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来源辨析

校堪发现,当今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与北宋国子监本《李善注文选》吻合之处数量很少,而且其吻合处多同于早期写钞本《五臣注文选》.由此证明,陈八郎本木记中所谓“监本”并非宋监本《李善注文选》,而是今日已佚的宋监本《五臣注文选》.陈八郎初刊本应是纯粹的《五臣注文选》本,它来源于五臣单注本系统,反映了《五臣注文选》与萧统《文选》的原貌.     

尤刻本《文选》李善注二题

由于秀州本、明州本以“善同某注”的替代形式删除了部分李善注,导致尤刻本误以为明州本、赣州本的部分五臣注即为李善注,这是尤刻本以明州本、赣州本少数五臣注代替其底本李善注的客观原因。尤刻本明显的增注倾向使尤刻本在其底本李善注与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之间进行选择时往往选择文字较丰满的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这是尤刻本少数作品李善注实为明州本、赣州本五臣注的主观原因。虽然这类例子不多,但它们是尤刻本李善注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独特现象。尤刻本与北宋监本关系密切,所以,尤刻本李善注多可与北宋监本李善注相互对应。尤刻本部分李善注因无对应的北宋监本与秀州本李善注,它们是否为北宋监本李善注无考。     

尤刻本《文选》增注研究——以《吴都赋》为例的一个考察

长期以来,尤刻本《文选》被认为是李善单注本的代表,但是将此本和相关版本进行详细比对后发现,它已经严重偏离了李善注。与已知最早的李善单注本北宋国子监刊本相比,仅《吴都赋》一篇,尤刻本就出现了2035字的增注。这些增注不仅来源复杂,而且大部分找不到出处,比较可靠的推测是:尤袤手中有一个李善注本,而这个注本有大量的旁注附在善注之旁。尤袤在刊刻之时,把这些内容作为善注收入了新刊本。总之,尤刻本是一个以李善单注本为名的杂糅了诸本的《文选》注释本,从学术研究层面讲,是一个很不值得信赖的本子。     

论明州本《文选》李善注的减注

明州本<文选>是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居后的六家本系统,编纂上有明显的重五臣倾向.在二家注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多为对李善注的删略.李善注的删略有些部分以校语"善同五臣某注"的形式"明删",有些部分则是不做任何说明、径直删去的"暗删".被删略的李善注,与保存的五臣注都有所差别,个别地方的注文甚至差异较大.明州本进一步增强了秀州本的删注体例,有些地方已经超出了这种体例本身的范围.     

敦煌石室《文选》李善注本残卷考

敦煌本《文選》李善注的兩個殘卷自鳴沙石室出土以来,立即引起学術界的重视。或為之撰(如劉師培)、或為之鳊敏錄(如王重民),至於用傳世的各種善本《文選》與之比勘並作深入细致的研究者,追今尚付闕如。此文以存世的國家图書馆藏南宋淳熙八年贵池尤袤刊李善注本《文選》(簡稱尤刻本)、臺灣“中央圈書馆”藏並影印宋紹興三十一年建刊五臣注本《文選》(簡稱五臣本)、日本足利學校藏汲古書院影印的宋明州州學刊五臣李善注本《文選》(簡稱明州本)、四部叢刊初鳊影南宋建刊本李善五臣注本《文選》(簡稱叢刊本)舆之比勘,既以敦煌本纠正傳世刻本的镨訛,又以傳世刻本订敦煌本之误失,胡克家《文選孝異》及高步瀛《文選李注羲疏》之记,凡有资参考者。亦間有所采摭。     

王煦《文选李善注拾遗》评述

《文选李善注拾遗》系清代学者王煦就《文选》李善注补缺匡谬之作。由于《文选》李善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宋元以来，对李善注《文选》加以评论、补充、指陈得失的著作代代有之，《拾遗》为此类著作之一。本文对该书的版本流传及正文得失做了评述，在简述王煦其人及《拾遗》一书原委后，分六种情况评介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一是从声训通假角度纠正善注字义之误；二是从古今字、词义引申角度补善注之未备；三是重新校勘原文已误而善注因其误；四是探究典故原始以正训诂体例；五是补善注未详之典；六是纠正善注引用典故义有偏颇者。     

