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天命观的后现代诠释

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借鉴中西思想,吸纳了后现代存在论对天命的言说路径,以儒家典籍为根本,通过对孔子所讲的"天"、"命"、"天命"的考证,提出了孔子天命观由"知"而"畏"的"天命"感悟路径、由"知天命"到"畏天命"二重整体道说的"天命"所在以及由"畏"而"知"的"天命"伦理关怀.     

墨子天志、非命思想新探

春秋以来，随着人文主义思潮和重民思想的兴起与发展，传统的天神、天命思想受到许多人的怀疑、否定。墨子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对天神和天命做了一系列改造，创造了天志、非命说，使天神和天命为自己的学说服务。     

天命信仰嬗变视野中的孔子天命思想

在西周天命思想中,"天人互动"的核心理论是:天帝具有"惩恶扬善"的属性;人依据自身善恶邀天福、避天祸.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社会现实与上天"惩恶扬善"理论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从而导致传统天命信仰嬗变.孔子以此为契机,创造性地阐释了上天对个体命运与社会秩序的主宰,转化了由上天主宰人世祸福的内涵,重构了与传统天命思想既联系又有极大差异的天命学说,以适应时代的理论需求.     

《三国演义》天命空间叙事

《三国演义》中约有120次的天命描写, 这形成了《三国演义》空间叙事的天命空间叙事部分。天命空间的存在源于中国古人的宇宙观、天命观, 它由四个层次构成。天命空间对《三国演义》的整体叙事起到了掌控的作用。     

孔子天命观的伦理学取向

责任问题是伦理学的重要关怀,借鉴后现代存在论对天命的言说路径,通过中西思想的比较研究,感悟孔子天命观由＂知＂而＂畏＂的＂天命＂路径、由＂知天命＂-＂畏天命＂二重整体道说的＂天命＂所在,以此洞见孔子由＂畏＂而＂知＂的＂天命＂伦理关怀,承担＂天命＂的永恒责任。     

读荀子《天论》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奴隶的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奴隶制度;新兴的地主阶级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向奴隶主阶级夺权;奴隶主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千方百计地维护和复辟奴隶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内来。当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和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之间展开的反“天命”和“畏天命”思想的斗争,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     

从《容斋随笔》看洪迈的历史哲学思想

洪迈的《容斋随笔》是一部史学名著,奠定了洪迈在文学、史学、考据学领域的重要地位,此书也集中反映了洪迈的历史哲学思想。他一方面强调天命的重要性,认为人间祸福、王朝盛衰都由天命所定,另一方面则重视人事,认为人事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二者构成了洪迈的天人观念。在具体的历史写作过程中,洪迈结合两种写作方法构成了自己的历史方法论,体现了超越同时代历史学家的历史卓识。     

先秦“天命”观的发展及其道德内涵 ——从周公到孔子

"天"及"天命"是中国传统伦理所预设的道德彼岸."天"及"天命"作为文化概念的提出在西周初年,其道德内涵则因周公而确立.孔子继承并发展了周公的"天命"思想,使"天命"由眷顾天下的统治者进而惠及每一个有德者.个体"体天命"的过程亦是"天命"的道德内化过程.     

雅诗"正变"与天命观念的嬗变

同其他民族一样,中国哲学也经历了由神的哲学到人的哲学的转变.<诗经>大、小雅中的诸多诗篇,都印证了周人"天命"观念的嬗变,在思想史和宗教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周人敬畏"天命",但不像殷人那样迷信并沉溺于"天命",而是把"天命"作为王朝合理存在的依据."正雅"中的"天"虽威严却藐远,先祖的人事功业在其中却显要而明朗;"变雅"中"天"的形象与周初的"天"又有很大不同.     

《天问》:对"构成思想"的反思

通过对<天问>从"构成思想"与"反思思想"的维度进行重新审视,可以得出"屈原的<天问>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运用反思性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思想的哲学名作"的结论.战国时期理性精神的觉醒,引发了学者们对"天命"思想的反思,屈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从宇宙时空,到社会秩序,再到个体存在各个方面对天命进行全面反思.屈原对天命的态度由怀疑、否定发展到批判,表明他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思想高度.     

北魏文化发展史上的崔浩时代

崔浩以其过人才华和谋略成为北魏史上最著盛名的汉族官员,他以经世济用、用夏变夷为核心的政治理想和文化主张在太武帝时期开创了北魏文化发展史上的新阶段。     

坚辞而难退忍辱而负重--兼论李东阳的人品

明初的李东阳历仕四朝,为官50年,身居宰辅之位19年,又在成化、弘治间主持文柄,确乎是当时政坛、文坛的泰斗人物。然因武宗继位之初宠信阉竖刘瑾,导致刘瑾专权四年有余,在此期间李东阳身为朝廷重臣,既未能及时铲除权奸,又未能及时急流勇退,于是有人指责他“依阿”刘瑾,有人指责他贪恋禄位,自然也有人为他鸣不平。这样,关于李东阳的人品问题也就成了一桩讼案。实际上李东阳是个淡薄名利、为官清正、人品正直的士大夫。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汉元帝与经学

