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萧道成之家教及其子孙之崇儒尚文——从一个侧面看萧齐皇族之“士族化”趋向

兰陵萧氏自晋宋之际以勋业进入社会上层之后,受到士族文化影响.齐高帝萧道成在称帝前已具备良好的经史与文艺方面的修养.他很重视其子孙的教育,形成了浓郁的家族文化氛围,其子孙多具有较高的学术与文艺修养,甚至入梁后还创作出了标领时流或传之后世的佳作.萧齐子孙在为人气质及爱好等方面也显现出名士化的特征,如重视仪容风度与爱尚文物等.这都表明萧齐皇族在获得统治地位后迅速"士族化"的趋向.     

萧梁皇族的赋学批评

梁代是辞赋史上出现的另一个创作高潮期,以萧衍、萧纲、萧绎、萧统为代表的萧梁皇族的赋学批评,守旧、趋新、折衷的三种倾向并存,而且构成了梁代赋学批评的主要内容。代表当时的创作趋向的则是以萧纲、萧绎为代表的趋新派。     

略论梁武帝的文化成就及其对江苏文化的影响

梁武帝是六朝时期最具文化素养的皇帝,一生著述宏富,在经学、玄学、文学、史学、佛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对江苏区域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择其大端者主要有:推行尊儒重教政策,促使江苏文教事业发展;雅好文学,推动江苏文学繁荣;重视编史修史,促进江苏史学兴盛;倡导文化兼容,推进江苏文化多元发展.     

福州通贤龚氏家族文学论略

福州通贤龚氏家族是一个以科举、藏书显赫一时,被后人尊称为循良世家、藏书世家的文化家族.这其中靠的是龚氏“孝友忠厚相传”的家风,和子孙恪守修谱、刻书、藏书的传统家学,注重家藏、诗文传家的强烈意识.观其现存作品,通贤龚氏文学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亦呈现出它的鲜明个性.     

论梁武帝的文学活动及其对梁代文坛的影响

文章分析了梁代文坛繁荣的原因,考察了梁武帝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认为梁武帝提携文学后进和组织文学活动等举措对梁代文坛的繁荣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指出梁武帝对梁代派别文学集团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武帝诗文所受汉译佛经影响

萧梁是南朝佛教发展的顶峰时期,梁武帝、沈约、王僧孺、粱武帝子简文帝萧纲等人诗文均受到汉译佛经比较大的影响,粱武帝尤具代表性.梁武帝各体诗文受汉译佛经影响表现出很大的共通性,或以佛经教义作为行文的思想基础,或依据佛经内容述说,而受影响的轻重程度并不完全等同,其部分诗、论、序受佛经影响,已偏离了汉地各自体裁的根本特征,愿文更完全是以佛经为存在基础.梁武帝及其同时代人诗文吸收佛经尚处在刚刚开始消化的不成熟阶段,但为唐及以后汉地诗文吸收佛经的成熟做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曹氏家族与汉晋时期谯郡学术文化的繁荣浅探

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地区士人的努力。在某一时期,某些地方士人或者一些世家大族对地方文化的发展甚至还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汉晋时期,曹氏家族在谯郡从地方世家大族崛起为曹魏皇族,不仅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其“龙兴之地”谯郡的文化影响更为直接。大体而言,曹氏家族通过其政策制定、诗文创作不仅促进了谯郡经济的发展,也奠定了谯郡学术文化发展的基调与特质,促成了谯郡学术文化在汉晋时期的繁荣。     

梁武舍道事佛与唐代三教论衡

梁武帝舍道事佛是中古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疑案,但此一说法真正被关注是在唐代。与其斤斤计较此说的真伪,不如从唐代宗教文化环境中考察其发生与功能。从现存文献来看,唐代帝王史臣在反思南北朝政教关系的潮流中,将梁武帝崇奉佛教与萧梁亡国联系起来,道教徒也乘势将此提升为佛教亡国论,但梁武帝舍道事佛并未被儒、道二教关注。唐初佛徒对儒家、道教的批判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方式,梁武帝舍道事佛主要承担起了抨击道教的使命,但受儒、道联合批评佛教惯例的影响,此事同时具有了扬佛、抑儒、贬道的宗教功能。唐代佛徒对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叙事突出了宗教对抗关系,这是对傅奕等道教信徒攻击佛教的响应。     

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述论

河东柳氏家族是刘宋时期新起的雍州地方武力强宗，奠定其家族基业的第一位关键人物是柳元景。此后，其家族人物皆能依附新朝，追逐功名，与世浮沉，以保持其家族之荣显。柳氏人物重视孝义，宗族意识不断强化。随着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升，其家族显支受到了高门士族社会文化习尚的影响，其门风迅速雅化。齐、梁之间，柳世隆及其子孙多擅长玄谈、文学、弹琴和棋艺等，皆具名士气质，家族亦为高门士族社会所接纳，成为新兴门第的突出代表。     

东晋南朝庐江何氏与诸皇室之婚媾及其仕宦考述

庐江何氏本为魏晋之际兴起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成为门阀社会"高胄"、"荫华"的显赫门第,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兴盛局面。究其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关键在于其家族之婚姻与仕宦。就其婚姻而言,自东晋至宋、齐,何氏家族相继与诸皇族联姻,成为士族社会中的外戚世家。这使得何氏家族长期获得皇权的护佑。此外,作为高门士族代表,何氏家族虽不乏风雅名士,但各时期其家族都有致力事功的政治人物,如东晋之何充、刘宋之何尚之、萧梁之何敬容等,从而确立起其家族的政治地位。     

