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高僧传》与《续高僧传》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之异同

梁慧皎的《高僧传》,以弘扬僧人的理想人格,达到传教护法为目的;道宣的《续高僧传》以弘通佛法要义为首任,重在“会正解而树言”。二者虽在写作过程中都具有史家的眼光和“实录”的精神,但在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上却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深入了解慧皎和道宣为僧人立传的意图和价值取向,从体例结构、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等维度探析二者的异同。     

论班固史传文学的成就

班固创作了《汉书》,是杰出的史传文学作者。我国史传文学源于先秦历史著作。在汉代成熟也在汉代繁荣;尊重历史真实,将真、善寓于美之中,追求叙事写人的艺术效果是其创作特点。班固写《汉书》,创立了断代史传,塑造了汉代人物形象,开创了新文风。《汉书》写得成功的人物集中在武宣以后,小人如朱买臣、忠臣如苏武、奸佞如王莽、叛徒如李陵,等等,他们是史传文学的人物画廊中的典型形象     

《史记》心理描写探讨

《史记》在前代史书的基础上“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司马迁欤。”《史记》既是我国史学的发端,又是我国史传文学之滥觞。《左传》、《国语》、《战国策》尽管也写人,并取得了—定的成就,但这些书中的人还只是历史事件的附庸,在叙事过程中被顺带地描绘。人物多举动而少思想,描写多片断而不集中,所以这还算不上史传文学。史传文学的建立以《史记》为标志,是因为书中人物形象比较丰满了,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一些初步的表现人物的条件。如人物外貌神态的勾勒,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人物性格特征的刻划,作者感情意识的渗透等。而其中人物心理活     

佛教“格义”法的起因

“格义”是佛教讲经时采用的一种方法,始于东汉之末,盛于魏晋,是中国早期佛教的一种奇特的现象。慧皎《高僧传》说:“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竺法雅传》)《世说新语》载殷浩读佛经,但不解事数之事,刘孝标作注云:“事数,谓若五阴、十二入、四谛、十二因缘、五根、五力、七觉之属。”(《文学篇》)因     

论六朝杂传对史传叙事传统的突破与超越

六朝杂传 ,在继承史传长期发展中累积起来的叙事经验的基础上 ,于叙事事类的选择与运用、叙事方式与叙事风格等方面 ,突破了史传叙事的传统范则 ,超越了史传的叙事水平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言”、“事”关系的分合与流变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言"、"事"关系始终处于复杂的变化状态。《尚书》虽以记言为主,但记言的背后皆有本事,未尝离事而空言。《尚书》总结历史经验、宣讲道义以资经世致用的《书》教之旨奠定了书史的精神传统。《春秋》创立编年史法,但有叙事而无记言。《尚书》中以记言形式表现的《书》教之旨在《春秋》中通过"春秋笔法"表现出来。针对《春秋》叙事的过于简略,《左传》对其进行了补充。《左传》叙事"言事结合"、"以事为主",史传文学中的三类"言"体基本定型,比例趋于合理。《国语》《战国策》又出现了以"记言"为主的倾向,表现了史家在"言"、"事"取舍中的徘徊。"言"、"事"关系在《史记》中又有新的变化。《史记》以人物纪传为叙事方式,记言文字分化为四种形态。而一以贯之的书史精神在《史记》中除了"寓褒贬论断于叙事",还由记言中的"太史公日"来承载。《史记》《汉书》以后,以叙事为主的纪传体成为书史正统,但"言"与"事"的比重权衡及其消长演变一直伴随着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     

《高僧传》的史料、语料价值及重新校理与研究

由于佛教东传 ,我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之史书以僧人传记最为发达 ,见之著录者凡数十种之多 ,但后来大多散佚。梁代慧皎所撰《高僧传》是目前完整保留下来的我国最早的一部僧传 ,因此它不仅是研究六朝史的重要文献 ,同时也是研究中古汉语的宝贵语料。目前通行的中华书局 1992年版《高僧传》由汤用彤先生校点整理 ,应该说是一个较好的本子 ,但由于种种原因 ,其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故有必要重新进行校理与研究。     

傅大士弟子慧和小考

傅大士弟子慧和，事迹主要见于南宋楼炤所编《善慧大士语录》。隋代注疏和唐初道宣撰《续高僧传》中有“和阇梨”“和禅师”的零星引文和记载。排比史料可知，存在一个活跃于南方的和阇梨，此人是傅大士的弟子慧和，他早年在建康求法，后来到广陵、晋陵、会稽等地讲法。大同六年以后，主要活跃在东阳乌伤一带，卒年略早于傅大士。其北上邺城的经历，在《续高僧传》有所暗示，或许出于道宣误判，又据北宋初年刊刻的《善慧大士小录》，可以断言《语录》相关记述为后世杜撰。     

试论慧远对佛教因果报应学说的发展

慧远(公元334—416年)是我国历史上一大奇僧,其一生大致与东晋王朝相始终。据[梁]慧皎《高僧传·释慧远传》载,慧远“弱而好书,珪璋秀发……故为少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伟,风鉴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后削发出家,师从道安受业,“既入乎道,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续昼”,然亦不废俗书,而是利用俗学功底为其传道护法活动服务。以后离别道安南下,于庐     

