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态贫困问题的几点理论思考

认识生态贫困是讨论生态扶贫的逻辑前提。把握生态贫困应当确立人的维度和生态的维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生态贫困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人的生态关系“恶化”而导致人的贫困。生态贫困是指人类因“生态”致因而无法从自然中获取必需的生存和发展资源陷于贫困状态中。它主要分为环境退化型、自然灾变型、能力脆弱型和行为后果型等四种生态贫困类型。生态扶贫要消除的是生态贫困。     

我国城市生态贫困问题初探

贫困的本质是指人类的某种或某些需要得不到正常满足的状态。生态贫困是贫困的一种基本类型。在界定城市生态贫困内涵的基础上 ,对我国城市生态贫困的特征、成因进行了分析 ,进而提出治理对策     

邻里效应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构建贫困脆弱性测量模型和Manski社会互动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邻里效应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我国农村地区贫困脆弱性处于较低水平，2017年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较2015年有所提高，同时呈现不同区域和个体具有显著差异、非贫困群体中存在高脆弱性群体的特征；贫困具有邻里效应，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当期贫困状态和未来贫困状态均产生显著不利影响，个体关联效应与社区情景互动效应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提高家庭人均纯收入发挥显著阻碍作用，对低收入群体发挥的阻碍边际效应明显高于高收入群体；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东北地区邻里效应对贫困脆弱性不具有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邻里效应对贫困脆弱性加剧边际效应高于其他地区。     

大庆市20年耕地面积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对大庆市1990～2009年耕地面积变化及其驱动力进行分析。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对耕地面积变化起主导作用的因素1990～1997年是复垦面积和油田开发占地面积1,997～2003年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人均GDP和复垦面积,2003～2009年是复垦面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农民人均纯收入、油田开发占地面积和第二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占主导地位,从1990～2009年长序列来看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复垦面积、人均GDP和油田开发占地面积。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复垦面积、废弃地利用面积和第二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对耕地面积变化具有正影响,其中废弃地利用面积最显著;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口占全市人口比重、油田开发占地面积和人均GDP对耕地面积变化具有负影响,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最显著。     

论贫穷和生态恶化的逻辑循环

过度消费的生态影响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而贫穷带来的消费不足同样会产生严重的生态影响,这个问题却未引起足够地认识。在这种意义上,贫穷也是另一种"污染"。在贫困和生态恶化的逻辑循环中,贫困是生态恶化的根源,消费不足是由贫困引起的,生态恶化是后果。文章分析了贫困地区生态现状及其原因,探讨了走出贫困和生态恶化的恶性循环的对策。     

草原生态补奖对贫困农牧户收入的影响

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农牧交错区355份农牧户微观数据,运用最小二乘与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补奖收入对贫困农牧户收入及其稳定性的影响,以检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助力农牧交错区脱贫攻坚的有效性。研究得出:(1)补奖收入对促进贫困农牧户增收,尤其是对促进贫困农牧户中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增收效果显著,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能够缓解贫困农牧户的贫困程度,具有显著的益贫效应;(2)补奖收入能够显著促进贫困农牧户牧业收入的增加,但对农业与非农牧业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表明草原生态补奖的益贫效应主要通过促进贫困农牧户牧业收入的增加来实现;(3)补奖收入能够显著促进贫困农牧户收入稳定性的提高,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能够抑制贫困农牧户返贫。基于此,农牧交错区在推行草原生态补奖的同时,应通过“草原生态补偿+牧业产业发展”的生态扶贫模式,合理地利用和发挥当地的牧业资源禀赋优势,从而更好地发挥草原生态补奖缓解贫困、抑制返贫、助力脱贫攻坚的作用。     

干旱区农业开发与生态贫困关系及对策研究

生态贫困是经济贫困与生态恶化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一个现象。新疆阿合奇县是典型的生态贫困区。通过对阿合奇县农户问卷调查,比较分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生态贫困区经济环境曲线,文中提出要改变生态贫困,就要促使农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走农业开发与生态协调发展之路,以科技进步促进生态贫困良性发展。     

