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女性观探源

林语堂的小说把女性的地位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其创作模式受到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受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和西方主流文化的影响;其次,西式的教育和所处的位置使林语堂美化着古老中国的一切,包括一些糟粕;最后,作为一个男性作家,林语堂难以摆脱男权文化的影响,在创作中不自觉地歧视女性.可以说林语堂的女性观是一种不正确的女性观,他笔下的女性是被男人欲望化的女性.     

论基督教视域下的林语堂小说

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特定的时代因素一直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究。林语堂的宗教信仰历程和基督教对他精神上的影响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但基督文化对他小说的影响学者们涉及得相对较少。当某种宗教情感植根于作家的思想和价值观时,这必然会对他的文本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林语堂的小说中弥漫着浓厚的基督文化气息。林语堂在追求"灵性的纯洁之光"的基础上对基督文化既有吸收也有摒弃,其作品中散发着独特的基督之音。     

从《京华烟云》看林语堂的女性观

作为一位知名的作家、翻译家和学者,林语堂有着自己独特的对于女性的理解。林语堂尊重并崇拜女性,他认为女性应该自然脱俗、坚韧细腻、美丽温婉、忠贞柔顺,具有奉献精神。林语堂作品中的女性,或过于理想化,或充满矛盾,折射出林语堂潜意识中的男权意识和反封建的不彻底性。     

从译者文化观看翻译文本的选择——以林语堂《浮生六记》为例

以《浮生六记》为例,具体从林语堂独特的女性观,"和谐"的美学思想,追求本真和快乐的人生哲学,田园化的理想生活模式等方面探讨译者的文化观和翻译文本的价值取向的契合点,分析林语堂选择浮生六记为翻译文本之必然性。     

从木兰之美看林语堂的人生观

《京华烟云》讲述了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四十年间,北京城中曾、姚、牛三大家族的兴衰史和三代人的悲欢离合。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姚木兰是作家林语堂极为推崇的角色,有着传奇经历的木兰集多重角色于一身:中西文化的宠儿、虔诚的道家女儿、标准的贤妻良母,可谓新时代的完美女性。通过探寻木兰之美,可以感悟到林语堂先生的人生观,同时联系林语堂先生的个人经历,还能得出其成因。     

论林语堂的生命悲剧意识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林语堂，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得到公允的评价。本文就林语堂的生命意识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作者认为，林语堂并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一路唱着欢歌，显得非常轻巧、浅薄的作家；相反，林语堂在其诗化的语言，欢快的情调和健朗的心绪之下潜存着一颗孤独的心。林语堂有着对世界、人生非常浓郁的悲剧生命体验，从中可以使人们更好的理解林语堂的思想深度。     

论中国女性在构建和谐现代化中的优势作用

中国女性的发展是构建和谐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中国女性在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境遇里也生发性别文化诉求,成为和谐社会发展的动力,作为重要人力资源的女性是现代化发展的新亮点,女性对于和谐人文的情感支撑同样也显现着女性的优势作用。     

林语堂关于女性的生命体验

作家的创作受其文化思想的支配,而其文化思想的现实基点,是其深切的个人生命体验与生存感悟。林语堂始终充满女性关怀,他眼中的女性不但具有传统美德,还有新的进步思想。林语堂这样的女性观的形成是从其具体的生活(日常生活、认知生活和审美生活)里对女性的接触、认识、发现抽象及升华的结果。     

林语堂代人受过──从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一条注释谈起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后的第二条注释给读者三点印象：一、林语堂是“费厄泼赖”的倡导者；二、鲁迅写作此文是专门批判林语堂的；三、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始终站在进步文学的对立面。事实并非如此。“费厄泼赖”的始作俑者是周作人，而不是林语堂。鲁迅对“费厄泼赖”的批评，表面上对着林语堂．其实瞄准的是周作人。准确地讲，是针对当时一些善良人们姑息养奸的错误倾向而言的。二十年代的林语堂作为语丝派叱咤风云的一员战将，伴随着鲁迅的步伐，在反抗封建势力和现代评论派的攻城劫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林语堂是代人受过的。这场围绕“费厄泼赖”问题的讨论，是语丝派内部人之间不同意见的磋商，长期以来人们把它定格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档次上是不科学的。     

记忆与表象——《京华烟云》文学创作的审美心理与女性形象

在林语堂先生最引以为傲的小说作品<京华烟云>里,呈现出作者独特而充满睿智的女性审美观和审美心理.在林语堂的记忆深处,<红楼梦>和<浮生六记>这两部作品一直保留着其他文学作品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位置,并对他的一生尤其是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颇深.在小说<京华烟云>里,林语堂巧妙地将<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和<浮生六记>中陈芸的性格合二为一,借鉴塑造出姚木兰爽朗乐观、豁达大度、优雅多情、持家理业之能者的理想女性性格,将自己对女性的浪漫主义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记忆综合地赋予给了木兰.<京华烟云>中的姚莫愁则从<红楼梦>中的薛宝钗那里得到了丰富的创作灵感,也吸收了其中最有价值的创作营养,在摒弃了薛宝钗伪善性格的同时,塑造了莫愁为人实际、大方得体、成熟稳健、聪颖圆滑的性格特点.     

