杂性,并引入一些历史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作出补充、修正与扩展。     

江苏境内东晋南北朝时期侨州郡县考略

西晋永嘉丧乱后,北方少数民族进入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先后建立了十六国。于是,晋室东迁,中原汉人也纷纷南下避乱,流徙到长江流域或更远的闽、广、交阯一带。流民南下,固然带来了劳动人手,但他们脱离本域,随处就食,成为一个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如不及时加以安置,势必会影响东晋政权的巩固,甚至重演西晋末年的流民起义。为了迅速解决这一问题,东晋政府便在流民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置以其北方原籍为名的地方行政机构,称为侨州郡县。而隶于这种特殊的行政机构下的流民(编户)就称为侨人。侨人的户籍与土著不同,凡注籍于侨州郡县上的户口,可以享受蠲免租调赋役的优复待遇。这使得播迁江表的流民有一个安身之地和喘息、苏复的时机,在短期内有利于东晋政局的稳定和生产的恢复。再     

从南朝荆郢雍州侨、左郡建置看汉胡蛮的迁徙与融合

从南朝荆郢雍州侨、左郡建置看汉胡蛮的迁徙与融合张雄南朝时期荆、郑、雍州地区的民族迁徙与融合，是该地区汉民族形成历史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①。荆、鄂、雍诸州包括长江中游及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东晋以来，由于遗民南渡，建置了许多侨郡。这些侨郡，“不依城土，多...     

湘州考

地方志对湘州的记载混乱，一些权威著述和工具书，辗转相因，对于其创设时间和所辖郡县及现今所在地域记述误谬，一直不为人们所关注。本文作者在查阅大量资料之后，从五个方面对湘州进行了考证，纠正了一些误谬。一、湘州设置于西晋，不在东晋；二、南朝只有一个湘州；三、湘州初由荆、江二州八郡析置；四、湘州辖郡考；五、晋宋湘州四省四立。     

东晋南朝土断“阶段性”特征刍议

南朝土断着重于对侨置政区的整顿，其所针对的社会群体也发生明显变化，这两方面内容构成了与东晋土断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东晋南朝估税初探

作为东晋南朝时期特有的商税税目,估税既是对商品交易者课征的财产税,又是最重要的交易税,在东晋南朝的商税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估税是随着东晋南朝商品经济大发展而出现的,因此它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估税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殊内容反过来又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     

北魏丧葬制度初探

北魏丧葬制度系承袭汉魏、西晋并融合东晋、南朝之制而来 ,但也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北魏丧葬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与北魏社会的汉化过程大体同步 ,不仅对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丧葬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 ,而且对隋唐的丧葬制度及其演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汉东晋时期大同的佛寺和佛教活动

大同地区在东汉和东晋时期就有寺院和佛教僧侣的活动。大同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应为建于东汉时期的通光寺。东晋释道安和慧远等高僧在浑源龙山的弘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著名的悬空寺有可能始建于东晋时期。大同佛教史应该引起史学界和佛教界的重视。     

东晋王朝的皇权伸张与历史继承

虽然东晋处于士族门阀制度的全盛期,皇权式微征象明显,但是东晋朝廷仍然试图重振权威,对外伸张晋室的正统地位,对内凝聚臣民对朝廷的向心力。虽然这一政治努力的线索比较晦暗,但是仍然有迹可循,成为东晋时代在门阀政治之外的另一条政治线索。由于东晋朝廷无力扶持小农经济,故东晋社会土地私有观念淡薄。东晋财政虽然沿袭西晋制度,但是由于立国江南,不得不因时而宜,有所变通。     

东晋南朝吴兴沈氏之尚武及其地位的变迁

吴兴武康沈氏两晋之际以江东“武力强宗”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对东晋南朝之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其发展过程看,东晋一代,沈氏尚武,成为门阀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且有覆家之祸。晋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给沈氏武将提供了发迹的机缘,至宋、齐间,其勋业达到鼎盛。由于沈氏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受到了门阀社会的影响,家风逐渐趋于崇尚文化。而南朝后期的沈氏文士预武,则是其尚武家风的余绪。     

西晋士族的婚姻网络与交游活动——以太原士族为中心的考察

汉魏时期就为士族大姓的太原王氏宗族在西晋时期达到巅峰,由地方大姓上升为全国性的巨姓强宗,其中婚姻交结和士族间交游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此形成了典型的交游网络。从太原士族这个缩影也可以洞察西晋时期整个士族阶层的发展动向:婚姻是士族交往的主要方式,士族的通婚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产生微妙而深远的变化,婚姻选择层面突破了同郡同州的地域限制,甚至扩展到皇族,显示出士族通过通婚实现权力伸张的政治诉求和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利益追求。西晋时期士族的交游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网络化趋势;同郡士人点题扶持、评论之风不减汉末清议;同郡甚至同宗士族之间不只相互合作,同时相互斗争;士人交游活动的范围扩大,甚至打破了民族限制,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     

西晋士族掌军权初探

军权是封建国家权力构成的支柱之一,西晋士族是西晋政治活动中的主体力量,士族对军权的分割、占有及军权变化过程反映了士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士族较高程度地执掌军权是西晋门阀政治定型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它也为东晋典型门阀政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晋仙道文学中的性别分析

东晋仙道文学中对女性的抒写是东晋仙道文学的一大特色。此前,有关女性的抒写多是在诗赋中,只有从东晋开始,在志怪小说、仙传体裁与道教典籍中,以散文与诗歌相结合的方式,塑造了众多女仙及其权力系统,女仙身上所寄寓的特质表现了东晋士人的想象,也折射了东晋社会的性别观念。     

晋宋齐涪陵郡废置及属州考

西晋仍置涪陵郡后,由于涪陵郡本身置废不一和诸家史地志书记述不清,晋宋齐时期涪陵郡废置与属州问题成了后人不太清楚的问题,以至于后来学者认为三峡地区的涪陵郡在西晋后期因被少数民族首领控制而废罢,到南北朝的齐朝时才复置;西晋到齐,涪陵郡都属于梁州。这是不正确的。实际情况是东晋、南宋仍设置涪陵郡,西晋后期到齐朝,涪陵郡均属于益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