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卦爻辞歌谣的艺术特色

本文通过将《周易》卦爻辞歌谣与《诗经》比较,从语言的叠字艺术、章法的复沓结构、句式的二四言为主、格律的押韵合辙以及比兴手法的纯熟运用等５个方面,论述了《周易》卦爻辞歌谣鲜明的艺术特色,笔者认为,卦爻辞歌谣是比《诗经》开垦更早的一块古老而生动的诗歌园田     

甲骨刻辞“卿史”“御史”辨

古文字学家罗振玉、王国维考证甲骨刻辞,认定“卿史”“御史”这两种地位显赫、包揽国家要务的官职自商代始设,现代历史学家郭沫若亦从此说,在《中国史稿》中把卿史、御史列为商代政务官,说是商王的辅佐。笔者通过对大量甲骨刻辞的考证,提出在甲骨刻辞中所载的“卿史”“御史”无一处可作官职解,因而认为商代设有“卿史”“御史”这两种职官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而得出结论:罗、王之说均属误解。     

甲骨文“苜、(艹丨) ”及相关的问题

商代甲骨刻辞所使用的文字,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汉字的最早形体,它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自从十九世纪末发现甲骨刻辞以来,前辈学者们作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正确地辨认了相当一部分甲骨文字。对于利用甲骨刻辞中的资料,进行商代历史及其他各学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汉字字形结构的发展变迁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在甲骨刻辞中还有许多文字没有辨认出来,有些甚至是经常使用的常用字。这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因此,继续进行甲骨文字的考释工作,还是非常必要的。翻开著录甲骨刻辞的书籍,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字。写法很多,现在选择其典型     

试论“巫帝”刻辞的结构

甲骨文“巫帝”刻辞的结构,至今尚无定论,我们认为属于“神名宾语 祭祀动词”结构。因为,这种结构是甲骨刻辞中的常见结构;有与“巫帝”刻辞对应的“帝巫”刻辞存在,而后者是典型的“祭祀动词 神名宾语”结构;在甲骨刻辞中尚找不到“巫”作为主语或动词的先例;“巫”的意义与方位有关,刻辞中可见“帝东巫”、“帝北巫”等,“巫帝”与“帝南”又同处一片甲骨上,可见“巫帝”义同“帝巫”,“帝南”即“帝南巫”。     

试论“巫帝”刻辞的结构

甲骨文“巫帝”刻辞的结构,至今尚无定论,我们认为属于“神名宾语十祭祀动词”结构。因为,这种结构是甲骨刻辞中的常见结构;有与“巫帝”刻辞对应的“帝巫”刻辞存在,而后者是典型的“祭祀动词十神名宾语”结构;在甲骨刻辞中尚找不到“巫”作为主语或动词的先例;“巫”的意义与方位有关,刻辞中可见“帝东巫”、“帝北巫”等,“巫帝”与“帝南”又同处一片甲骨上,可见“巫帝”义同“帝巫”,“帝南”即“帝南巫”。     

束皙《补亡诗》考论

《诗经》六首“有义无辞”之作实为“有声无辞”之作,束皙为其所作的《补亡诗》在句式和语言上都更趋近《诗经.小雅》的特色。束皙将自己真切的生活感受融入到诗中,诗作看似拟古,实为写今,从而深化了诗的主旨。诗作中蕴涵的贴近百姓的深切感情与其赋作是完全一致的,二者都体现出作者浓厚的民本思想。     

读《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

1991年秋出土的殷墟花园庄东地H3坑刻辞甲骨是继YH127坑、小屯南地之后殷墟发掘史上的第三次重大发现。这批材料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科学整理之后,著成《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以下简称《花东》)一书,近日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印行出版了。     

汉魏六朝赋论纲

赋是一种介于诗与文之间的文体。说它偏向于诗,是因为它多有韵脚。早期的赋,语言形式或接近于《诗经》,或采用楚骚的形式;南北朝后期的短赋,也常常夹杂诗化的句式。说它偏向于文,是因为它没有诗那样具有整齐的句式,除律赋外没有严格的声律要求。汉大赋出现后,赋体有更多的散句,到了宋代文赋的出现,更趋于散文化,所以当代学者在编选中国古代散文时,赋往往被归入其中。其实,赋作为中国古代的文体,它是独立的,有其特殊性,它虽然有时具有诗的声情韵致,但不是诗;它的形式表面看像散文,但毕竟不是散文。 汉代人有时也将辞赋连称,甚至把辞也当作赋,例如班固称屈原的作品为“屈原赋”,从广义上说,《离骚》等楚辞是赋,也未尝不可。但从文体分类学的角度看,楚辞和汉赋有明显的区别,辞是辞,赋是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     