解读林语堂的“幽默”

林语堂是第一个将英语中的Humor译成中文“幽默”的人，他是中国幽默文学的倡导者，他也是沟通中西方幽默观念的桥梁之一。“幽默”是林语堂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幽默观在林语堂的艺术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本文分三章解读林语堂的“幽默”。第一章论述了林语堂幽默观的内涵：自由独立的思想，宽容超脱的胸怀，闲适自然的情愫。第二章论述了其幽默作为一种文学实践。第三章论述其幽默作为一种人生姿态。结语部分简要总结了林语堂幽默观的意义，林语堂的幽默达到了艺术境界、学术境界和人生境界的统一。     

林语堂对儒学的现代性阐释及阐释的现代性意义

林语堂受儒家思想的浸染至深至大，一生追求儒家的“仁爱”与人性的完美；同时，他又非常崇尚老子“复归于婴儿”的单纯简朴，羡慕庄子“邀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潇洒与任性，所以他心灵的深处时时放飞着一份旷达、放任、自由的“士”的情怀。他把道家思想中崇尚自由、尊重个性的因子注入到儒家思想中，又以现代人的眼光和立场来观照儒家思想，以现代的人道主义和人性化思想补充儒学思想“仁”的内核，从而延伸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性意义。这使他的儒学思想不仅浸染上了浓郁的道家文化基因，而且具有了现代性意味。     

论林语堂创作思想的变化——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

林语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如何评价这一变化,成为学者们长期争议的话题.肯定前期创作的学者,多从社会性的层面考量;肯定后期创作的学者,则多从文学性的角度观照.不同视角的切入,极大地拓展了林语堂研究的空间.但考量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否成熟,不能仅依据社会学或文学性的单一尺度,创作风格、思想主张稳定与否都是重要的考察标准.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仍处于“文化认同”的“延展期”,思想尚未稳定,文章论点常来源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名家.及至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西方文化中发现了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并将之与道家文化相融合,明确地提出了“艺术即表现”、“表现即艺术”的口号,开始形成自己鲜明的理论主张.     

“徐訏评说林语堂”的独特价值

徐訏详尽解读了林语堂的矛盾个性,剖析林矛盾的文化内涵,并以个性上的矛盾为视角看林语堂的为人处世。徐訏认为林语堂是一个主观的人,并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林的文学创作偏重于表现主观：他看好林的散文不欣赏林的小说,并对此做了深入的探讨。徐訏对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有着独到认识与极高评价。徐评在林语堂研究方面有独特价值。     

钱钟书与林语堂散文的幽默品格及其文本差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同时提倡幽默文风的文学大家钱钟书与林语堂，其幽默品格各有特色，前者重“理”，深得西方随笔的理趣，充满了学者式的思辨与博弈；后者重“情”，即情调，情趣，是对中国古典散文精神的继承，追求士大夫的闲适与雅趣，这与晚明“性灵文学”的渊源一脉相承。他们横移与纵向继承所形成的不同幽默风格及其文本差异，丰富了现代散文的内涵，对散文审美体系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浅析林语堂自译本《啼笑皆非》

译者主体性在林语堂自译本《啼笑皆非》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其警醒国人的翻译目的和中国传统文化取向决定了林语堂必然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其审美观促使他进行了创造性翻译。文章结合典型例句对其译者主体性进行分析。     

费尔巴哈的“宗教”情感

费尔巴哈的“宗教”情感和传统的宗教情感有本质区别，是费尔巴哈作为一个无神论唯物主义者热爱自然、热爱人类、热爱生活的崇高精神境界。他试图建立“新宗教”取代旧宗教，实质上是要建立新的哲学取代旧的哲学，也意味着用新的文化取代旧的文化。他反对宗教，但不否定宗教的精华，实质是反对过时的旧的思想、理论。他提出的用爱的情感取代宗教的思想，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勃朗宁诗歌的爱情理念

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勃朗宁的诗歌题材广泛,理念新颖,在维多利亚诗坛独树一帜,其重要的诗歌主题便是男女爱情。勃朗宁认为,爱情至善至美,因而是人类存在的最高形式,但他同时认为,爱情绝不可能脱离生活现实而存在于虚幻或真空之中。换言之,世上绝没有超现实的、完美无缺的爱情。再者,男女双方具有独立的个性、思想和诉求,无论怎样心心相印,情投意合,都不可能超越生活的制约,抛弃一切去追求不切实际的所谓“完美爱情”。勃朗宁的爱情不完美论是对传统爱情理念的挑战。     

爱情与艺术人生的思索——狄金森《我的生命——一把上膛的枪》主题论析

以《我的生命——一把上膛的枪》这部狄金森较具争议的诗歌作品的文本为据,从意象分析入手,联系诗人的生活及其创作体验,对该诗多重的思想主题作一评析。指出诗中的核心意象＂枪＂是诗人爱情与艺术人生的隐喻,它折射了狄金森的婚恋观及其对女性包括她本人从事文艺创作之困境的思索。对狄金森而言,爱意味着孤独,而文艺创作则是一种＂殉美＂体验,一种应该远离世俗物质诱惑的精神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