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莱尔马赫对当代西方译论的影响

通过施莱尔马赫与功能学派赖斯、解构学派韦努蒂和阐释学派斯坦纳的关系分析，发现施莱尔马赫的理论对当代西方译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施莱尔马赫对当代西方译论的影响是多维的、动态的；施莱尔马赫的影响绝非出于偶然，而是翻译理论家对新的理论框架的追求在施莱尔马赫思想中找到结合的契机。     

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的哲学溯源

通过对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进行哲学溯源,发现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与其哲学视界紧密关联。他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和阐释哲学方面独到的见解无不影响其翻译理论的形成。追溯施莱尔马赫的哲学思想是理解其翻译思想的重要途径。     

辩证解释学:施莱尔马赫与伽达默尔的初步比较

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辩证性和对话性对伽达默尔诠释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辩证性和对话性及其关系可从四个方面阐释:严格的解释实践与不严格的解释实践、语法解释与心理解释、解释学循环、我们能比作者理解他自己理解得更好。这四个方面的思想都对伽达默尔诠释学思想的形成有所影响,从解释学的辩证法方面来对施莱尔马赫与伽达默尔进行比较,比较异同,评述关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辩证解释学方面,施莱尔马赫堪称伽达默尔的先驱,他开启了西方解释学后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伽达默尔继续开拓这个思想方向并使之发扬光大。     

论施莱尔马赫的“对宇宙的直观”——对《论宗教》的一种解读

施莱尔马赫早期宗教思想以《论宗教》为代表,"对宇宙的直观"概念是在这一著作中提出的,施莱尔马赫认为这一概念是宗教的本质,与另一概念"情感"紧密相连,而且是理解全书以及早期宗教思想的关键。同时,"对宇宙的直观"也是一种研究神学的方法,开创了宗教现象学的研究方法。     

精神的宗教反对个体的宗教——黑格尔在早期著作中对施莱尔马赫的批判

1801年，黑格尔在自己第一部公开印刷的作品《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中对施莱尔马赫的情感和直观概念提出了哲学批评。事实上，黑格尔在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之前，就已经在宗教历史维度发现了情感概念的有限性。这两种看法一并体现在1802年的《信仰与知识》中。在黑格尔看来，施莱尔马赫忽视了两个问题:首先，被动的宗教情感只能作为个体，而无法作为伦理共同体起作用;情感性宗教所达到的和解，只是或许会以小社团的方式实现的原子式和解，而不是“精神”意义上整体性和解。其次，《论宗教》既没有在技术上把直观和反思以有机的方式组织起来，也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反思总是停留在直观和情感之外，并对之构成限制。     

论施莱尔马赫对基督教原罪教义的反思与重释

原罪教义是基督教教义体系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是整个基督教信仰赖以形成的理论根基.从西方基督教思想传统来看,奥古斯丁有关堕落和原罪的学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且影响深远.然而,正是施莱尔马赫对传统“奥古斯丁模式”原罪理论的持续反思,重新修正了这一有关原罪问题的经典理论.在当代宗教哲学家约翰·希克看来,施莱尔马赫是神正论“爱任纽模式”的最主要代表,这一模式有效替代了充满诸多问题的“奥古斯丁模式”.本文试图结合施莱尔马赫有关原罪问题的具体阐述和主张来论证这一看法的合理性,指出其基本特征和理论实质,并进一步揭示出这一模式转换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在深入理解和阐释施莱尔马赫基督教思想方面所带来的一系列重要启示.     

青年施莱尔马赫的康德伦理学研究

＂现代新教神学之父＂施莱尔马赫早年在发生信仰危机之后转向了当时的哲学,尤其是康德的批判哲学。与当时的学者专注于康德的第一批判不同,施莱尔马赫主要考察康德的第二批判,严厉批判了康德的道德学说,尤其是其至善理论和先验自由学说,并提出了自己的尚未成熟但在随后的年代发展完善的至善学说和决定论。     

论施莱尔马赫宗教本质思想的意义——对《论宗教》的思考

施莱尔马赫认为宇宙是宗教的对象,宗教的本质既不是思维也不是行动,而是直观和情感.这就使宗教不再属于形而上学和道德学的领域,从而提出了不能用判断真理的标准判断宗教的合法性问题.同时这也开创了近代德国哲学-宗教哲学非理性主义的传统.用直观和情感界定宗教,实际上是从人的角度界定宗教,施莱尔马赫也就成了宗教人本学的先驱.     

阐释学对译者主体性的解读沿革

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在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译者这一主体却总是被忽略。在阐释学理论的视角下,译者的主体性得以彰显。基于此,以阐释学主要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和斯坦纳的主要思想为理论发展脉络,分析阐释学框架下对于译者主体性的解读。研究发现：施莱尔马赫首先看到译者的主体作用,伽达默尔和斯坦纳则分别从宏观与微观层面描绘了译者的能动性。     

论施莱尔马赫宗教本质思想的意义－－对《论宗教》的思考

施莱尔马赫认为宇宙是宗教的对象，宗教的本质既不是思维也不是行动，而是直观和情感，这就使宗教不再属于形而上学和道德学的领域，从而提出了不能用判断真理的标准判断宗教的合法性问题，同时这也开创了近代德国哲学－宗教哲学非理性主义的传统。用直观和情感界定宗教，实际上是从人的角度界定宗教，施莱尔马赫也就成了宗教人本学的先驱。     