先秦至唐初《诗经》文本阅读的历史演化

本文考察自先秦到唐初的《诗经》阅读情况,认为《诗经》之文本意义有一个从阅读的文本向文本的阅读的转化,《毛诗正义》则为这种转化作了总结。先秦之时,当《诗》成为独立的阅读文本时,只具有词汇的意义;两汉的章句经学注意到《诗经》的语言形式,但是,四家诗同为阐明圣人之意,严守师法之授,故其差异,不过是阅读的“版本”不同而已;魏晋以后的《诗经》阅读,注重诗情文理,人自立说,表现出注重文本的特色;唐之《毛诗正义》受到魏晋诗学的影响,解说《诗序》、毛传、郑笺的孔疏,因注重文理而表现了一定的文本意识,披露了小序与诗辞之间的矛盾。但是这部钦定的著作,又一次使《诗经》的阅读回到“版本”阅读的底线,从而表明,《诗》只要是被作为经学的读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本阅读。     

汉魏六朝郊祀歌辞句式、韵式研究

《诗经·周颂》作为儒家经典中的颂神歌辞,具有典范意义,在儒家思想规范之下,郊祀歌辞制作者们自觉把经典作为模仿对象,在使用词汇上逐渐体现出抛弃“子史浅言”而归于“典诰大语”的特点,即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词汇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尽管如此,若将《诗经·周颂》与汉魏六朝郊祀歌辞相比较,汉魏六朝郊祀歌辞无论是句式还是韵式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郭沫若甲骨文字考释述要

郭沫若在甲骨文字考释方面有辉煌成果,文章从“实践与成就”“思想与方法”“地位及影响”三方面论述郭氏甲骨文字考释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契余论》《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等著作是郭氏甲骨文字考释的重要实践及成就。郭氏的甲骨文字考释思想及方法总结有六:古代社会研究与甲骨文字考释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跨学科综合考释甲骨文字、借助字形分析考释甲骨文字、结合辞例内容考释甲骨文字、利用汉字演变特征考释甲骨文字。他的许多观点及研究对甲骨文字考释影响深远,甲骨文研究的百年间取得的成就多与郭沫若的探索不可分割。     

从酒台遗址发现论商族的起源地

酒台遗址的祭坛及大量陶器残片、卜骨残段及祭祀坑内遗物,说明其时期在商代及商代以前.在凤凰山附近发现晚期智人牙齿化石、大汶口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及岳石文化时期遗址.甲骨文中的"商"字,金文中的"蕃"字,形象地表明了商族的起源地望商和蕃,在凤凰山及其周围.诸多证据证明:商族起源地望在山东蒙山北侧、新泰市东都镇的凤凰山周围地域.     

汉画资源与学科建设

汉画像是学术价值高、研究范围广的传统学术门类,文物保存量大,从业人员多,应该设立培养专门人才的学科。从汉画像研究悠久的历史、汉画本身负载的文化传统、汉画创作遵从的理论、汉画像研究的传统理论的整理与探究、汉画像文物保护与研究及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平提高等方面看,国家急需设立汉画学学科,以利于社会科学的协调发展。     

甲骨卜辞信息传播模式探要

甲骨卜辞信息传播模式有其较为明显的特点：一是大多数甲骨卜辞体现出信息传播直线模式，贞人将预测的信息单向直线式传播给时王；二是甲骨卜辞只有部分卜辞体现了信息传播循环互动模式，贞人与时王各自预测结果的交流互通就是明证。     

商代甫族、甫地考

殷卜辞中反映出甫族人常受商王之命而从事各种农稼、田猎活动,商王也曾多次亲临甫地并在那里举行占卜活动。当时的甫地与敖、奠(郑)、曼、（女自）(自阝)等地之间似存在着一种呈扇面辐射形的地域临界关系,在地望上可与文献中所记作为炎帝和太岳之后的这一支姜姓中原古族相印合。商代的甫族人与后来许慎《说文》中所称由甫侯所受封的(许)国应存在有历史渊源关系。     

试由卜辞“今夕其雨获象”看殷商时期的地理气候状况

甲骨文字的发现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在探索上古殷商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祭祀、征伐和周边方国的关系等方面,前人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甲骨文的发掘和研究,成为我们认识上古殷商社会的重要依据,本文试就甲骨卜辞数次提到商王猎象和兕的记载,来探讨商代中原地区的地理气候状况。     

周公庙卜甲四片试释

岐山周公庙遗址出土的西周甲骨文,关系到遗址性质、年代的探究,受到学术界及公众的关注。仅就已发表的四片考察,可知其中有的肯定属于西周初年,并可能与周公旦有一定关系;有的以“周公”为卜问主体,虽不能证明即周公旦,但也属西周早期。总的说来,卜甲的各方面特点都类似岐山凤雏卜甲,后者正是西周早期的。     

论夏商周“乐”重于“礼”及其现实意义

辨析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理论意义,须从文化根源上厘清"美"在文化源头和发展轨迹中的重要地位。甲骨文的"文"就是审美,"文"和"化"合起来,就是"审美教育";礼乐文化初期不是礼先于乐,礼孕育乐,而是恰恰相反;在夏商周三代,主持教育的大司乐必须通晓音律。其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中,乐教的分量是礼教决不能与之相比拟的。"乐"重于"礼"特点在古籍文献中也有丰富的佐证……三代美育显要地位和作用说明,重视美育是中国文化源头的特色;加强和提升美育地位是坚持中国文化特色的需要。     

中国版画的市场思考

中国版画艺术的市场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版画发展的根本问题,本文就这一问题从中国版画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探讨,并对中国版画进入和占领市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