生态扶贫研究

生态扶贫是我国扶贫攻坚进入精准扶贫新时代所推进的一项重大扶贫举措。基于贫困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多面的客观现象,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研究生态贫困的形成,将生态贫困界定为特定时空情境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地”维度上的剥夺及其制约“人”“业”维度的发展或导致彼此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和状态,进而提出生态扶贫的机理与路径。     

基于灰色预测模型的重庆市生态足迹动态分析与预测

生态足迹是近年来定量评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法.以重庆统计年鉴为主要数据来源,对重庆市2000-2007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时间序列的测度,并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对重庆市2008-2012年生态足迹做出预测.结果表明:2000-2007年,重庆市人均生态足迹从1.162 226 hm2增加到1.576 941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从0.487 810 hm2下降到0.447 831 hm2;生态赤字从0.674 416 hm2增加到1.129 111 hm2,生态赤字持续扩大,预测2012年人均生态赤字将达到1.617 362 hm2.对此提出了一些对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增加科技财政投入,提高单位面积生物生产量;控制环境污染;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控制非农建设用地规模;引导人们合理消费,提高资源利用率.     

基于治理视角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与农户生计困境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护区域生态功能、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短期冲突、生态红线区生态空间与农户生活空间的重叠、生态脆弱与贫困的交织等问题对生态红线的划定与落地提出了挑战。基于此，笔者以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面积占区域总面积较大的城口县和酉阳县为例，分析现行生态红线区生态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及生态补偿对这种冲突的缓解作用。研究发现：（1）现行生态红线区的生态政策确实对区域经济发展、农户生计造成了影响，使农户感觉到利益被"剥夺"，降低了生态权益的获得感；（2）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是有效改善红线区农户生计现状的重要手段，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府治理建议。     

运用生态足迹法对可持续发展的分析--以乐山市五通桥区为例

生态足迹模型通过一组基于土地面积的量化指标,测定现今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利用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的量来评估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是一种用来衡量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方法.论文基于对乐山市五通桥区生态足迹的测算,从供需平衡状况、供需结构等方面定量分析了五通桥区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状况.结果表明:(1)2003年五通桥区人均生态赤字2.001 hm2/人,人类活动对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影响己超出了其生态承载力,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亟需调整;(2)五通桥区人均生态足迹的供需结构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可用于人类消费的可供生态空间类型结构较为单一;(3)人均生态赤字的存在,进一步揭示了当前人地关系紧张的现状.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安徽省生态承载力动态评价

以2001－2011年安徽省统计年鉴为依据,刹用生态足迹模型对安徽省2000－2010年的生态承栽力进行了计算分析。数据分析表明,安徽省的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赤字分剐由2000年的1．4268hm^2、0．9408hm^2增至2010年的1．8769hm^2、1．4681hm^2;人均生态承载力由2000年的0．4860hm^2减少至2010年的0．4088hm^2。说明安徽省2000－2010年人类负荷超过了其生态承栽力,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对安徽省生态承载力开展研究,可为安徽省生态省建设及减少安徽省生态赤字提供参考。     

贫困县农户动态贫困实证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贫困县为例

利用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贫困县1999—2004年面板数据,研究贫困地区农民动态贫困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县农民长期贫困程度小于短期贫困,同时,农民收入不稳定,收入面临风险较大;不同地区导致动态贫困的因素及各因素对动态贫困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土地面积和家庭的基期、户主民族收入对两省区动态贫困影响都显著,土地面积大、基期收入高的家庭更容易远离贫困;丘陵、山区地形、户主汉族、没有扶贫项目都更容易使内蒙古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劳动力个数多、家庭负担重等因素更容易使甘肃省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因此,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应细分贫困类型,根据不同的贫困特点采取相应的减贫措施,并且将扶贫与低保结合起来,有效解决短期贫困和长期贫困。     

