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大师高丽义天

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大师高丽义天王巍，杜若高丽大觉国师义天，是朝鲜佛教史上的一代宗师。他发展了高丽华严宗，创建高丽的天台宗，是高丽天台宗的开山祖；他刊印高丽续藏经，弘扬了佛教文化；他渡来求法，与辽僧俗往来，”推进了中朝佛教文化交流，是中朝文化交流的大使；...     

辽代上京地区佛教发展述略

辽代佛教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佛教最初是由汉人和渤海人传入契丹的,后由于统治者的尊崇提倡,促进了佛教在契丹内地的发展繁荣。辽代佛教的发展是其封建统治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     

从碑铭文等辽代文献看辽代佛教

辽代的历史与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辽代现存文献中,有很多都是碑铭文、造寺建塔等的题记,这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都和辽代的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佛教在辽代社会中的真实面貌。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辽代的佛教更加注重宗教性的一面,宣扬因果循环、关心生死问题、劝导人们潜心皈依佛教等形式方面的问题,有着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而对于佛教的理论以及内心体验方面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是辽代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     

义天在宋丽佛教交流中的贡献

义天是高丽文宗王第四子,1085年入宋求法。入宋后遍参高僧大德．研究佛教各派思想,游学14个月后返国。他在宋丽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一是入宋时带来大量华严典籍,后与其师净源深入探讨华严学,回国时把华严经论3000余卷带到高丽,后宣讲《华严经》十余遍,为宋丽华严学的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在高丽弘扬天台教学,创立海东天台宗。三是继中国历代所著经录之后,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依此刊刻诸宗疏抄。四是圆融诸宗．会通三教,促进了宋丽佛教思想的发展。五是提出出世与入世统一的主张,对中韩近现代佛教有积极影响。     

论高丽末郑道传的“排佛论”

作为高丽末朝鲜初期的朱子学者,郑道传以排斥佛教为己任,全方位、彻底地对佛教进行了批判。他不仅批评了佛教僧侣出家、乞食等行为,还从哲学高度上对佛教的基本教义进行了批判,并且从诸多方面辨析了儒家与佛教之不同。郑道传的排佛论为朱子学在朝鲜朝确立统治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试述中世纪高丽与辽、宋之间的关系──以公元10世纪末～12世纪初为中心

试述中世纪高丽与辽、宋之间的关系──以公元１０世纪末～１２世纪初为中心朴今海研究高丽同辽、宋的关系。对揭示中朝关系史中的某些规律性的问题，不无重要意义。一、高丽与北宋的友好往来在高丽之前的新罗王朝，曾在同中国的交往中获益非浅，正如朝鲜古代史学家金富轼...     

略论辽代上层僧侣之特色

辽代契丹皇帝崇佛,致使辽代佛教盛行,所度僧尼众多。在这众僧之中,有一个与辽代最高统治者关系十分密切的上层僧侣阶层,很有特色。高僧们在政治上入仕为官,经济上十分富有,文化上博学多才。这一僧侣阶层的形成与存在,对辽代后期社会产生了利、弊兼及的两方面影响。     

辽代高僧思孝与觉华岛

郎思孝是辽代学问僧的突出代表,曾任觉华岛海云寺的住持。他一生佛学论著丰富,受到契丹皇帝、贵族的特殊宠遇。到了金朝,仍然有人熟悉思孝的事迹和觉华岛的佛教。唐朝灭亡后,思孝实为振兴华严宗之关键人物。这位高僧及觉华岛在辽代佛教史及东亚佛学界都具有重要地位。     

谈《补闲集》中诗歌理论的实用特征——兼与中国诗论比较

朝鲜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在研究朝鲜学的同时,兼与中国有关文化现象比较,不仅对理解、推动朝中两国的文化交流有益,而且可以发现其独特性。在世界许多民族相继消亡的过程中,朝鲜民族仍能以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方式、文化心理生活在世界的东方一这本身,就是对朝鲜族优秀文化的肯定。朝鲜古代文学是朝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朝鲜汉文诗发展到高丽时期具有相当规模,作家作品辈出,迫切要求诗评的出现,诗话形式便应运而生。此时的批评虽缺乏完整的系统,但主要是印象式的将理论批评与具体作品融合为一的典范。它避免了没有实践的理论的空洞,将理论融合在一系列作家作品中,诗话本身也因此获得了生命力。崔滋的《补闲集》就是高丽时期重要诗话之一。将高丽诗话与中国诗论比较的可能性在于:高     

元末明初中国移民朝鲜半岛研究

元明交替之时正是朝鲜半岛高丽向朝鲜王朝过渡之际。此间中国向朝鲜半岛的移民,体现了中朝双方的利益之争与封贡关系的重构。移民历程分为三个时期:元朝—高丽封贡体制时期,元朝—高丽封贡体制破坏、元明交替时期,明朝—朝鲜封贡体制时期。每一时期移民的原因、类型、进程都极具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影响。红巾军进入朝鲜半岛在客观上削弱了元朝对高丽的控制;女真族部落进入高丽,最终促使李成桂势力崛起与朝鲜王朝建立;移民促进了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     

北京地区辽代佛教综论——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佛教盛行是辽代历史与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北京地区为辽燕京所在地,不仅是辽朝的军事重镇兼经济中心,更是佛教文化中心,居于五京之首.北京地区现存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中,绝大多数为佛教遗留,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是研究辽燕京乃至辽朝全境佛教历史文化面貌的重要史料.辽燕京寺庙的兴修,从数量、规模和等级上来讲,都是继唐朝之后北京地区佛寺兴修的又一个高潮时期,尤以皇室建寺最具典型性.佛经刻印之事,《辽藏》的集结与刊行都是以辽燕京为中心的;云居寺石经长达数十年的镌刻,不仅保留了《辽藏》的全貌,还极大地推动了辽境佛教文化事业的深入发展,并促进了燕京地区印经、诵经风气的盛行.辽燕京的舍利信仰是北京历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是僧徒信士虔心向佛之重要见证.辽代燕京经幢林立,陀罗尼石棺和墓志的瘗埋也颇具特色,是本地区陀罗尼信仰流行的重要表现.     

