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的我国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我国真正意义上应用西方的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是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虽然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明显,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但其他方面如拉动民间投资与消费等不尽如人意.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过程中,许多可能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旧有制度,在向新制度变迁时,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梗塞,甚至出现政策的作用机制发挥失灵.笔者建议,目前的中性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应注意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改革,在政策手段上应减少公共支出,多运用税收这一调控方式.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缺陷性分析--兼对目前中性财政政策的建议

积极财政政策执行以来,国内理论界对其效应进行了很多分析,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显著论、一般论、无效论。[1]笔者观点虽然积极财政政策在促进社会稳定,实现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方面作用很大,但其他如拉动民间投资、消费和城市就业等方面却不尽人意。原因何在?通过对我国制度安排的分析,笔者认为许多可能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旧有制度,在向新制度变迁时,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梗塞,甚至出现政策的作用机制发挥失灵。在对制度约束下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研究后,笔者提出当前实施的稳健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同时在政策手段上多运用税收调节手段。     

试论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

从１９９８年开始,为了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中央政府加大了以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的力度,财政政策也是今年及未来几年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为了使财政政策效果得到较好的实现,必须要走出有关财政政策认识上的几个误区。从政府的角度看,制定财政政策首先需要明确财政政策的目标。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目标应主要放在三个方面,即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为实现财政政策的目标所采取的政策手段应是多管齐下,具体包括：预算结构的调整、税收手段和财政支出手段。另外,在财政政策手段的执行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相关的问题     

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新思考

经过3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出现转机,宏观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由于受消费需求不足和民间投资下降的制约,经济增长速度不快.财政可利用财政贴息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价格与消费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手段,调动内需的增长.     

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取向及其调整

我国近几年来财政政策的推行实际上都遵循了相机抉择的反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相机抉择行动之所以能够在稳定经济方面产生显著的效果,与长期的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和尚未市场化的利率制度是分不开的。随着自由浮动汇率和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的稳定功能将日益减弱。为此,中央政府有必要对现行财政政策的执行内容和方式加以调整,逐步回归年度平衡的财政预算,加大我国累进所得税制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力度,以适应良好宏观经济管理的新要求。     

关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思考

1 998年以来 ,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但是由于在财政政策的实施的重点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方面 ,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及税率方面存在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客观因素 ,使得目前我国仍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本文试图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来解决经济环境中的这些矛盾。     

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扩大内需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手段。本文从我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入手, 重点探讨目前政府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政策的侧重点为何放在财政政策上, 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何主要采取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的措施, 以及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应注意的问题     

论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下半年以来 ,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这一政策的实施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基础设施状况大大改善 ,产业结构、经济布局得到优化和改进 ,国民经济持续增长趋势得到保证。但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政策 ,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搞清它与“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政策的联系与区别 ,坚决避免经济“滞胀”局面的出现 ;必须贯彻市场经济的思想意识 ,努力克服政策与制度上的矛盾 ;必须制定相关配套的政策 ,与之呼应 ,力避“单打一”的后果     

提高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效果的对策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被正式提出作为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经济手段。当前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运作情况是财政政策的效用递减局面已出现 ,货币政策功能的发挥也因缺乏完善的市场传导机制和信用制度而受到限制。鉴于二者对经济有不同的作用 ,各行其是必然会产生摩擦 ,降低效果力量 ,故本研究提出应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连接点———国债的功能 ,加快有关体制与制度的改革 ,稳中求变 ,在动态中将两者有机协调起来 ,提高其运作效果     

我国的财政政策不应长期化

财政政策在我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存在着长期化的趋势.本文在肯定财政政策的作用的同时,指出了它是一项短期的经济政策,如果长期实行这项政策将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产生消极的影响.本文还对我国实行财政政策的时机和程度进行了分析.     

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对策思考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有一定的实施背景.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存在其局限性和负面影响。本文从国债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外资政策、民间资本等几个方面提出了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相关对策。     

促进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

针对辽宁县域经济的发展存在的城镇化进程缓慢、农业产业化水平低、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迟缓、市场化程度低等诸多问题,通过对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政策制度是阻碍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提出了从调整财政政策入手,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和加强各项支农的财政政策等促进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性财政政策下的地方税系改革

中性财政政策的本来含义是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对社会总供求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在该思路指导下，对地方税系的房地产税、社会保障税和环境保护税的改革进行可行性设计。     

货币政策传导、制度背景与企业资本投资

宏观经济政策通过不同渠道影响微观经济行为,而这些影响在不同制度背景下又具有显著差异.文章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技术,研究了不同制度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对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两类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均与资本投资正相关;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资本投资对两类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均更具敏感性;货币渠道对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的正向影响更强;而信贷渠道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的正向影响更强.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效率提供了一定依据.     

从“积极”到“稳健”——中国财政政策的适时转型

稳健性财政政策的科学内涵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当前提高稳健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在税收方面,推进税制改革,加强税收征管;在支出方面,调整支出方向,做到有保有控;在国债方面,应逐步减少需发国债资金和数额;在财政政策的功能方面,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的系统分析

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不仅应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政策工具的作用,更应充分考虑我国财政政策运行的实际情况。本文利用政策科学的系统决策模型,运用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理论,尝试从我国政策主体(政府)、政策工具、政策对象和市场环境等多角度对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     

论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转变

随着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 ,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必须进行相应的转变。财政支农的目标要从增产转为增收、从直接生产目标转向生态环境目标 ;财政支农的重点应是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农业科技教育和农业结构调整 ;财政支农的方式应从价格支持逐步向收入支持转变 ,并采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农业持续发展     

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效支撑，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更加离不开这一支撑。当前，我国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效率普遍不高，这对县域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直接的影响。要加快县域金融的发展，首先有赖于明确县域金融效率的外延和内涵，明确县域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措施。本文在实地调研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涵盖市场运行效率、政府行为效率、金融生态效率三大维度的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效率综合评价体系，以期对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效率问题相关研究进行有益补充，为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路径和参考。     

基于风险规避的中小企业财政政策

针对中小企业发展中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运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财政政策的风险规避机理,提出政府应该从中小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角度出发,制定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风险规避型财政政策。该结论可以提高财政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有效性。     

新两田制：为何及如何可能？——基于4个村庄应对金融危机有效性的比较

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反观当前农地制度的有益视角。由于地域差异明显，各地农地制度的安排与实践也有明显的区别，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应对金融危机的实践形态。对比分析这些实践形态可以发现，农地承包关系的灵活抑或刚性、农地产权的集体所有抑或私有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从公平与效率两者结合的角度出发，构造一种将农村耕地划分为相对刚性的口粮田以保障农户的基本生存和相对灵活的机动田以保障农户的农业生产，并随人口变动而实现农户个体内部的口粮田与机动田自行补充的“新两田制”，有利于农村社会和整个国家应对危机，并为其处理危机赢得了相对宽松的时间与空间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