宋刻《五臣注文选》孟氏本与陈八郎本关系考

今人所知的宋代《五臣注文选》中,孟氏本与陈八郎本是保存较为完整的两个刻本。这两个本子虽有着显著差别,但是在正文的舛误、注文的舛误及与古抄本的差异等方面皆存在一致性,这说明它们应来源于相同的祖本,而这个祖本极有可能是史料所载最早而今日已经佚失的《五臣注文选》刻本———毋昭裔本。正是这个处于从抄本到刻本转折之际的本子,影响了孟氏本和陈八郎本等后世《五臣注文选》刻本的总体面貌,包括共同舛讹之处。     

《文选》李善注中“感甄”故事考论

尤刻本《文选》李善注中载有感甄故事,通过与《西溪丛语》、《默记》中有关记载和考证的分析,可以推知现存《西溪丛语》中自"李善注《感甄赋》云"以下恐非姚宽所引,而是后人补入,而姚宽未尝见此"《记》曰"一段注文。要利用《西溪丛语》此文,以证明尤刻本别有所据或尤刻本出赣州本别本,恐均不能成立。     

奎章阁本《文选》增五臣音注研究

奎章阁本《文选》五臣注中,有多处音注在五臣单注本中并不存在.经过考证,这些音注全部是奎章阁本所增,且来自于李善注.也就是说,奎章阁本在合刻五臣注和李善注时,将本属于李善注的音注转变成了五臣音注,从而混淆和模糊了两者的界限.     

《文选》李善注变迁综述

《文选》注释经历了一个由一到多、又由多到一的过程。从最初李善注显庆三年(658)的上表之本伊始,就产生了不尽一致的传抄本。李善在讲学过程中的不断修订之本,表现出多样的形态,其最终的所谓绝笔之本,则又是对其不断修订之本的统一。监本《文选》的统一整理、刊刻使抄本时代的众多本子加快消失。监本《文选》与平昌孟氏本合并的秀州本,成为第一个合并的本子,其后的广都本、明州本、赣州本,甚至奎章阁本,均是以合并本的面貌出现,合并的传承过程中,二家之注界限的"渐行渐近渐不分",又开始催生出单注本的出现,尤袤刊刻的李善单注本,又从赣州本中脱离出来而独立。总之,《文选》李善注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本子。     

李善与五臣注《文选》之比较

《文选》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 ,对后代的影响极深 ,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 ,并曾一度成为一门“显学”。而作为文选学奠基人的李善和五臣 ,在历史上却有不同的命运 ,世人多重李善注而非五臣注。这对于五臣是不公平的 ,也不利于文选学的发展。公正地看 ,五臣注也有其独到的、不容否定的成绩。应该说 ,李善注与五臣注二者是各有优劣、各有千秋 ,不宜厚此薄彼。     

论明州本《文选》五臣注的减注现象

六家本系统的明州本不仅仅有删略李善注的情形,而且也有删略五臣注的地方.对五臣注的删略有些部分以校语的形式"明删",有些部分则是径直删去的"暗删".不做任何说明.删略的五臣注,与保存的注释都有所差别,个别甚至差别较大.在贯彻秀州本删注体例方面.明州本又作了进一步发挥,有些已经超出了体例本身的范围.由此.对五臣注的学术评价更需要考虑注释的删减现象并由此造成的五臣地位的进一步降低的情况.     

关于《文选》分体之三十九类说与其研究方法问题

《文选》分体原既有“移”,亦有“难”,即其所分本为“三十九类”。今存《文选》,无论是李善注与“六臣注”之种种宋刻本无“移”、“难”,还是“五臣注”之陈八郎本与朝鲜正德本缺“符命”、“史述赞”,均为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从“史”之角度说,日本学者斯波六郎之贡献不应被遗忘,尽管其《九条本文选解说》未提及《文选》的分体如何。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说,研究《文选》分体,需结合“显内证”与“潜内证”,而后者只有在《文选》为正常完成之书这一前提下才具有必然意义;所依证据,当先“验”其有无问题;不要将两回事当一回事,并需注意从出发处辨“路向”。     

海内外现存宋刻本《文选》略述

《文选》是我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宋代私家刊印不下十数家,至今保存下来的刻本仍有八种之多。这些刻本传至今日,最少的也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了,他们的保存状况如何?递藏源流怎样?保存在何处?版本为何?著录情况怎样?作为集部中影响最大、使用率最高的一部书,搞清楚这些问题,对《文选》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会大有裨益。     