从生态人类学看宁夏南部山区贫困的根源——以宁夏西吉县为例

笔者从生态人类学角度,运用某些人类学研究方法,结合实地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分析了宁夏南部山区贫困的根源。笔者认为,生态人类学的整体观帮助我们从整体到个体地把握并研究生态、技术与人或社会之间的真正关系。从这一视角考察,我们了解到造成宁夏西吉县长期贫困的根源有以下几点:生存战略或生存方式极其有限;人口密度大,土地承载力过量;文化素质低下,科技知识贫乏。     

基于转子位置角预测的车用异步电机控制算法

以四川省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的农村贫困退出家庭为调查对象,通过对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分析,识别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户的稳定脱贫。引入贫困退出的持续时间临界值以及多维度脱贫临界值,对稳定脱贫进行动态测度。研究发现,随着稳定脱贫持续时间的延长,贫困退出发生率、稳定脱贫广度指数以及动态的稳定脱贫指数均有所下降,且存在区域差异。从稳定脱贫指数的分解看,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维度对稳定脱贫贡献较大,人均纯收入、医疗保障和收入结构等三项指标是当前农户稳定脱贫的的主要贡献因素。因此,农户家庭长期稳定脱贫是多因素综合的结果。     

绝对贫困和主观贫困抑制还是激发农民政治参与？

以我国5省(区)10县1 000户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通过建构多维分析框架探究绝对贫困与主观贫困对农民政治参与的抑制效应或激发作用。研究发现：在当前农村政治环境中的不同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的抑制效应都不显著,但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在国际3.1美元贫困标准和2010年国家贫困线下,绝对贫困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均有显著抑制效应。不仅如此,无论贫困标准高低,绝对贫困对农民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正向自洽的抑制效应都不明显,然而在中等以上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均可显著抑制农民高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的正向自洽。此外,主观贫困标准虽对农民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和高层次政治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但对他们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和高层次政治参与态度有明显激发作用;而且农民主观贫困标准越高,越能促进其高、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的正向自洽。     

地域因素对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采用2001年河南省和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资料,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域因素显著地影响着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同时也证明,农村非农劳动力数量与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越高。     

2004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发展概况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3% 根据对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贫困监测调查(下同),2004年,扶贫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582元,比上年增加176元,增长12.5%,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7.3%。增加额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6.1%,增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一)人均农业纯收入增长1 6.3%。2004年扶贫重点县农民人均家庭经营     

运用生态足迹法对可持续发展的分析--以乐山市五通桥区为例

生态足迹模型通过一组基于土地面积的量化指标,测定现今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利用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的量来评估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是一种用来衡量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方法。论文基于对乐山市五通桥区生态足迹的测算,从供需平衡状况、供需结构等方面定量分析了五通桥区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状况。结果表明:(1)2003年五通桥区人均生态赤字2.001hm2/人,人类活动对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影响己超出了其生态承载力,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亟需调整;(2)五通桥区人均生态足迹的供需结构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可用于人类消费的可供生态空间类型结构较为单一;(3)人均生态赤字的存在,进一步揭示了当前人地关系紧张的现状。     

基于生态足迹的安徽省耕地生态补偿评价

利用生态足迹理论和生态补偿理论对安徽省耕地生态补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耕地生态补偿量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由2001年1.614亿元增长到2015年15.498亿元,每公顷耕地的补偿则由38.3元增长到263.7元;耕地生态补偿整体呈现出"北高南低"和各地级市呈现出"中心城市低,周边县高"的空间格局;耕地生态补偿价值总量主要受到生态赤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水平的影响,且三者对耕地生态补偿呈正相关关系;耕地生态系统被破坏的潜在可能性在增加.进行耕地生态补偿研究,对保护耕地生态,提高农民耕地生态保护意识,保护农民权益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并为安徽省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