隐而不退的叙述者——从叙事视角的转换看汤显祖戏剧的改编艺术

“临川四梦”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唐代小说。汤显祖在改编唐人小说之际,对其叙事视角也加以改造。相比之下,唐代相关小说《霍小玉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离魂记》显示了丰富多样的视角操作艺术,并以多视角叙事为主,汤显祖则根据戏剧舞台演出的需要,在叙事视角上通过八种手段将叙述者隐身于戏剧人物之中,使戏剧中的许多人物具有了显在的叙事功能,这种替身的叙事在本质上是一种全知叙事,由此可以窥见汤显祖戏剧叙事艺术之一斑。     

巴金《随想录》与国家意识形态——兼与惠雁冰先生商兑

巴金《随想录》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一直是《随想录》评价甚至巴金研究中争论的焦点。《随想录》是巴金思想走出文革阴影后，对建国后党所犯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个人反思，它与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存在某种方向上的一致性，但更多却表现为思想表达的个人异质性。作为个体思考的文学表述，其中有些篇章在美学特征上确有瑕疵，但并非是十七年及文革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延续，其中的精粹之作达到了可以流传的艺术水准。     

20世纪金宋关系史论著目录--建国前

据不完全统计，1911至1949年间共出版、发表涉及金宋关系史著作、论文205余部、篇，其中著作49部，论文156余篇。目录分为著作、史料与文献、金宋和战、经济交流、人物、其他6类。     

东汉东晋时期大同的佛寺和佛教活动

大同地区在东汉和东晋时期就有寺院和佛教僧侣的活动。大同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应为建于东汉时期的通光寺。东晋释道安和慧远等高僧在浑源龙山的弘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著名的悬空寺有可能始建于东晋时期。大同佛教史应该引起史学界和佛教界的重视。     

论明中期南京金氏回回家族的文学创作

回族人民的文学创作,在我国文学发展历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明代中期南京金氏回回家族是回族文学史上重要的家族群体。金氏家族成员的诗歌创作观念都受复古思潮的影响,但又各有特色。从金氏家族成员的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致仕理想和忧国爱民的思想,反映了金氏家族浓厚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儒家文化的吸收。     

周惠泉的金代文学研究述评

周惠泉是当代有较大影响的金代文学研究专家。其主要贡献是从宏观、美学、文化的层次对金代文学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对金代大量作家、作品和文坛史事进行了考索、辨证，解决了许多历史疑点和歧说；系统、全面地梳理、总结了金代文学作品的存佚情况；对金代文学研究史作了考察和审视。其治学特点是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自己的金代文学观，始终坚持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文献学研究和阐释学研究相结合、文学创作研究和文学接受研究相结合、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学术史研究相结合、理性思辨和经验实证相结合，注重借鉴外来的和传统的研究方法。     

美学的批评与历史的批评——鲁迅文论研究之三

鲁迅作于 192 7年 7月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学术讲演 ,既是一篇研讨魏晋文学的重要文论 ,也是一篇讨伐专制独裁的战斗檄文。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对魏晋一代文学风格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的深刻剖析 ,其中对晋末诗人陶渊明的评论尤具学术独创性。全篇讲演运用美学批评与历史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 ,至今仍不失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典范     

金代佛教与李纯甫学派的兴起及接受——兼谈对金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几点认识

金代士人佞佛风气助生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思想派别——思想史家称之为“王苏余派”,即李纯甫学派。因佛教在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体系中的异端性质,作为金代影响深刻的思想家、文学家,李纯甫在接受史上不可避免受到批判和遮蔽。代表清代官学的《四库全书总目》极力批判其异端思想的“无忌惮”,主张雅正思想的元好问《中州集》则“讳而浑其词”。历史上受佛教因素牵连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在思想史、文学史中的接受中不免遭遇被削弱甚至最终由此消亡的命运,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佛教还深刻影响古代文献的生成形态。《中州集》小传对人物叙写的刻意处理,使人物原本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有所丧失,“现实诗人”变成了作者笔下的“理想诗人”,所谓“以诗存史”也并非客观的“存史”而是主观的“写史”。     

人物品评与《世说新语》的叙事结构

<世说新语>以人物品评为主要叙事内容,并辐射到魏晋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名士风流,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志人小说.其"分类开放式"叙述结构,实际上是从36个不同的角度去品评人物,展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世说新语>的叙事策略与叙事语言,在中外小说叙事史上都具有"革命性"意义,也是"世说体"历千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以《蜀中高僧记》为例略探唐宋巴蜀佛教兴盛之因

曹学佺《蜀中高僧记》,可谓蜀川"第一佛传"。考述《蜀中高僧记》中众多僧师的生卒行迹,可略知自晋至明1300年间巴蜀佛教的发展概况。巴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获得了近八百年的安定局面,使得经济相对发达,再加上统治阶级的扶持,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唐宋巴蜀佛教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