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变动模式再审视——兼谈股权表征方式的完善

由于公司法对股权变动模式的规定不明确,形成了债权意思主义与债权形式主义两种解释。意思主义被认为更符合我国实证法特别是《公司法》第32条,因而成为通说。但依据《公司法》第32条2款"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之规定,仅能得出股东名册登记是行使股权的充分要件,不足以证其为对抗要件,更不能得出其非生效要件,因此意思主义的解释逻辑存在瑕疵。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应认定为法律漏洞,由债权形式主义弥补:一方面,意思主义将股权权属与股东身份、权利行使等割裂,难以与相关制度衔接,特别是以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共同作为股权表征,易引起权利确定的混乱;另一方面,债权形式主义与股权性质理论以及股权优先购买权、股权善意取得等制度相契合,在需审批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判定上与民法原理一致,可激励股权交易双方积极公示,并利于增强交易的效率与安全。依据股权表征的要求与域外立法经验,应由股东名册表征股权,并对其制作、公示、更改、维护及相关责任作体系化的规定,以维护交易效率与安全。     

特殊动产多重买卖之法理——《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评析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了特殊动产多重买卖时的履行顺序规则。依该条规定,特殊动产物权变动遵循"交付生效+登记对抗"的原则。债权多重让与与股权多重转让问题原则上不能参照适用该条。登记虽不能产生所有权,但其履行请求优先于未受领交付之买受人;既未受领交付也未登记之情形,合同成立在先者优先。该司法解释虽然便于法院确定多重转让时的履行顺序问题,但也存在忽视当事人主观意思、法理逻辑的不连贯以及可能破坏债权平等原则及债务人任意履行原则等问题。通过限制该条的适用范围,可部分避免上述问题。     

论中国特殊动产的登记对抗效力

按照动产物权变动原则,对中国《物权法》第24条进行解释,结果表明：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应以交付为生效要件,但法律另有规定或法律允许当事人约定不以交付为生效要件的除外,登记仅是该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     

从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性和人合性的平衡看股权转让的效力

在公司纠纷中,股权转让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围绕股权转让的效力争议展开,除了股权转让的双方当事人主张转让无效或要求撤销外,其他众多的利害关系人也经常会提出股权转让的效力问题,由于我国修订后的公司法相关规定仍过于宽泛,公司实务中的诸多问题难以解决,形成的股权转让纠纷日渐增多,已成为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因此应准确界定股权的性质,全面理解把握同等条件、优先购买权、股权变更登记、公司章程等的法律内涵及适用,维护有限责任公司资合性和人合性之间的平衡.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探析

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的条件和程序做出了规定,但规定比较简略,不够明确和具体,缺乏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本文参照国外和台湾地区的公司立法例,对明确我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条件、完善股权转让的形式和程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

我国《物权法》中所确立的是以债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为背景的区分原则。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区分原则有利于区分债权关系和物权关系,有利于保护善意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同时也是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的工具。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强制执行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强制执行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中的特殊问题。与有限公司股权的一般转让不同,股权的强制执行必须协调执行程序中的强制性与有限公司的人合性之间的矛盾。国外的公司和强制执行法律对此多有规定。就我国公司法对此问题的现行规定而言,明确规定公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件是该制度亟需完善的地方。     

论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公证制度

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公证制度是大陆法系关于不动产交易的重要制度。法国、德国、瑞士民法将公证作为不动产转让合同的形式要件,并建立公证与登记的配合机制以保障不动产的交易安全。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与法国、瑞士一样实行登记要件主义,但我国相关法律未规定不动产交易的公证制度,物权法草案也将公证制度付之阙如。借鉴法、德、瑞士的立法例,在我国即将颁布的物权法中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证制度有着重要意义。     

论我国机动车物权变动模式的检讨与变革

我国《物权法》第24条规定机动车的物权变动模式为登记对抗主义,其中交付是生效要件,登记是对抗要件.但是,机动车采登记对抗主义的立法理由不具有说服力,该模式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实践中也产生很多问题.相比之下,交付生效模式更具有优越性,也符合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对机动车物权变动模式的规定.因此,我国机动车的物权变动模式应当予以变革,将登记对抗模式转变为交付生效模式.     

论股权多重转让中善意取得规则的修正适用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7条第1款规定“一股二卖”纠纷应参照适用善意取得规则。但股权与物权变动模式相去甚远,股权登记对抗主义与善意取得制度亦抵牾颇多,股权多重转让参照适用善意取得规则将面临适用上的窘境。为增进法律体系的和谐并促进股权登记、鼓励诚信,第27条的修正适用需在登记对抗主义的前提下寻求先买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均衡点。由于我国现阶段股权外观效力的缺陷,股权多重转让中更需注重对先买人利益的保护,并妥当刻画先买人的可归责性标准与第三人的“善意”标准。可归责性标准可以在个案中具体衡量,第三人“善意”标准可以从承担有限的调查义务逐步过渡到善意推定,再到登记对抗主义,逐步消解善意取得对登记对抗的制度异化和干扰。     

论环状型交叉持股的法律规制

环状型交叉持股是由三家以上的公司依次循环持有另一家公司的若干股份而形成环状型的持股系统。根据环状型持股的公司之间是否具有控制依附关系,环状型交叉持股又可分为普通的环状型交叉持股和异质化的环状型交叉持股。普通的环状型交叉持股属于一种间接交叉持股,它在公司资本、内部治理等方面带来的危害相对比母子公司之间的直接交叉持股要低得多。但异质化的环状型交叉持股,因异化为变相的直接交叉持股,它可能产生的危害与直接交叉持股完全一样。对于异质化的环状型交叉持股应按直接交叉持股对待,应借鉴＂区别对待主义＂的做法对其进行规制。而对普通的环状型交叉持股,应在信息披露以及反垄断规制上予以完善。     

“一股独大”与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文章以中国所有2002年12月31目前上市的1133个A股上市公司3年间的3 399个观测值为样本,对股权结构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大小成U型关系,国有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大小关系不显著,法人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大小关系显著.     