西汉元帝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尤精于《诗》。元帝尊师重儒,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个社会儒风蔚然,《诗经》学亦因元帝之力,成为治国主导思想。元帝好儒,选官用人,以经明行修为基本准则,因此儒生布满朝廷上下。元帝对经学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习经重儒、治国以儒,使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     

张浚与洛学

张浚在南宋高、孝两朝出将入相,对宋代学术起着重要作用。他在南宋初与赵鼎并相,推崇洛学,引擢洛学之士,造就"小元祐"政局,为洛学的复兴吹响了号角;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元祐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倡行孝悌之说,打压洛学,使洛学的发展受到抑制。秦桧专政后,张浚被贬斥,在困顿谪居期间,张浚终信洛学,著书立说,继承弘扬洛学,并引导其子张栻追随洛学。张浚对洛学的推崇使他在孝宗朝再受重用,流誉于后世,甚至掩盖其过失。     

王船山诗文所昭显的道家、道教心迹

道家最重明哲,长于远害,见时局不利就往往及时全身而退,不愿作无谓之牺牲。船山说"以几远害者,黄、老之道也",深得道家壸奥,所以他才到永历帝那里不久就心存隐退,并最后退居山林。船山于道家中最重庄子,受庄子任物自然、放达不羁的熏染,隐逸后更加洒落不拘、桀骜不驯。道教方术也是船山退居山林"爱身以全道"的重要方式。他向慕道士并同他们交往,既有同他们心灵的深契,也因此从道教医术中获益。     

李白--多元文化的载体

李白性喜游览,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李白性格豪放,游历中结识了杜甫等一批文人墨客.他所游历之处,文化内涵各不相同;他所结交的诗人朋友,思想各异.这一切都对李白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他历访名山、道观,与道士们往来."十岁观百家",接受了多方面的知识与思想.故而成为具有"似道非道、讥儒实儒、兼具纵横家、佛家等思想"的作家,多元文化在他身上得以集中地体现.这种集多元文化于一身的"另类"思想,是唐代社会各种思潮兼容并蓄的形象化体现.     

沈从文文化视野的人类学解读

沈从文在创作初期以湘西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对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揭示湘西文化的精神特质。这种对湘西文化的本土阐释是把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文明的反观之镜,也是作为拯救现代都市文明诸多病态的良方,这是沈从文此期的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思想的人类学向度。这种缺失现代历史理性的价值取向必然受挫。沈从文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同历史理性尺度之间的冲突,正是他文化困境的来源。历史理性是沈从文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之途。沈从文从本土文化阐释意识到历史理性的转变高度说明了他的文化理解阐释身份的全面置换,也揭示了他文化阐释的方法的自觉更新。沈从文从苗族、湘西区域意识到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逐步归聚,实际上是他跨文化思考、历史理性思考乃至对人"类"意识思考的结晶。这是沈从文对中华民族文化如何走向复兴问题的深度思考。     

黄帝及尧、舜、禹三支后裔的地望及主要史迹研究（下）

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先祖，其史迹遍布中国南北。其出生地在寿丘（或曰青丘）。根据古星野学术，寿星（长沙星）、青丘星分别对应寿丘（长沙国）、青丘国（楚东南），以及其妻子西陵氏（其妻西陵氏当居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石家河古城）、玄嚣一系后裔所居，可推断寿丘在南方。黄帝代神农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又与蚩尤南北分治，因而长期生活在北方。黄帝战胜蚩尤后代神农氏为天子，其都位于南方，其死后也葬于湖南黄陵，而群臣葬其衣冠于陕北桥山。其子孙有二系，昌意—颛顼—鲧—禹一系当在中原，而玄嚣（青阳）—帝喾—帝挚—帝尧一系当在南方。南方文化北上中原有较多地下遗存证据，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将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与黄帝北上大体相应。黄帝南北子孙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     

黄帝及尧、舜、禹三支后裔的地望及主要史迹研究

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先祖,其史迹遍布中国南北。其出生地在寿丘（或曰青丘）。根据古星野学术,寿星（长沙星）、青丘星分别对应寿丘（长沙国）、青丘国（在楚东南）,以及其妻子西陵氏（其妻西陵氏当居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石家河古城）、玄嚣一系后裔所居,可推断寿丘在南方。黄帝代神农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又与蚩尤南北分治,因而长期生活在北方。黄帝战胜蚩尤后代神农氏为天子,其都位于南方,其死后也葬于湖南黄陵,而群臣葬其衣冠于陕北桥山。其子孙有二系,昌意~颛顼~鲧~禹一系当在中原,而玄嚣（青阳）~帝喾~帝挚~帝尧一系当在南方。南方文化北上中原有较多地下遗存证据,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将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与黄帝北上大体相应。黄帝南北子孙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