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月令"之"令"考辩

《汉语大词典》、《辞源》释“月令”“春令”“夏令”“冬令”所引例句皆出于《礼记·月令》。在《礼记·月令》中 ,这是一组意义相关的词语 ,其中的“令”都是“政令”之义。《汉语大词典》和《辞源》将“冬令”之“令”释为“政令” ,这与《礼记·月令》语境文义相吻合 ;而将“春令”“夏令”“秋令”之“令”释为“节令” ,这与“令”所处文本语境意义相悖。这两部辞书对这一组意义相关词语的解释未能充分顾及其含义上的相关性 ,因而释义前后抵牾 ,缺乏准确性。本文考察了《礼记·月令》的文本语境 ,并结合儒学“礼法自然”的思想观念 ,对上列词语中的“令”进行了考释。     

《月令》单篇别行现象论析

《月令》篇被收入《礼记》后,又从中析出单篇别行。通过梳理和考察历代《月令》的单篇别行现象及其广泛流传的原因,发现《月令》单篇别行文本与其衍生的月令体著作,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施政思想以及与时偕动的生存原则,为人们了解古代帝王治国理念、社会思潮的细微变化,以及古代农业生产、天文历法、节令民俗等领域的发展状况保存了极有价值的文献史料。     

《夏小正》之天文观

《夏小正》本以《小正》为书名,是华夏先民数千年观象授时的结集,是现存最古老的月令。与《尧典》相比,《小正》记录观测星象的方法十分古远,必先于《尧典》而作。与《诗·七月》相比,《小正》与之建正一致,乃建丑而不是建子、建寅。《小正》对参宿格外重视,反映了夏民族观星象的习俗。与《月令》相比,两者所记天象一致,《月令》实源于《小正》。而作《月令》者笃信夏正,将《小正》天象以夏正理解,又配以夏正的物候。《月令》之天象与物候错位正好是一个月。据记载的星象位置研究,《夏小正》成书虽在东周,然所保存的天象资料,确是夏代的。     

《月令》词语考释二则

《月令》是一篇重要的先秦文献,以往学者大都注意于从经学、礼制、民俗、文化等角度进行研究,而忽视了语言研究。文章即尝试对《月令》中的两个词语“总至”与“鲜落”进行考释,纠正前人的词义误释和文献误校。     

论《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结构体系

《吕氏春秋》在成书之后,在汉代流传过程中,篇目次序发生了变化。《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各篇的编排依据,不是按＂春生夏养秋收冬藏＂的思想而来的,而是按照《序意》篇所说的＂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的原则编排的。《季秋纪》下属四篇与《孟冬纪》下属四篇之间位置颠倒,这是人为的,性质与《十二纪》＂纪首＂割为《月令》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印证＂春生夏养秋收冬藏＂的阴阳家思想。     

《礼记·月令》所记时候与汉易卦气之气候

《月令》所记时候尚未形成二十四气七十二候的体系,故以卦配候之学的形成当于《月令》之后,先秦子夏时已有以卦配候之学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试论唐代民间时序文艺“十二月”的发展(续)

(四) 唐代“十二月”书仪是一种骈文体的“十二月”时序文艺样式。它的形式,亦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十二月”的散文体如同按月吟咏的歌辞体一样,早已产生了。出于《诗经》稍后的《礼记》,其中就有《月令》篇(13)。它记述了一年十二个月的时令景候,以及上至天子的行政和下层兆民的农事等,其中有关景候时令的描写和民间农事的记述,可以说与《诗·七月》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写景候的:《七月》中有“五月鸣蜩”,《月令》中有“仲夏之月”“蝉始鸣”;《七月》中有“九月肃霜”,《月令》中有“季秋之月”“霜始降”;《七月)中记有“七月鸣贝鸟”,《月令》中“仲夏之月”也载有“贝鸟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说明汉代经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经典互证法     

诗化的法制——《诗经》与汉代法制的关系研究

《诗经》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对汉代的法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经》之所以对汉代法制产生重要影响，与先秦儒家对《诗经》的政治教化功能的高扬、《诗经》在汉代的广泛流传以及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汉代是中国古代法制儒家化的开始阶段，《诗经》在汉代法制儒家化的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汉代统治者在立法、司法活动中，均引用...     