公司权力中心变迁与公司法的回应

公司权力中心，是指掌握公司核心决策与执行权力的部门。在中外公司的发展历史上，这一中心存在变迁现象，尽管各国的变迁轨迹不同，但公司法对这种变迁的应对逻辑却有着相似性：强化新权力中心的决策权与执行权，同时强化其他非权力中心部门的监督权。中国公司权力中心的变迁轨迹具有其特点，2005年《公司法》在应对公司权力中心变迁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回应，促进了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提升了经营效率，但仍存在不足。受政治因素影响，中国公众公司的股权结构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二元结构现象，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会产生先发国家未曾经历的变化，《公司法》应当对这些变化作出符合逻辑的回应。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持股与股价波动的关系——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与股价波动关系的角度，分析基金的参与对股价波动的影响。本文选取2002—2007年的基金与股票市场相关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后发现：一方面，基金持股比例变化对股票价格波动有推波助澜作用：另一方面，基金持股比例受股价波动的影响，基金更偏向于购买股价波动较大的股票。     

"股份制办学"研究——历史回顾与产权结构分析

中国的"股份制办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获得极大发展,目前已经形成学校层面的"股份制办学"(温州模式)和公司层面的"股份制办学"(椒江模式)两种基本类型."股份制办学"的开放性与强大的资源整合功能等制度特征,符合现代社会通过资源流动与重组实现优化配置的要求,因而成为目前中国内地民办学校最普遍和最重要的资本组织与运营方式之一,在改造传统公办教育中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由于教师人力资本对于学校竞争力的基础性作用,在"股份制办学"产权结构中体现人力资本的价值成为"股份制办学"保持制度活力的新的发展方向.     

流动性风险理论对国有股过渡流通市场的研究

从流动性风险角度研究非流通股,认为国有股的历次减持巨幅冲击A股市场的情况是国有股本身存在的流动性风险的市场表现,因此非流通股本身存在流动性风险,也就是相对于A股市场的规模与现有运行机制而言,非流通股本身就不具有那么高的流动性,如果强行给予非流通股T 1的流动性,则A股市场将被冲垮.国有股减持政策的设计应当顺应非流通股流动性风险的本性,顺应非流通股相对于现有A股不具有流通性的本性,以T X制度缓解非流通股转流通对A股市场的冲击和给A股市场造成的流动性风险,而且还能促进我国形成一定程度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流动性风险就是国有股流通问题的本质.全流通问题可以归结为流通性风险问题,全流通问题的实质就是流动性风险问题.     

资产管理公司“债转股”股权回购法律困境剖析

为支持国有企业改革,资产管理公司曾对部分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并与之签订股份回购协议,随着回购协议被废止,股份回购必须依<公司法>进行.一方面由于<公司法>坚持法定资本制,与此相联,股份回购事由受到极大限制,回购程序要求严格;与此同时,政策性债转股企业的选定及其经营状况也足以表明,即使依据回购的法理,债转股企业亦难以购回自身股份.     

机构投资者、企业内部治理与慈善捐赠关系研究

通过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13年慈善捐赠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企业内部治理与慈善捐赠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内部治理良好的公司并不会倾向于多捐赠;而外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慈善捐赠呈现正相关关系,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慈善捐赠支出水平越高;并且外部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从而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修正作用,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大,越能改善内部治理差的公司多捐赠的现象,而对内部治理较好公司的捐赠影响不大。     

跃升式股权影响力与企业绩效研究——基于PE支持企业的面板数据

传统的股权研究中,每一股份的影响力是均衡的,随着持股比例的提升,影响力渐进提升.但公司法、证券法针对某些特殊持股节点的规定,使其影响力不是渐进提升型,而是跃升型的影响.基于上述理解,本文首先利用专家打分对法理造成的部分持股点的影响力进行重新赋值,得出相应的持股影响力,进而选取2012-2017年在创业板上市的353家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股权影响力集中度、制衡度、高管持股影响力以及机构持股影响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影响力集中度、高管持股影响力以及机构持股影响力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影响力方面,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参与的企业,股权影响力集中度、高管持股影响力以及机构持股影响力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而股权影响力制衡度则相反.     

论夫妻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人格——从法人财产权与股权角度谈起

夫妻有限责任公司特点在于公司的股东为夫妻二人,或者公司的主要控股股东就是夫妻双方.对于夫妻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人格问题的争论根源于公司法人财产权与股权性质的认定,根据司法实践中流行的对夫妻有限公司法人人格的否认态度,本文拟从这个根源问题出发对此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夫妻有限公司法人人格不宜简单被否认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