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的艺术意象原型分析

诗歌要抒情述志,情感的抒发忌直露,尚含蓄,借助相宜之景物、意象,将情感呈现出来,这才有诗味。可以说,意象是诗歌的生命。意象包含主体的“意”与客体的“象”,含“意”之“象”不再是现实中的客观物象,而带有主体情志,《琵琶行》借助琵琶、江水、月亮、红色的枫叶、白色的荻花等意象,传达出了作者复杂的感受。     

论朱湘诗的客观抒情与象征主义倾向

朱湘是新月诗派和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之一，他的诗的基调是浪漫主义，但含有象征主义倾向。朱湘早期的诗注重意象，揉以中国传统的“寄情于物”手法，借意象以抒情。后期则重视意象的隐喻暗示功能，意境朦胧，风格含蓄蕴藉，少数诗歌已是典型的象征派作品，表现出向象征主义归附的趋势。     

论魏晋南朝诗歌宣叙意象的美学特征

魏晋南朝诗歌的宣叙意象是以叙事和讲述抒情主体的心理、行为、动作为主的意象，它是对《诗经》中“铺陈其事”的赋象的扩展；它与汉乐府最显著的区别是意象由叙事结构发展为一种抒情结构；同时，以抒情、议论和哲理抒发为主的宣叙意象也在本时期大量涌现。魏晋南朝的宣叙意象是一种具有隐喻功能的音乐性意象，它以叙述的灵动、跳跃形成旋律、节奏的律动与气势，它比《诗经》、汉乐府中直书其事的赋象更加形式化、符号化     

"客观对应物"与"以物抒情"比较

T.S.艾略特提出的寻找"客观对应物"与我国古典诗歌"以物抒情",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共同之处是将思想感情的表达倾注于对客观对象的刻画,由"物"及"心".多元文化影响下的寻找"客观对应物"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以物抒情"诗歌创作的差异在于,寻找"客观对应物"反映了艾略特"非个性论"的思想,而"以物抒情"则强调诗人的个性;寻找"客观对应物"强调意象选用的多样性,而"以物抒情"在意象的选用上明显倾向于"雅"或"美"的单一性;寻找"客观对应物"强调诗歌的多义解读,而"以物抒情"则往往"点题",表现为一义解读.     

论苏轼词中的意象与理趣表达

“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所蕴含的一种重要的艺术质素。在诗歌中,凡是涉及到写景叙事等所有心曲的外在表现都可以用“意念”和“物象”的审美契合——意象来表达。正如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到“玄解之宰,寻声律以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可以说,诗歌以意象的存在而存在,也因意象的生发而升华到美的境界。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表达策略

虽古有“文无定法”之说,但作为一种流派的文类在总体表达策略上应有类型化的趋归。现代主义诗歌在写作技法上大体有“四化”的律求。1、抒情主体客观化。现代主义诗歌是主智的诗歌,在写作思路与表现技术上,不同于古典主义诗歌、浪漫主义诗歌和现实主义诗歌。艾略特主张诗歌要尽量驱逐情感。徐迟提出‘将情的放逐”。金克木干脆把现代主义诗歌称为“新智慧诗”,即不同于以往的以形象来说理的哲理诗而是在象征性意象的营构中凝聚并化人诗人‘精智合一”的哲理思考。如卞之琳的《投》：“独自在山坡上／小孩儿,我见你／一边走,一边唱／…     

同样的月亮，不同的意蕴

作为同样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雪莱的诗歌中都出现了很多月亮意象，表现了“美丽、和谐、宁静”等文化内涵，但由于不同民族的审美心理，他们诗歌中的月亮意象又表现出不同的意蕴和内涵。     

论新月诗派后起之秀方玮德诗作的艺术风格

方玮德的诗歌具有潇洒灵真的艺术特征，表现在锦瑟年华的青春主题、古朴雅致的抒情意象、轻扬飘逸的意境和轻巧灵活的现代格律。除诗歌创作外，方玮德也表达出对现代诗歌的个人见解，以健康质朴的诗歌理论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晚近诗歌对“朦胧诗”文本形态的影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诗歌对“朦胧诗”有潜在影响。尽管抒情主题相异,晚近诗歌与“朦胧诗”同具政治抒情性。“朦胧诗”保留了晚近诗歌的意象所指范畴,在此基础上扩大了意象的能指与所指功能。“朦胧诗”中的箴言诗、哲理诗用理性对抗晚近诗歌中的非理性情绪,其实却是语录体的变相沿用。与晚近诗歌相似,“朦胧诗”的诸多作品表达了公共意识,而非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在文本基础上,历史地考察转型期文学,不回避“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关系,可还原文学史的完整性、客观性。     

简论道家精神与中国诗歌的意象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人的生存是诗性的生存，而意象又是诗歌的生命特征。道家精神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的构成，势必由一种生存美学发展为艺术美学，而积淀于中国诗歌的意象上。本文将从“道法自然”与诗歌意象审美选择的自然化倾向，“大道无形”与意象的模糊性，以及“道生万物”与意象的衍生性三个方面，作以初步地探讨。     

