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礼器与礼乐制度的历史沿革

礼器是西周统治在举行礼典时的礼仪器具，是礼制的物质形象载体和化象征。礼乐制度的历史变革外在体现为礼器的变化。礼器体制的沿革蕴含着丰富的礼制内涵。从西周到春秋战阂，是礼乐体制从建立、成熟到衰退、崩溃的整个历史时段。“器以藏礼”，“礼”内涵的变化即礼器的变化。     

论礼数与礼意的统一

在具体的礼典仪式中,无论是礼器,还是礼的仪节,都有一定数的规定,它是构成践礼活动必不可少的要素。任何单方面强调礼数的优先性,或礼意的重要性的观点,都是片面的。践礼主体的人,作为礼仪规则的表现者,他与礼的数度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礼数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礼的完成。只有行礼者的礼数与其名位相符、与其表现的礼意相符,才能恰当地揭示礼的形式及其内容之间的显现与被显现关系。     

礼器略说

礼器作为礼学传统中的一个概念,因被用于多种语境而致意义所指不一,给礼学的结构理解和实践操作带来了很多困扰。以《礼记·乐记》所论之礼学三要素“礼情”(礼意)、“礼文”(礼仪)和“礼器”为据,结合中华礼学发展史和当代人类学对民间礼仪活动的田野观察,对其所述的“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加以分疏,可发现传统礼器的概念应包括用来进献给行礼对象的实物和承载此实物的“包装”,以及寄寓在此实物及“包装”上的等级制度和文彩形态三个部分。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器以藏礼:汉碑文化意蕴概述——以曲阜汉碑为例

碑刻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器物。作为书写记录的媒介载体，碑刻不仅承载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礼乐文明，而且是“器以藏礼”的重要表征。以曲阜汉碑为例，从“器以藏礼”这一礼制造物的视域来探究汉碑作为礼器生成的观念，揭示汉碑作为儒家的象征物——礼器在公共空间里所蕴含的儒家德政、孝悌、忠诚等观念，从而昭示出儒家思想中人生价值追求、伦理观念、生命智慧与美学理想。     

论李光地的礼学思想

李光地礼学在继承儒家礼学传统的基础上,主张顺应社会形势,合于人情,同时保存古礼精神,回归"缘情制礼"、"礼以义起"的礼学思维.李光地不仅阐发"礼义",而且注重礼器之用,这表现在他的个人伦理道德修养上,也体现在他的社会教化活动中,由此真正将"天道性命"落到了实处.这样,李光地礼学兼顾了礼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丰富的现实意义.     

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与逻辑结构(上)

礼义、礼仪、礼制、礼度是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也是其学说得以建构并付诸实践的保证。其中体现的逻辑关系是:礼义概括礼的本质特性,是礼仪、礼制调整的内在规定,而礼度正是体现这些规定性的理论空间和实践尺度。礼仪是礼在天人、朝政和人伦交往中程序性的活动,礼制则是在礼器形制、数量方面的规定。四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从理论层面、程序过程、器物使用和调整原则等四个方面维持了礼的运行,使之成为延续数千年并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行为。     

朝鲜王朝大射礼研究——以《大射礼仪轨》为中心

以记录朝鲜时代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筹备、施行过程的《大射礼仪轨》为中心,采用文献资料法,在介绍大射礼在朝鲜半岛传播及与施行情况的同时,对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的历史背景、礼器用具、仪轨构成等进行展析,力图再现朝鲜时代大射礼的基本样相,为大射礼的发展与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参考。     

简论俞正燮的伦常观

俞正燮作为嘉道时期著名考据学者,在对社会伦常问题展开探讨时,继承发扬戴震所开创的皖派考据学治学范式,力图通过考字词以求道,同时结合清中期礼学研究的热潮,从礼制、礼意、礼器等多方面展开考察,重省社会中君臣、父子、师生等人伦关系。分析俞正燮的伦常观,可以发现他通过对考据内容的选择、考据再诠释等方式,延续早期启蒙学者所探讨的话题,部分继承他们所提出的价值观念。这也再次证明晚明以降所产生的早期启蒙思想发展至19世纪初期并未消亡,而是在历史的洄流中曲折前进。     

古代礼学文献的分类及其学术意义

由于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存在分歧,礼学文献的分类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在总结前人的礼学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可以将古代礼学文献按照其所在古籍类型分为十类：周礼类、仪礼类、礼记类、礼典与三礼总义及通礼杂礼类、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史部礼类文献、子部礼学文献、集部礼学文献、方外（佛教、道教）礼学文献、出土礼学文献与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相关的礼类文献。相比以前的分类,此种分类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古代礼学文献,打破了以前礼学专属经学的惯性思维,体现出礼学文献资料遍布经史子集而存在的特点,同时这种分类法有助于当前礼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     

论礼的有意味的形式--以荀子的饰论为例

礼是荀学的核心观念.荀子从礼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本质两个方面论证了礼的合法性依据.礼的外在形式具有缘饰人性的功能,它既可以满足人性对审美的欲求,又符合政治生活中辨异目的.通过对礼义的学习,以及礼对人恶劣情欲的抑制,在逐渐积善和化恶中,促使人的气质发生变化,从而使理想人格得以养成.     