专题弁言：从施莱尔马赫到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神学的时代研究

施莱尔马赫提出,宗教的对象是宇宙以及人与宇宙的关系。为此,他殚精竭虑探索宗教“源自何处”和宗教为何“必不可少”的问题。笔者把它们概括为宗教的独立性与宗教的合法性,并认为这是哲学神学的两项重大成果。哲学神学提出并践行从关系的维度考察宗教的新视角,开辟了给宗教定位的新思路并对宗教做出了较为恰当的定位,为人们怎样认识宗教做出了重大贡献。就其与康德哲学的关系来说,它们表明施莱尔马赫继承了康德哲学的优秀遗产,但在宗教的问题上他又不是康德道德宗教的拥趸。     

施莱尔马赫对康德道德神学的批评——基于对《论宗教》的研究

在《论宗教》中,施莱尔马赫以形而上学、道德与宗教的关系为基点,通过重新厘定三者的关系,批评康德的道德神学体系让上帝的存在成为"公设",道德成为宗教的基础,从而使得宗教失去独立性。施莱尔马赫以直观和情感界定宗教,从而为启蒙时代宗教走出困境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荀子批判理论与西方诠释学

与西方的施莱尔马赫或加达默尔所构建的诠释学体系相比较，荀子的批判理论可谓既符合诠释学的一般标准，又具备自身的独有特质。荀子及施莱尔马赫等人均认为主观成见的存在是诱发误读的根源，但他们避免误读、处理成见的方式却各有差异；同时他们还都相信，任何理解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某种正当成见的参与，但对于这种正当成见的规定，各家也不相同。荀子理论系统中的正当成见是其所谓“道”，虚一而静是理解者确立“道”的具体方式。在诠释《诗》、《书》典籍和百家之言的过程中，荀子实践了他的批判理论。     

施莱尔马赫异化翻译策略之历史文化成因探究

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理论,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成因。从如何对待异域文化来讲,施莱尔马赫强调保留和尊重异域他者语言文化。异化翻译策略作为一种文化理念,还体现了德国的精英主义意识,与当时德国抗击法国霸权主义文化密切相关。正是通过翻译吸收他者的语言文化的异质性,德国积累了文化资本,构建了自我民族认同。     

论施莱尔马赫的自我意识理论

考察现代神学之父施莱尔马赫的自我意识理论,发现在他那里,情感(直接的自我意识)主要有三层含义:道德觉察、为各种能力奠基的综合活动以及对无限者的把握.通过阐释后两层含义及它们的关系,来探讨施莱尔马赫自我意识理论的贡献及其局限,并寻求可能解决的途径.     

论伽达默尔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在追溯伽达默尔哲学的理论渊源时,由于伽达默尔本人高举“哲学解释学”的大旗,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他与狄尔泰乃至施莱尔马赫这样心理学色彩浓厚的解释学家联系起来。其实,如果说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一种成熟的、成型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话,那么,这种新颖夺目的的现代历史哲学与     

论黑格尔美学体系的形成——《美学讲演录(1820/1821)》的文献意义与体系价值

艺术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一直是黑格尔艺术哲学的难点，黑格尔《美学讲演录（1820/1821）》这份讲稿是研究此问题的重要进路。由于这份文献是黑格尔未正式发表的讲座稿，在中国国内黑格尔美学研究中更是少有提及，因此具备较大的文献学意义。这份文献是黑格尔柏林时期第一次讲授美学的纪要，因而有助于勾勒黑格尔思想发展的线索。依据黑格尔的规定，在艺术作品中，美成了理念的现实存在，这种理念在美中保持自身绝对同一性的力量，被黑格尔称之为自由。在艺术作品中，精神第一次真正达到了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尽管并不是精神发展的顶峰，但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任何时代，艺术都是维护人类本真自由最核心的方式之一。     

人性的教牧--施莱尔马赫与启蒙的困境

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进入鼎盛时期。但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精神出现全面衰退,启蒙陷入困境。施莱尔马赫从时代的状况出发,将这一困境的根源归结于"理智和实际的人"跨越了启蒙的界限,要求消除宗教。为解决启蒙的困境,施莱尔马赫将人性和宇宙关联,以神性的宇宙观为前提,将人性的本质设定为"两种对立的力",并提出"人性的教牧"的思路。然而,由于抹去了西方古典传统中人性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走向普遍的人性完善最终只能是美好而无法实现的愿望。     

青年施莱尔马赫的形而上学研究

在泛神论之争中,雅可比认为斯宾诺莎主义哲学与基督教有神论相对立,前者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唯物主义,进而导致宿命论和无神论。施莱尔马赫则通过对斯宾诺莎哲学的新诠释,在无神论与传统有神论之间开辟了第三种可能性,它以后康德的斯宾诺莎主义表现出来,共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有机的一元论、彻底的决定论和批判的实在论。     

康德与施莱尔马赫至善学说评析

至善问题或者说德性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是康德和施莱尔马赫伦理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而二人对该问题的看法却迥然不同.康德论证了德性和幸福虽然具有不同性质,但是仍然可以作为至善的两个要素达到协调一致.施莱尔马赫严厉地批判了康德把二者联结起来的做法.他认为德性与幸福是相互冲突的,至善只有排除经验性的幸福要素,与道德法则相一致,才能真正有意义.康德和施莱尔马赫的至善学说都既有深刻的洞见,又有明显的缺陷,比较二人观点的得失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德性与幸福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