关于《文选》五臣注本

南朝梁萧统《文选》,至唐为显学,先有李善注本六十卷,后有五臣注本,仍为三十卷。今行两本合刻之六臣注本及由六臣注本析出之李善注本,均六十卷。至于五臣注本,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及,清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录“五臣注文选三十卷”。钱曾《读书敏求记》亦记,并见《虞山钱遵王藏书目汇编》。晚近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云,敏求记载宋刻三十卷本,今不知存佚。四库称未见。钱侗辑释《崇文总目》,据天一阁抄本录。胡克家撰《文选考异》,近人高步瀛著《文选李注义疏》,均未见是书。沪、京、浙大图书馆善本目亦未见注录。今见台北1981年据“中图”藏影印五臣注本,各卷前题“文选卷第某”,目录前题“重校新雕文选”。书前有开元六年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与今见六臣注本前附同),并两木记,其一谓:“凡物久则弊,弊则新。文选之行尚矣,转相摹刻,不知几家,字经三写,误谬滋矣,所谓久则弊也。琪谨将监本与古本参校试正,的无舛错,其亦弊则新与。收书君子,请将见行版本比对,便可概见。绍兴辛巳,龟山江琪咨闻”。另一记谓“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善本”。辛巳,为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     

“《文选》东传学”之一斑——菅原和长《御注文选表解》探析

《文选》成书之后,很早就东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并产生巨大的影响,而研究《文选》在日朝两国流传、刊刻、翻译、注释、评论、模拟之学,可以称之为"《文选》东传学"。《御注文选表解》是日本室町时代末期纪传儒菅原和长对李善《上文选注表》的详细解说。"御注"可能是平安时代大学寮博士菅原家的遗说,其注重对语汇的解释以及文义的疏通;而"愚解"是对李善《表》以及"御注"的进一步解释与发挥,其特点是引用了大量典籍对上述文本进行详细注释,还援引当时流行的朱子学对李善《表》进行阐释。菅原和长的"愚解"是当时讲授的讲义,其不但对李善《表》进行分段解说,而且还对此表的结构与写作特点予以详细剖析。总之,菅原和长的《御注文选表解》是现存第一部详细解释与研究李善《上文选注表》的著作,对于研究日本中世纪传儒的《文选》学以及建构"《文选》东传学"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文选》五臣注口语词札记

南朝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学总集《文选》，世有李善注《文选》与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文选》两种不同的注释本流传。后来，又有人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刻，成为所谓的《大臣注文选》。五臣往是针对李善注的“释事而忘义”，即只注意解释典故，不太注意疏通文义，于唐玄宗开元年间重新作的注释。五臣注的价值，历来被认为在文献学史上不及李善注。宋人苏武《书谢瞻诗》即称“五臣真俚儒之荒陋者”。今天看来，五臣注确有其迂陋流失之处，但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其流通文义，亦间有可采”。正因其“俚”，能…     

谈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

本文对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作了新探讨,揭示了此书是五代蜀相毋昭裔刻五臣本的较忠实翻刻本,具有唐写本及日本古抄本的一些特征,文献价值至高.并揭示了书中抄配部分当出于清末蒋凤藻收藏时以六臣注赣州本系统之本抄配,实无价值,未可与原刻等观.     

敦煌唐写本《啸赋》残卷校理

敦煌所出《啸赋》残卷,依据李善注本抄写,卷次又符合《文选》三十卷本的特征。这一差异反映了唐代白文本《文选》的一种产生机制,即正文依据李善注本,卷次依据萧统原本。《啸赋》的比勘印证出尤袤刻本的复杂性,既存在文字擅改的一面,也有符合残卷文字面貌而具有早期底本来源的特点。残卷里的注音或注解,有合乎李善注本同时参考五臣注本者,有合乎现存明州本《文选》正文附音者,也有合乎包括《晋书音义》在内的唐代文献者,整体属于唐代音系。《啸赋》残卷正文的抄写、注音与点读三者的具体生成时间不尽一致,但综合抄写的文献来源和注音特点,判断整体文献内容皆产生在唐代,属于唐写本。     

《文选》李善注引用《通俗文》评述

以征引旧籍来注解《文选》是李善注的显著特征，也是李善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原因。作为我国第一部解释俗言俚语的训诂专著《通俗文》，在李善注《文选》时曾被多次引用，以解决《文选》俗语词的训释。李善征引《通俗文》基本达到了其训诂目的，但也有某些不足之处，如应当征引却未征引，以及个别地方征引失误。考察李善注征引《通俗文》的情况，是完成《文选》训诂问题的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