王阳明崇礼理念与礼之践行思想探析

王阳明是心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但其礼学思想本质上是实学,具体表现为礼之践行层面。王阳明礼之践行思想主要表现为五个层面。崇礼：开口向人谈古礼;解礼：阳明认为礼根于心而一本者也;习礼：导以德而训以学;修礼：慎独先行与正心修礼;践礼：动容中礼与礼简易行。阳明礼学思想中的解礼、崇礼、习礼、修礼、践礼五个层面最终是为了礼之践行,凸显了阳明礼学思想的经世致用性与实学特质。     

敦煌孟姜女变文与招魂祭祀

在敦煌变文、曲子词等俗文学写本中,孟姜女不仅是杞梁之妻,同时也是众多无祀亡魂的司祭者。敦煌伯希和5039号残卷变文中,长城下众髑髅与孟姜女的对话,既承接了自庄子以来的髑髅文学传统,也反映了唐代招魂祭祀、安抚孤魂的信仰习俗;变文末尾,孟姜女宣读了一篇具有通用文书性质的祭文,以酒食祭飨孤魂。"丈夫远征不归的悲哀"固然是孟姜女故事在唐代突变的时代背景,杞梁之类的孤魂救度也是推动故事传播变异的原动力之一。敦煌孟姜女变文是从招魂仪式向祭祀演剧进化的一种中间形态。孟姜女的祭司身份在乡村祭祀演剧中至今尚有遗存。     

中国古代冠礼的道德意蕴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作为一种伦理制度,一直支配着传统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并起着化民成德的作用.有"礼之始"之称的冠礼在古代中国地位非常重要,它在帮助个体顺利跨越人生的不同阶段的同时又引导其进入礼的社会语境.冠礼是以仪式为载体的"成德之教",通过具体而生动的礼仪活动来启发和教育个体,为社会培养合格的社会成员.冠礼具体仪节所蕴涵的道德精神,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古代神魔小说中的宝瓶崇拜及其佛道渊源

明清小说宝瓶神物崇拜广义上也包括宝罐及瓶状器物,如如意瓶、杀敌瓶、囚敌瓶等。作为神魔小说一个重要艺术机杼,直接来源于佛经文学叙事及道教法器信仰。宝瓶与现世兵器有多重区别,审美价值在于:使夸张特定人物的超自然能力更为可信;适合妖怪多"谪仙"下界的身份,不至使其因杀戮过甚难于收场,"暂困"还不至于亵渎"超级英雄"和天将们的尊严;宝瓶类兵器内深藏不露的隐秘性,以"瓶中世界"展演了佛教空间观,开辟了神魔叙事更多的空间世界和艺术表现力,同时其多与咒术、符等相结合,体现了佛教"不杀生"而使敌手在囚禁中"自灭自毁"思想,较大程度上减少了利用宝物屠杀"生灵"所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礼学”思想的实践价值

中国礼学思想经过了祭礼、礼学、礼治和礼仪四个阶段的发展,其合理因子至今仍对社会产生影响。其“不学礼,无以立”的培养伦理本位,“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培养目标,“人是礼仪的存在”的生活化培养途径,“克己复礼”的内外双行为培养准线,对现今以就业为导向、过度注重技术训练、忽视人文素质培养的职业技术教育尤具现实意义。     

洁净的追求:点灯花仪式的民俗文化意义

华北地区的各种民间祭祀仪式中常包含有点灯花的活动,有时它也是一种独立的祭祀活动。其基本功能在于,它能除凶解净,祓除不祥。     

欧洲民间童话中的分离主题

作为一种文化原型,原始社会的成年仪式对成长型民间童话的叙事形态具有深远的影响。成年仪式包括分离、过渡、融合三个阶段。作为成长故事起点的分离,在文化特性和功能上与仪式的分离阶段就存在一定的对应。文章应用原型批评的方法分析了欧洲民间童话中的分离主题,指出分离的动力在于家庭职能的衰微和物质的缺乏;森林与异界构成外在的分离境域;内在的精神分离表现为性禁忌与神圣禁忌。这样,就从文化的渊源和人类的基本心理模式中揭示了有关分离的文学主题与叙事模式的衍生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