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文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

基于湖南等16省(市、区）944份农民工返乡创业调查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SPSS 19统计软件,分析文化的锚定效应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学习文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最显著,直接影响农民工接受创业教育、技术培训与指导的热情和效果;政策文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非常显著,创业者希望更好地获得金融和政策支持;农村信息文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影响较显著,决定着农民工获取信息的能力、来源及效率;农村亲情文化和就业文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类似,可以归纳为落叶归根和衣锦还乡的心理锚定。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能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吗？——基于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

乡村振兴离不开返乡创业,社会网络已成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的关键。基于2019年全国2139家返乡创业企业调查数据,将社会网络分为强、弱关系网络两个维度,研究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对其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1）整体上看,农民工的强、弱关系网络均能显著提升其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但两者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2）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民工的强关系网络对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更为显著,弱关系网络对发展型和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更为显著;在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弱关系网络对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强关系网络对中部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正向影响明显;农民工的弱关系网络对第二、三产业的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3）机制分析发现,创新精神是农民工社会网络促进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作用机制。因此,建议地方政府搭建促进返乡创业者相互交流的平台,努力实现返乡创业者强弱关系的双重嵌入,积极扩大返乡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同时要注重培养返乡创业者的创新精神,进而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创业培训、政策获取和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

农民工作为返乡创业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基于2019年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采用DID和PSM-DID的方法实证检验了返乡农民工创业培训扶持政策的效应,并引入政策获取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了创业培训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返乡创业培训可以显著提升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返乡农民工参与创业培训提高了政策获取能力,从而提升了返乡创业绩效.异质性检验发现,较之于中西部,东部地区的扶持政策效果更好.从行业相关度来看,创业前后从事行业相同与行业相关的人群受政策影响显著;创业前后从事行业不同的人群,受政策影响不显著.因此,建议政府营造良好的返乡创业培训氛围,形成相对完整的培训体系,开展个性化的创业培训保证培训效果;并通过培训提升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政策获取能力,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提升.     

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调查数据

采用江西省1 145个返乡农民工微观调查资料,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总政策支持力度越大,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就越强;而各项具体支持政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是否提供创业技能培训＂、＂是否提供税收减免＂和＂是否提供创业信贷扶持＂影响显著。因此,当前政府应优先提供税收减免、创业技能培训及创业信贷扶持以积极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基于演化博弈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

在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决策过程中,存在着农民工与地方政府这两类博弈主体,为研究相关要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问题中主体行为演化的影响,借助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返乡农民工与地方政府交互过程的演化模型,分析了特定情形下返乡农民工和地方政府行为交互系统的均衡点及其稳定性。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创业演化系统收敛于两种模式,随着系统相关参数的变动,系统收敛于不同模式的概率发生显著变化,通过调节相关参数可以优化返乡农民工创业路径的演化,引导系统朝着“理想”模式发展。     

独立创业还是合伙创业：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与绩效

返乡农民工的独立创业与合伙创业在创业绩效方面会不会存在明显差异呢？基于西部地区脱贫县调研获得的828个样本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返乡农民工不同创业组织形式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相对于合伙创业，返乡农民工独立创业的创业绩效明显更好。通过加入可能的遗漏变量、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和安慰剂检验等方法，估计结果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和采用条件混合估计方法（CMP）进行估计后发现，独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为了获得更好的创业绩效，更倾向于选择低门槛的业态进行创业。     

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调查报告

本文根据全国27个省份246个村庄获得的3690份问卷为研究基础,对当前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基本状况、返乡创业难度、创业扶持政策等进行分析。调查表明:现阶段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现象较为普遍,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创业收益少、创业风险高、创业资金单一、政府支持政策不足等问题。各级地方政府应有针对性的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建立符合农民工需要的公共创业服务体系,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政策支持。     

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山东省东营市10个农村368份农民工个案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态度、社会性动机、成就性动机、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政策环境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而生存性动机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具有间接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实质上是农民工外出务工过程中形成的知识、经验和能力等特质在发挥作用。为进一步增强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应该引导农民工形成积极向上的态度和价值观;营造尊重知识和鼓励创新的工作氛围,激发农民工的成就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探索农民工培训的有效模式;构建创业政策和服务信息的沟通交流平台,优化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环境。     

农民工创业区位的选择

在农民工做出创业决策,选择返乡创业或留城创业过程中,存在着农民工、家乡地政府和务工地政府之间因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博弈行为。为研究两地政府的政策对农民工创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可以利用动态博弈理论,构建两地政府、家乡地政府与农民工、务工地政府与农民工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三者的博弈关系。家乡地政府与务工地政府吸引优秀农民工返乡创业或留城创业的占优策略都是采取支持政策;相对于经济发达的务工地政府来说,家乡地政府在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在家乡地政府支持政策下,农民工能利用家乡的优势情况下返乡创业概率较高;务工地政府具有较好的市场、信息、资源等有利于创业的优势,占优策略是选择支持政策,吸引优秀农民工留城创业。因此,两地政府在制定吸引农民工创业政策时要扬长避短,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所需的条件,降低创业成本。     

