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工程移民相对贫困特征与致贫因素识别

基于2014—2018年金沙江流域水电工程移民的追踪调研数据,采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与空间断点回归的设计思路对水电移民相对贫困特征及致贫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移民群体相对贫困特征主要表现为发展性贫困与消费型贫困。受水库建设影响,大部分移民家庭生产维度受严重剥夺,自然条件与人力资本方面的制约使移民家庭不仅难以维持原有生计,而且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受阻,造成移民后家庭生计构建困难,生产恢复缓慢,陷入发展性贫困;水电修建使移民家庭市场参与程度被迫提高,人均生活成本增加超过2000元对家庭资本积累十分不利,在加剧了移民群体发展性贫困状况同时增加了日后返贫的可能;最后,这些贫困特征在兼业生产家庭与中低收入水平家庭中体现更加明显。政策完善应致力于发展性贫困和消费型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有效缓解群体间与群体内部发展差距扩大状况,避免政策失灵带来新的风险。     

少数民族文化致贫与贫困文化后果研究

文化致贫作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致贫的原因之一,具有多样性、长期性、致贫惯性等特点,是反贫困的难题。由于文化致贫原因各不相同,多样性文化在贫困领域也表现为贫困原因的多样性,因此制定多样化的经济发展策略对多样性文化在减贫中所起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分析文化致贫原因需注意四个问题:1.不应将传统文化中一些致贫因子作为社会的信仰、规范、价值观和态度来判断一个民族或个体的道德行为;2.针对传统文化中致贫因子的惯性发展,反贫困策略可能失效并出现大面积的反贫困失败;3.由于贫困群体对自身传统文化的长期认可和适应,其诉求与外界所提供的帮助呈现信息不对称;4.多样性文化中有些文化特征具有公共性特点。少数民族群体贫困及其贫困文化后果既可能对个人也可能对整个民族形成影响;贫困造成的文化后果有自我延续及叠加,更严重的是因贫困形成的反抗性文化会导致与其他民族、族群或族裔保持距离,并对社会和谐发展产生障碍。文化致贫的反贫困行动是一项长期策略,除关注物质贫困外,还需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从物质财富以外的领域来改变生存、生活境况。     

残疾人多维贫困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以江苏为例

残疾人贫困既有因经济因素导致的贫,更有因身体残障和社会对残疾人的不良态度而造成的困。全面认识残疾人的贫困现状,对于到2020年实现残疾人全面小康的社会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利用AF方法,根据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与需求专项调查数据,以江苏省为例,对残疾人多维贫困状况加以研究;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分析残疾人致贫的影响因素。由此得出:残疾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发生贫困的概率越小;城镇残疾人比农村残疾人更易发生贫困;经济发达地区残疾人发生贫困的概率较小。     

水库移民多维介入型贫困的动态测度与致贫因素研究

将改进的A-F多维贫困测算方法与搬迁前后移民贫困状态的变化相结合,构建了“多维-动态”的介入型贫困测度体系,利用三峡库区农村移民的生计跟踪监测数据,对移民多维贫困指数和致贫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水库移民虽已摆脱高维度数贫困,但仍陷入低维度数贫困;工程建设并没有引发严重的冲击型贫困,然而水电开发也没能有效地缓解持久型贫困;搬迁前后移民所处的贫困维度有明显改变,且不同致贫因素对各类动态贫困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据此提出了完善非自愿移民贫困识别与退出机制,区分贫困各维度并精准施策,创新水库移民安置模式,将移民后期扶持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有机衔接等建议。     

我国山区少数民族贫困成因的框架分析——基于市场参与率的视角

山区少数民族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一类群体.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参与率是决定人们收入水平、是否贫困的直接原因.在实证分析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参与率、受教育水平的基础上,文章以市场参与率为视角,从山区和少数民族两个维度分析了山区少数民族贫困的成因,认为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致贫因素的累积和叠加,使得山区少数民族人口市场参与率低,贫困率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试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物质生活贫困问题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贫困系学界关注较少的一个问题.基于收入与住房两个层面得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物质生活层面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从结构与文化视角立足于城市体制性因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人力资本因素以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贫困文化等层面剖析了致贫原因,提出从发展教育培训提升素质、强化城市社会救助支持、加强文化建设等方面消减贫困.     

皖西大别山地区致贫因素的研究

皖西大别山地区的贫困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在对皖西大别山地区的致贫因素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分别采用2000年到2007年和2008年到2011年两个阶段的数据,以贫困发生率作为母序列,以从自然因素、经济因素、人力因素和社会因素四方面考虑选取的6个指标作为子序列,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8个县(区)的各指标与贫困的关联度进行分析,确定各因素影响贫困的重要程度以及趋势变化。还分析了可控影响因子与其他因子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和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人力因素与社会因素是皖西大别山区贫困的主要致贫因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贫困的致因分析——基于贫困代际传递论与贫困陷阱论比较

目前,我国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挟贫政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呈弱化之势,其关键原因就是没有根据不同的致贫因子采取合适的减贫政策。事实上,所有的致贫因子大体上都可以归类于贫困代际传递扣贫困陷阱两种致贫模式,深刻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异同,厘清这两种模式的致贫机理,对于制定合理的反贫困战略以破解欠发达地区农村的长期贫困问题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和理论意义。     

山西农村贫困脆弱性的分解和原因研究

目前对于贫困的研究,已从收入贫困发展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贫困的脆弱性是权利贫困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对于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很少,对于山西省农村贫困脆弱性的研究更是空白。文章运用低期望效用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Low Expected Utility)方法,对山西农村贫困的脆弱性进行估计和分解,并对影响脆弱性的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山西农户贫困的脆弱性为0.3148,即在目前资源分配方式下,农户的效用比消除了不平等和完全规避风险后的情况下降低了31.48%。其中,由于贫困带来的脆弱性为0.1143。在影响农户贫困的脆弱性的因素中,体弱多病者占家庭人口的比例、家庭劳动力最高文化程度、当年是否有重大事件发生等是最主要的因素。     

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成因的地理学分析

区域性贫困是我国突出的发展难题,贫困地区的致贫因素在地理学基础上可能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 针对这一问题,文章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建立指标体系,使用灰色关联法建模计算14个连片特困地区的致贫因素,剖析了我国区域性贫困形成的层次性原因。 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信息化水平更多制约了当前中国东部山区,如大别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的发展;中部山区如罗霄山区、吕梁山区、武陵山区主要受交通 - 经济区位落后及部分自然禀赋欠缺的影响较大;西部山区如西藏区、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滇西边境山区的首要致贫因素还是集中在自然禀赋方面,但具体成因各异。 最后,针对不同地理成因引发的贫困,文中讨论了相关的政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