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农村发展项目干预下的乡村治理

通过对NGO组织Y在G村与L村两个项目点的实证研究，试图厘清NGO农村发展项目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介入乡村治理的条件和实践逻辑。分析认为，NGO农村发展项目在乡村治理中扮演了干预者的角色；NGO农村发展项目的介入是解决当前乡村治理中诸问题的一种新路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外源动力。     

灾后重建中的社区营造——地方治理中NGO参与的比较研究

在当代中国,随着治理理论和NGO的兴起,NGO组织如何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台湾的经验则给了大陆一些值得关注的启示。本文采用案例比较研究的方法,选取中国台湾地区灾后重建社区营造过程中出现的新故乡文教基金会为案例参照,同时呈现大陆灾后社区重建中的NGO参与案例,通过叙事和比较研究,讨论两岸NGO参与社会治理的差异,并就公民参与对于社会弹韧性机制的营造等问题提出相关的讨论与建议。     

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社区治理与NGO

社区是社会的基层组织,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的社区治理。而和谐的社区治理需要多方面的协调,NGO在社区利益的协调、矛盾的化解、服务的提供、环境的维护、就业途径的拓宽等方面可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政府应当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引导与培育NGO,使其在构建和谐社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社区善治之路：我国社区NGO的发展逻辑——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

“善治”描绘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一种良好的合作状态,是社区发育、社会和谐的指针和风向标。善治语境下的社会管理体制强调多元嵌入、参与合作,社区NGO作为维系社区生命力的纽带随之成为治理主体一极。政府权力边界模糊、市场机制扩张引致社会力量分化,网络生存空间缺失、治理主体单一、信任危机隐形存在,置于治理视野下的社区NGO困难重重。社会资本理论在突破理性经济范式的基础上强调沟通文化的解释力,以网络平台搭建、合作、信任等范式为核心信条,为阐释社区NGO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我国社区NGO发展现状与思考: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善治"描绘的是国家与公民个体对社会管理水平的良好期待,即实现有效治理。单中心秩序模式的超负荷运作呼唤新的制度设计,善治语境下的社会管理体制更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治理。社区NGO在吸纳散居社会个体、搭建国家-社会互动平台的基础上随之成为治理主体一极。多极非均势治理主体的复杂博弈同样引发一系列问题:主体权力边界模糊、自治力量分化、社会网络空间缺失、治理主体单一、信任危机频发,治理模式下的社区NGO困难重重。社会资本理论在摒弃纯粹理性经济范式的基础上突出了对沟通文化的考量,其所倡导的网络、合作、信任等范式也为走出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路径。     

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解析

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讨论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具体分析了其在社区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及发展的途径。     

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解析

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讨论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具体分析了其在社区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及发展的途径。     

关于农村社区扶贫类NGO 可持续 发展机制的几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目前,多种因素导致我国农村贫困原因复杂化。为了配合政府职能转移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以及探索新的扶贫思路,NGO参与扶贫开始受到重视。由于资金使用较为灵活、试错成本低以及在扶贫点上动员和参与作用较明显,NGO在启蒙农民的公民意识、提供社区公共产品和将农民重新组织化方面能发挥作用。然而,我国NGO相关法律法规处于不断完善之中,扶贫类NGO也尚处于发展初期,因此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亟需探讨的课题。文章将一些致力于公共卫生防治、环境保护的NGO也纳入广义的扶贫范畴而加以分析,分别从NGO组织内部的公益宗旨、理事会治理结构、组织目标多元化、人力资源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探讨了当前农村社区扶贫类NGO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几个问题。     

突破社区治理困境：社区NGO——社会资本视角的阐释

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是中国社区建设所依仗的三大结构性力量，积习而成的“两头强．中间弱”的态势呼唤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当前中国社区建设正处于发展中的瓶颈期，治理主体单一、信任缺失、互惠失范，理性选择范式在解释社区NGO的治理功效上缺乏文化与微观层面的考量，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框架，而社会资本理论中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信务——信任、互惠、合作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为社区NGO冶理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范式。     