经学与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经学与汉代社会》评介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涛博士新近出版的专著《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 2 0 0 1年12月版 )是《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中的一种。该书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 ,对经学与汉代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演进历程 ,进行了系统的成功梳理。前三章论述了儒家经学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的情况 ,考察了《易》、《书》、《诗》、《礼》(《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及其三传 )和《论语》、《孝经》等经典在汉代授受、流传的情况 ,分析了汉代经学各主要学派的形成、发展的主要原因 ;后三章研究经学与汉代政治制…     

东牌楼东汉简牍所见“督盗贼”补考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一件命名为"光和六年(183年)监临湘李永、例督盗贼殷何上言李建与精张诤田自相和从书"的法律文书,其中的"例督盗贼"实为"督盗贼",此件文书实际上是监临湘即中部督邮李永上呈督盗贼殷何实核大男李建与精张自相和从的案卷,从中可进一步了解汉代督盗贼参与调查解决民事纠纷和汉代督邮传递文书的职责。     

云梦秦简行政法文献新论

云梦秦简中,《为吏之道》是道德规范而非行政法文献,《语书》和《法律答问》中部分条文亦属行政法规,秦简中行政法规以政府职能部门和官吏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其规定具体、详密,主要涉及财务、经济、行政,并以地方政府与低级官吏为主要对象,以惩罚为主要手段,具有形式多样、诸法合体等特点,其条文可按《周礼》中的治典、教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分为5类.云梦秦简并非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法律文书.     

欧盟《外空活动行为准则》草案评析

2008年12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外层空间活动行为准则的初步案文草案。随即,欧盟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征求意见。通过对该文件的内容加以分析,就中国政府如何应对欧盟的磋商请求提出了建议。总体上看,该文件具有自愿性,对中国没有约束力。如经适当修改,可以作为一份执行联合国有关外空条约和决议的备忘录而赋予其一定的国际法地位和约束力。     

论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制度的实践偏离与校正

在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制度的实施中,由于“正当理由”含义的不确定、规范性文件识别标准及依据关系认定标准的过于严苛等原因,许多规范性文件没能进入合法性审查程序。由于审查标准不明确,进入审查程序的规范性文件很少被认定为违法。这些问题使得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制度几乎形同虚设,未能实现该制度建立的初衷。对此,应当从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监督、及时纠正违法规范性文件的立场出发,进一步校正和完善一并审查制度。校正的路径包括：科以法院释明的义务,以解决“正当理由”的模糊性和解释的随意性问题;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分类识别,以防止将众多规范性文件排除在审查程序之外;以宽松的标准来认定规范性文件与所诉行政行为间的关联性;以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标准作为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标准,以解决审查标准过于宽松的问题。     

图书馆学五定律与网络时代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

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问世 70余年来一直倍受世界各国图书馆工作者的关注 ,五定律也一直以巨大的影响力指导着各国图书馆工作 ,指导着文献资源建设。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 ,图书馆工作的不断开展与完善 ,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尽管如此 ,图书馆学五定律对当今的文献资源建设仍然具有指导作用。     

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

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9条之规定,运用犯罪构成理论,就“转化型抢劫罪”中的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客观要件、既遂与未遂标准等进行刑法理论与实践上的界定。     

关于建立文献信息学的设想

文献信息学是专门研究文献信息活动一般规律的科学,目前尚属于潜科学。本文阐述了创立文献信息学的必要性、研究对象及学科理论体系和文献信息学创立的认识论基础,并就如何为文献信息学的建立创造良好的环境提出了设想。     

汉代髡钳城旦刑考略

髡钳城旦舂是汉律中的重要刑名。文章依据文献记载和出土简牍,就＂髡钳四＂的含义、髡钳城旦舂的刑期及与笞刑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对研究汉代法律具有一定意义。     

营销视角下《旅游法》对旅游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旅游法》是规范旅游行业的硬性法律文件。它的法律效力来自对其硬性和柔性价值应用的平衡。《旅游法》颁布与实施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为了弄清《旅游法》对旅游经济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对旅游业内人士进行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对比《旅游法》实施前后旅游市场出现的变化,发现实施前的《旅游法》是一个营销事件,在法律宣传中嵌入了提前释放旅游消费需求的商业目的。实施后的《旅游法》正式从法律的角度触碰条块分割等旅游痼疾,集中面对执法过程中旅游者、旅游景区、旅游企业的利益诉求和困惑。在旅游时间与旅游价格的权衡中,旅游者的中国式旅游消费正逐渐扩展到《旅游法》执行后迅速增长的自由行、短途旅游、老年旅游和文化旅游的市场空间。旅游产品营销要紧密结合这些新趋势。     

商法的现代嬗变与误读--与史际春、姚海放先生商榷

现代商法与古代商法区别在于商人身份是否为一种特权,商人身份的特权性质是古代社会中的现象,并非决定商法存亡的本质属性,商人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是一种身份。直接有效调整商事关系的是商事法律规范而非抽象的商法典,商法发展的现代潮流是对于完备且封闭僵化的商法典的突破而非民商合一。公法因素作为商法的手段在商法体系中出现并未导致商法公法化。私法不可能完全排斥强制性规范,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性质属于私法,具有技术性,发挥构建功能,形成交易的统一条件,便利效率追求;商事立法中为了操作方便往往将行政法规范与商法规范放进同一部法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