论王船山的诗教意象观

王船山从建构吟咏诗学的角度提出了一种崭新的诗教意象观。一方面,修正了自齐梁以来以诗歌声律说对诗歌音乐性阐释的不足之处,强调了诗歌音乐性不仅表现在诗歌语言的声韵,更表现在吟咏过程中书象向言象、言象向乐象的转变;另一方面,凸显了审美主体在诗歌接受中身体介入的重要性,分析了其“即情体之”“心物交合”的身体审美特征。由此,王船山立足于吟咏立象与身体审美视域的意象观,聚焦于诗歌意象的近身性、丰富性和瞬间生成性,有效地摆脱了诗歌“言不尽意”和“言之不足”的困境。     

中国当代都市诗学的意象考察

分析了诗人在当代诗歌中对都市的抒写;认为诗人对城市建筑意象的集中抒情,表现出其自身的精神取向和价值追求;建筑意象既隐含着抒情者的现代强国梦想,同时也牵涉着诗人诸多细微的私密经验,如时间感、道德感、精神存在感等;这些由混凝土搭建而成的城市辨意系统,丰润并完善着诗人的现代精神谱系。     

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歌的意象表现手法

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人将中国诗歌表达方式由意境的审美观照转向意象观照。在意象内涵表现上，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人采用现代象征主体性意象的表现手法创造了象征化的“死亡枯败”意象、“荒原”意象、“黄昏”意象等意象群以证合现代人的主体意识及精神状态。在意象营构上，他们“随意造象”，并用象征主义的通感手段与意象的连接手段构造主体意象，从而使新诗意象具有玄秘性、变异性特征。     

新时代甘肃诗歌创作的审美新趋向观察——甘肃“诗歌八骏”研究系列

甘肃当代诗歌的发展既与整个中国诗坛的变奏演进同气相应，也具有着因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人文历史、文学制度等内在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独特审美特点。在新的时代背景中，以甘肃“诗歌八骏”为代表的甘肃诗人在创作整体上显现出新的审美转向，这种转向是外在条件和内部需求合力而促发的。以抒情方式的现代性演进、意象选择的地域化特色与典型化处理、呼应现实的热情与主体审美的个性化表现三个方面来发掘甘肃诗歌在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审美新趋势，通过对这一新趋势的学理观察，进而进行理论的提显，以期对西部诗学理论的建设和当下诗人的诗歌创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具备万物 横绝太空——论盛唐边塞诗的雄浑美

所谓“雄浑”,即雄壮浑厚。它是盛唐诗歌最突出的美学特征。它以著名的“盛唐气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最壮丽的一章。而最能反映这种“气象”具有的慷慨昂扬的精神风貌和雄壮浑浩的艺术形象的,无疑是边塞诗。一边塞诗的“雄浑”美,表现在抒情言志时,抒情主人公往往具有崇高的人格美。就抒情的“雄浑”而言,“雄”即诗歌感情的雄壮豪放。“浑”的原意为浑沌、混茫,     

“迷人的抒情”与“泥土的根”——西南联大时期王佐良的诗歌实践

无论是译诗还是论诗，王佐良均表现出一种奇妙的现代敏感与语言才能，他并非一个纯粹的追究义理、考究辞章的学者。事实上，王佐良的语言才能与现代敏感正来自其诗人特性，通现西南联大校园诗歌实践，审察现代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面临的转型，就不能不注意到：在联大校园诗歌对于新的抒情道路的探寻中，王佐良的现代诗写作具有一种不同于他人的抒情风姿，他以“迷人的抒情”与“泥土的根”的交融展现了别一种抒情形态。     

说叶燮"理、事、情"之"情"

叶燮“理、事、情”说三者的客观性似已成为定说,但笔者认为其中“情”的虚位性正是破解三者非客观性的关键。本文从叶燮对“情”规定性的重新解释,以“情”的虚位以待性,“情”在诗歌中的实现性,“情”在阅读中的延展性,围绕诗歌意象的特点,情境再造中意象的释放,来说明“情”的通向性和在诗歌审美创作活动中不同阶段的不同指向,因之,客观“理、事、情”之“情”与中国古代抒情言志主观之“情”的背离一说,也似应该重新考虑。     

论诗歌写作

青年学生喜欢诗歌是因为“诗言志，歌抒情”，诗歌是以抒情的方式反映社会生活、表达诗人的愿望和理想的。而人们都有很多感情需要抒发，这感情包括正义的、庄严的、愤怒的、悲伤的、温柔的等等，这种情感的抒发就涉及到诗歌的写作问题。     

“诗无达诂”和诗求达诂

“诗无达诂”和诗求达诂貌似相悖,实则同理。“诗无达诂”强调读解诗歌不能局限于诗歌的直观意义,重在意会想象、捕捉意象、领略意境、品尝旨味。本文以我国古典诗歌所负载的抒情内容的特殊性和诗语存在方式的独特性──孤立性、隐潜性、情绪性、虚拟性为视角,考察了“诗无达诂”作为诗歌读解方法论,它完全符合中国古典诗歌的客观实际情状的,它是我国诗学理论上民族特色的表征。     

论苏轼以赋为诗的艺术表现

［摘要］本文梳理了苏轼以赋为诗的主要表现，认为苏轼受赋家之心与作赋之法的影响，既能用独特的体物视角来创造美妙的诗歌意象，并据以组织篇章，形成圆融通透的艺术特色；又能抓住常人不曾注意的物象、物情来抒情说理，增加了诗歌的兴象美，从而以破体之法行尊体之实，提升了诗歌的艺术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