联动枢纽：治理视域下社区党组织的角色分析

社区党组织在联动社区治理主体、共同整合社区治理要素、实现社区治理目标的过程中形塑了“联动枢纽”的角色。这种“联动枢纽”角色是在“使命—责任型”政党的根本要求下形成的，同时它以政党体系为基础的组织资源、以地域为范围的空间资源、以情感为支撑的文化资源和以网络为导向的技术资源作为形塑条件。通过对某社区党组织联动其他社区治理主体供给公共服务的案例研究，发现其在具体运行的过程中呈现出主体联动、内容联动和方式联动等特征。这种“联动枢纽”角色能够有效形成社区治理的整体合力，实现核心引领与具体联动的结合，并且根据社区治理情况变化进行动态调适。未来的优化路径在于构建集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于一体的“联动枢纽”角色，同时搭建常态化联动治理平台，促进治理资源的有效配置。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基本路径

非政府组织是农村学前教育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学前教育在弥补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满足学前教育多元发展和补偿弱势群体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在教育治理过程中，由于外部制度、内部组织以及社会支持方面的困境也阻碍了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为此，非政府组织需要从国家制度支持、社会大众认可以及自身组织完善三方面探索参与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路径。     

治理理论视域下城中村改造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

治理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组织、公众间的相互依赖及合作互动,公众参与是治理理论的实现形式,是现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在城中村改造中公众参与体现出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价值,但当前城中村改造中,公众参与方面存在制度缺失、参与层次较低、缺少全程参与等问题。在治理理论的视域下,应通过重构政府、开发商和公众的角色,完善法律法规制度,构建多元化的沟通体制,发挥非政府组织、社区团体的作用等措施,构建公众参与机制,消解公众参与中的问题,以提升公众参与水平,实现＂民主化＂的和谐改造。     

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的政策建议

国际社会第三部门的兴起与发展,以及中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转型,迫切需要第三部门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基于对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现状的分析,本文从五个方面提出了第三部门在中国发展的政策建议,指出促进第三部门的发展是社会各方的共同责任.     

中国草根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危机与治理困境及应对策略探析

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引起了权力的转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权力的逐渐生长,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一方面,非政府组织日益跻身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社会的管理新型主体之一,推动着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同时构成政府的社会管理对象之一,挑战着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登记注册而无法取得合法身份的草根非政府组织大量活跃于城乡社区.这一现象表明政府对草根非政府组织执法不能,表明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发生冲突,我们现行的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已经面临改革的压力.文章深入分析了草根非政府组织合法性危机及其治理困境的形成原因,试图探索走出这一危机和困境的策略.     

上市公司环境治理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公司环境治理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上市公司环境治理问题主要表现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不完善,缺乏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市场约束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监督。改善上市公司环境治理需要培育良好的环境治理的外部社会制度环境,倡导环境责任投资理念,加强利益相关者与公民的参与,完善上市公司环境责任报告。     

云时代公共危机事件的跨界合作治理--基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视角

近年来,频发的各种公共危机事件超出了单个的行政区域,具有一定的“跨界”特性,某一行政区域政府的单独治理已经出现了明显弊端,因此,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危机治理研究的焦点。云时代各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有效合作,为解决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持。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社会地位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志愿服务意识薄弱,缺乏社会公信力;沟通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和政府的不信任也导致合作的局限性。因此,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治理中应进一步完善合作法规、改变政府职能、扩大合作领域、加强资源整合并加强志愿服务意识的培养。     

非政府组织在反腐实践中的理论背景和国际经验分析

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世界各国反腐活动的重要力量;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集体行动的逻辑、社会资本和治理理论可以为非政府组织的反腐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从国际经验来看,非政府组织可以在政策制定和廉政立法、举报和监督腐败行为、调查廉政指数、影响政治选举等领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有效地推动国家廉政体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