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转换

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指导下，对三峡库区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进行研究，分析了可能对其生计策略转换产生影响的生计资本要素，发现家庭年总收入、合适的创业场地正向显著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生计策略的转换。进一步分组讨论后发现，家庭劳动力数量、曾经担任村干部这两个因素均正向显著影响库腹地区组、低海拔地区组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成功转换。与之相反，上述组别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转换受到外出务工时长和家庭所能支配的平整耕地规模这两个变量的显著负向影响。另外，创业初投资金的规模和地区交通变量显著正向影响库尾地区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     

农民工的社会保护:劳动政策的视角

20世纪80年代初,当农民工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时,国家没有及时通过劳动政策与法律对农民工作为中国工业化和市场化时代的新型劳动者的地位进行确认。可以说,国家劳动政策的缺失是造成我国目前农民工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进入21世纪,随着农民工队伍的壮大,特别是他们在制造业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加强,以及他们生存环境的恶化,国家才开始调整与农民工的关系,视其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并通过劳动政策对农民工的权益做出回应。     

农村进城务工者身份渐变的内生型路径

政府诱导的突变式农村进城务工者身份市民化存在缺陷,对应于拉尼斯-费模型三阶段劳动力供求对比关系发生变化,企业雇佣行为、市政府管理行为和进城务工者就业行为出现阶段式调整,进城务工者必然分三阶段完成身份进化:农民工、准市民、市民,这是内含于二元经济结构工业化进程的内生性过程。建议采取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培育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供求、乡籍员工层序开发、进城务工者积累工业人力资本和城市社会资本等方式实现进城务工者渐变、内生型身份进化。     

新生代农民工的母语能力缺失与补偿

由于所接受的农村母语教育是一种弱势的母语教育,当前政府倡导的农民工培训体系也没有母语教育的应然地位,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语言态度与使用问的矛盾、语言交际能力弱、汉语使用严重失范及缺乏良好阅读习惯等母语能力缺失的状况。母语能力的缺失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维权、群体性地位。因此,应在观念引导和气氛营造的基础上,举行诸如普通话培训、演讲指导、口语交际、美文朗读等培训辅导,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以语言交际力和阅读习惯培养为中心的母语补偿教育。     

二元劳动力市场、社会排斥与户籍分层——对进城农民工的研究

针对我国城市社会日益明显的户籍分层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及其对农民工的诸多社会排斥,是城市户籍分层得以形成的重要机制和过程。认为这种以先赋性的户籍身份为标准的分层不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必须采取措施积极消解户籍分层,建立一种以自致性因素为基础的、开放的、流动的社会分层体系。     

基于参数可调均值迁移滤波实现筒子纱的识别检测

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从公共健康保障和收入相对剥夺双重视角考察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公共健康保障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具有显著性影响,参加医保、接受公共健康教育改善了农村流动劳动力的自评健康状况且降低了患慢性病风险,但就近医疗服务机构距离越远,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则越差。收入相对剥夺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即横向收入相对剥夺和纵向收入相对剥夺程度越严重,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水平越低。分群组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流动距离下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政府应从完善公共健康保障政策、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缓解收入相对剥夺等多个方面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危害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怨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怨恨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分层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社会下层;从社会身份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边缘人”;从社会交往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初级交往为主;从受教育程度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怨恨感的压抑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伤害农民工自我心灵,阻碍社会进步;引起农民工思想混乱,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降低政府公信力,削弱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在此提出化解农民工怨恨感的对策建议：提升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增强其社会竞争力。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基于三个城市调查问卷的融入满意度结果分析

融入城市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满意度的测评,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社区融入总体满意度感到“一般”,城乡二元体制差异、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过窄以及社区社会力量支持的不足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现实阻滞因素。因此,建议政府、社区、居民形成合力,从消除制度体制障碍、创新基层管理方式、提升社区接纳度和扩展社会支持网络入手,有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     

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探析

我国政府日益关注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特殊群体,制定了关于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法规、规章,但是这些法规、规章存在法律层次低、缴费年限长、缴费比例高和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难等问题,导致农民工参保率低、退保率高的现象出现,应提高法律层次,颁布《农民工养老保险法》,适当缩短缴费年限和降低缴费比例,变个人账户制为统账结合制,以利于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在城乡顺利转移。     

农民工市民化视角下的城市融人问题探讨

农民工进城后,无论城市社会还是农民工自身都不能把进城农民作为城市的主人。鉴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在使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完善城市融入机制迫在眉睫。政策上的制度体系异化、社会保障缺乏,社会上的歧视和排斥,自身 条件限制等问题的存在,威胁到社会和谐稳定。这就需要政府、社会、农民工自身不断完善改进,进而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     

农民工转户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以重庆为例

户籍制度是一项包含多种利益分配的身份制度,户籍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必然面临复杂的博弈.在自愿选择的前提下,中国农民工户籍转变过程逐步趋向于政府与农民工基于成本利益估量的双向博弈.文章以博弈方法分析了当下农民工转户过程中农民工和政府策略影响因素及可能的均衡路径,得出结论为:现阶段政府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大于所需成本,有动力主动推动农民工转户进程;农民工出于对转户后生活不确定性的考虑,需要政府适当保留其部分既有利益且提供切实有效的社会保障后对于转户才有持续积极性.为了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可持续稳定前进,政府可能在短期需要付出足够多的经济政策扶持;即便如此,对政府和农民工而言,这仍是一个双赢结果.最后以重庆户籍改革过程中的统计数据验证了分析结论并提供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