裴子野集团与梁武帝之关系

裴子野集团虽不是一个政治集团,但它与梁代的最高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除却旧交友善的关系,裴子野集团中人能得到梁武帝的倍受关注,就其原因而言,主要还是这批人在许多方面都与梁武帝理想中的文人极其相似,主张重学复礼,重质轻文等。同时,他们的史学著作和品行修养也奠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深得社会名流的称赞,也成为梁武帝理想中文人学者的典范。     

梁武帝与梁朝的藏书事业述论

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梁朝，社会稳定、物阜民丰、文化繁荣。在此形势下，梁朝的官私藏书事业极其兴旺发达，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梁武帝的治国理念、躬行垂范与奖励学术研究的文化政策密不可分。     

承传道统 赋为诗史——论李谐及其《述身赋》

文章通过对李谐生平及其《述身赋》的分析,认为李谐出使梁朝,于南北多年对立之后,在沟通南北来往、缓和南北对立局势和促进南北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贡献。李谐其貌不扬而多学有识、善于言辞,使南中得到梁武帝等人的高度评价,反映了南北两方都以传统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自居的心态。李谐的《述身赋》真实地反映了在南北朝战乱之际、尤其当北魏末年朝无明主、政治腐败、战乱频仍、社会普遍希望有人结束乱状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具有史诗的作用;在对少数民族没有"华夷之辨"的意识;在忠君与忠于国家一点上更重于忠于国家;这些都应该予以重视。     

梁武帝萧衍优遇宗族之举措及整饬门风之失败

梁武帝萧衍有鉴于宋、齐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争夺和相互惨害,为巩固其统治,他提倡儒家亲亲之道,对兰陵萧氏宗族特别是南齐宗室子弟多加优待,营造"情同一家"的和睦氛围。对嫡亲的兄弟子侄,梁武帝更是多加关怀,即便他们多有贪渎腐化、草菅人命等非法之行,甚至企图谋害梁武帝本人,或叛逃北朝者,梁武帝也一味宽纵。这导致其家族兄弟子侄间在表面和睦的外表下,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冲突,最终在侯景之乱中充分表现出来,形成家族间的相互残害。     

北朝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对府兵制形成的影响

北魏时期,因为军事需要,各地建立了乡兵组织。但到了北齐、北周时期,乡兵组织逐渐分化,北周在乡兵基础上建立了府兵制,北齐乡兵没有转化为政府军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北方种植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自汉武帝时期开始在黄河流域扩大的冬小麦种植到了北朝时在一些地区逐渐萎缩,粟豆又成为该地区的主粮之一。种植结构的变化,使农民的闲暇时间也有一定的改变,也使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一些制度发生了变化,府兵制在关中地区兴起就是其中的反映。在北朝时期,由于气候发生变化、战乱及关中地区降水量减少,冬小麦种植面积减少,农民闲暇时间增多,亦兵亦农的府兵制逐渐形成。而在关东地区,由于还普遍存在小麦的种植,这一地区的兵制没有发生变化。府兵制的出现,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帝师”与“佐命”：张良形象与南北朝初期的政治实践

西汉以后，张良的形象不断发生演变，从佐汉的谋谟之臣变成集天命与神仙于一身的历史偶像。晋宋之际的天师道建构张良与张道陵的血缘关系以契合刘裕的汉室苗裔身份，为刘宋“与道结缘”制造祥瑞，以达成便于传道与影响政治的双重目的。北魏的寇谦之则利用崔浩“自比张良”的行为，制造了一套“符箓受命”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汉代以来张良“授命”说的改造。天师道利用已非历史原型的张良形象，涉入南北朝的政治活动，也塑造了刘宋、北魏政权中长期存在而又沉浮不定的共同文化意识，并推动南北分裂的政权向着共同的文化目标前行。     

北魏静轮天宫研究——以《魏书·释老志》为中心

北魏静轮天宫为寇谦之改革北天师道的标志性建筑,是寇谦之新的成仙理论的具体实施。它是在继承和发展先秦以来神仙观念的基础上,结合汉武帝柏梁之流的建筑理念加以创制而成的。而太武帝灭佛,则与魏太子拓跋晃奏停建造静轮宫有最直接的联系。     

萧衍诗论略

梁武帝萧衍诗在南朝可称一家,存世数量较为可观。采取分类研究的方法,萧衍诗按题材内容可分为言情、写景、咏怀等不同类型,从中可见其创作手法、艺术风格。萧衍诗中言情一类尤有特色,因抒情主人公身份的不同,又可分为“描述体”与“代言体”两个子类。     

梁武帝代齐之前仕历考

梁武帝萧衍代齐之前的生平仕历,史书所载多不够详密.本文试对其自建元四年至中兴二年间共计二十年的仕历、行年作初步的考证,并对其间所涉部分诗文略加诠解.     

南朝声色与时代气象的构合——虞世南、褚亮、李百药诗歌综论

虞世南、褚亮、李百药三人所处基本相同的创作环境 ,承受着几乎相同的艺术文化风尚与文学传统 ,然而不同的生活遭际和性格特征造成了他们心理质素的差异和诗歌同中有异的艺术风貌 ,其诗风延承中的新变特色初步呈现出融合南北诗风以表现时代气象的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