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光大道》的文学史贡献

浩然的《金光大道》尽管有众多缺陷，但它以其恢宏的时空跨度和丰厚的社会生活容量，深刻的警示教育意义和较为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塑造为当代文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称得上是农村合作化叙事模式“终结者”浩然的终结之作。尽管浩然在文革期间受到江青的青睐，但现在并不能因此就反过来全盘否定浩然及《金光大道》的创作成就。不加分析，一味指责《金光大道》及浩然的创作是脸谱化、公式化、概念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脸谱化、公式化和概念化。     

论“文革”后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以《金光大道》和《千重浪》为例

在"文革"后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中,《金光大道》和《千重浪》是两部影响较大的作品。与《金光大道》相比,《千重浪》在直面"文革"现实、彰显"文革"理念、形塑"文革"美学方面似乎更为典型。其间大量存在的生活失真问题尤其是"家史诉苦"是最能彰显"文革文学"的政治化诉求及其内在本质的结构形态。     

披沙寨:我的伊甸园

当年，我到西双版纳去，很大原因是我对北京的“文革”联倦了。1967年，红卫兵已退出“文革”主流，我以最后的热情和朋友编了一本杂志——《准备》。尽管这刊物已从犯乱的政治转到了文学，尽管我在其中的小说《站在最前线》中极力讴歌了第一张“大字报”的诞生（据说《城市采风》一书称此篇关红卫兵文学先河），但还是被中央“文革”的某位大人物定为“反动刊物”，于是我微底厥倦了。于是1968年春节刚刚过，我上路了。坐了三天三夜火车，又坐了四夜五天汽车，西餐版纳到厂。出续前，北京的冬天造未遇大，然而一路南行，春季就被省略了。中…     

不可靠议论的话语表现形式——以《金光大道》为例

议论是叙述话语的重要类型之一,可靠的议论是小说发挥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的修辞建构,但不可靠的议论不仅无益于文本的思想、情感的表达,反而会消解文本语言的艺术性,乃至作家自己的艺术素养。以文革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作《金光大道》来分析,生硬议论对艺术真实性的消解;冗余议论对细节合理性的消解;点题式议论对作家艺术素养的消解。浩然的《金光大道》已经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尽管它表现出了优秀的民族语言的艺术特色,但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和限制中,其议论话语暴露出的创作硬伤,使其力图升华的政治意义在读者的审美意识中被抛弃,甚至被无情地诟病。     

与主流话语交响的个体言说——《金光大道》话语分析之一

浩然已经走完了他的人生途程,但他的小说《金光大道》在学界留下的话题并没有结束。在现有的研究和争议中,评论者大都围绕其政治倾向对其褒贬臧否,很少有人通过具体的话语分析,探讨其艺术上的成败得失。其实,在主流话语中融入个体言说,是这部作品的一种修辞形态,也是作品以其一定的艺术感染力,赢得广大读者认同的原因之一。     

当代文学农民塑造者——浩然的独特意义

浩然作为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他的创作横跨十七年、文革、新时期文学,创作轨迹遍布当代文学每个重要转折时期。研究浩然,是有效进入当代文学的渠道,是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农民形象的窗口,是理解工农兵文学方向的重要切口。     

“文革”主流文学论纲

“文革”结束至今已有20多年,但是对于这段时间文学的研究尚还没有全面而深入地展开.由“文革”文学入手,通过大量小说、诗歌、样板戏等作品探讨这些文本形式的观念意味以及当时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进而通过文学思潮的研究,展示“文革”文学产生的文化语境,并在最终层面上揭示出“文革”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及其运作的历史维度和内在的文化逻辑,这是我们研究“文革”文学的主要思路.本文的论述限定在“文革”主流文学范围内,主要指的是这一时期的公开出版物,既包括阴谋文艺,又包括图解政策的文学创作,以及被多次修改的样板戏等.     

阶级叙事的建立及其变调——以《金光大道》和《李自成》为中心

［摘要］“文革”时期的小说创作并非一片空白，在当时公开发表的小说作品中，作家浩然和姚雪垠在其创作实践中以各自不同的叙事策略尝试丰富固有的阶级叙事模式，或试图与之周旋，在有限的范围内维护文学的自主性，体现了特殊时代中文学与政治的复杂互动关系。     

文革主流小说的发生学探源

文革主流小说的发生、发展过程,不能不受到文革现实形势的影响。文革主流小说的兴起,主要发生在1971年后,这中间既有政治现实的原因,也有文学形式自身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革主流小说是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构建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而《朝霞》是文革中最知名的文学刊物,受众非常之广,本文将拟以《朝霞》小说为例证,来论述文革小说在构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作用。     

"文革"时期民间文学的文化阐释

“文革”时期受政治功利文化制约,权利文本文学缺失了文学的艺术精神和审美功能,蜕化为单纯的政治文化摹本、绝对权威话语的传声器。“文革”时期的民间文学经历了对主流文化从附应、怀疑到背离的三个流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学站在民性立场审视社会生活,不受权利政治的束缚还原生活影像,满足社会成员的审美需求,从而对“文革”社会文化形态作了准确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