“北地三才”之温子升佛教思想初探

“北地三才”之一的温子升,在其作品中以及在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佛教思想呈露,而北朝社会崇佛风气的盛行、温子升家族文化的浸染以及广义上的南北佛学文化交流（文集中有体现）等方面则是温子升佛教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温子升并非只把佛教看作一种排他性的宗教式信仰,而是有意尝试将佛教教义与儒学思想进行会通,这对中古时期三教思想的合流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论《释氏源流》的文化价值

《释氏源流》是明代流传甚广的佛学著作,又是百余年来被人忘却的古籍。它记录了佛教东传的曲折过程,廓清了佛教的本质和教义,并从佛教本位出发,极力将儒教、道教纳入佛教的体系,强调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研究《释氏源流》对于把握中国佛教史,了解历代僧人为传播佛学付出的艰苦努力,进而研究佛教的文化价值是不无意义的。     

元代入居中国的高丽人

清代咸、同以降朝鲜人之大规模移入中国,是近年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元代高丽移民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是历史上朝鲜移民进入我国的高峰期之一。本文概要地阐述了大蒙古汗国至元朝期间,高丽人大批进入中国的诸种原因、移民构成、在中国的分布状况以及数量估计、对两国产生的影响等。学术界对中国朝鲜族的形成期看法尚有分歧。作者认为元代高丽移民,与当代中国朝鲜族并无直接渊源关系。     

隋唐河南佛教述论

河南地区是中国古代佛教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洛阳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和发展 ,至隋唐时代臻于极盛。本文先就建寺、度僧尼、凿窟造像、佛事活动诸方面阐述了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的盛况 ,又从佛经翻译和佛学著述讲论、佛教宗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佛教东传朝鲜、日本等方面论述了隋唐时代河南佛教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最后从地理位置、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分析了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兴盛的原因     

辽代僧官的俗职研究

辽人对佛教的尊崇使佛教在辽国具有很稳固的地位。为了对佛教进行管理，辽代统治者效仿中原国家建立了僧官制度。辽代僧官与唐宋僧官有很大不同，即许多僧官拥有俗职。这些俗职名目是，门下省的侍中，三师、三公和鸿胪寺卿等公卿官，崇禄大夫和特进等文散阶。僧官的俗职有三个特点，一是所加的官职都是政治地位较高无实权的加衔，二是有俗职的僧官数量特别多，三是授予俗职的行为持续时间长。辽代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通过授予俗职向这些高僧学习佛教理论，其次是表彰对辽朝佛教和政府作出贡献的僧官，并奖掖佛教理论精深的僧人，最后是弘扬佛教理论，维护王朝统治。     

从隋唐佛教传播看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和朝鲜半岛不仅在地理上相接壤,历史上也一直互相通好,而佛教可说是两国宗教文化交流的纽带。在公元4世纪左右,即朝鲜的三国时代,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6世纪到1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佛教发展十分兴盛。这对邻近国家的佛教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对朝鲜半岛入唐求法僧人的考察,说明朝鲜半岛的佛教虽然主要来自中国,但也有着独自的传统与特质,不仅对日本佛教发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反过来对中国佛教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中国佛教现代性的基本向度

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变迁伴随着"西学东渐"而展开,无论在佛教界、学界、居士界都有明显的现代性变迁痕迹并显示出具有中国佛教自身特点的理性化与世俗化发展模式。从佛学思想观念之变与佛教发展的社会调适这两个维度来看,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向度可概述为三个层面:在观念层面,西方现代理性思维及现代性观念对中国佛教思想产生的影响,表现为中国佛学的现代诠释与融通多附会西方现代性观念以及佛教内部进行理性化的自我批判与反批判;在社会层面,近代中国佛教开始谋求自身与现代社会的契合,这在佛教界主要表现为以太虚为代表的"人生佛教"及其弟子推行的以"人间佛教"为目标的佛教改革运动,在居士界则主要表现为居士佛教世俗化教团组织的建立以及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等;在研究方法上,开始用西方的现代学术研究方法替代"信解行证"的传统方法,这一佛学研究方法的变迁既是中国佛教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促进了佛学的发展。     

高丽末朝鲜初儒佛论争--以郑道传的排佛论为中心

本论文旨在检讨高丽末朝鲜初儒教和佛教间进行的思想论争,围绕当时政治社会变动的背景,集中分析了在朝鲜建国中作出贡献的具有代表性的儒学者郑道传的排佛论。他的排佛论以居敬和穷理为基础,具有体系性和客观性,更有为现实改革和朝鲜建国服务的功利性。在高丽末朝鲜初思想史上既有它的意义,也有思想局限性。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学人刘喜海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学者刘喜海经过20余年的相互交往，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具体文化交流中，李尚迪为刘喜海的重要金石学著作《海东金石苑》题写了序诗，并通过刘喜海把清代朴学巨著《皇清经解》带回朝鲜，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