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农政策满意度如何影响村民自治参与

乡村振兴背景下涉农政策与村民自治是三农领域的重要议题。基于2017年3844位农民样本数据,运用SPSS统计软件,考察农民的涉农政策满意度与村民自治参与的关系,并进行异质性和影响路径的分析与讨论。研究表明:涉农政策满意度可归因为综合性涉农政策满意度和保障性涉农政策满意度,其中,农民对保障性涉农政策的满意程度要高于对综合性涉农政策的满意程度。涉农政策满意度与村民自治参与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即农民的涉农政策满意度越高,其参与村民自治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且对农村男性、老年、中等收入家庭农民的影响尤为明显。从影响路径看,保障性涉农政策满意度主要通过提高农民的政府满意度来增进村民自治的参与度,而综合性涉农政策满意度通过这一路径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表现并不明显。未来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涉农的相关政策,以更好地服务于村民,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税费改革后我国基层干群关系的现状研究——基于河南11个行政村的实证分析

税费改革促进了我国基层政权职能的转变,县乡村三级利益共同体逐渐解体,村民自治也不断创新,从而使20世纪90年代紧张恶化的基层干群关系得到缓和。但与此同时,我国农村仍然存在着农民对基层干部缺乏信任并在行为上冷漠疏离的现象,其原因在于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普遍存在的消极行为。基于这种状况,应以基层治理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基层民主的切实推进为关键点,从根本上促进基层干群关系的和谐与基层政治的稳定。     

从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主要以乡村非正式权威力量和基层政权组织为中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接点治理",但因其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需要,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及时转型。农业税取消后,为维护农民权益,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改变治理策略,国家权力与农户直接对接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乡村治理实现了由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的逻辑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影响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由此,欲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需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将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共存。     

富人治村: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学考量

近年来中央把"双带双培"政策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主导方针,"富人治村"成了基层政权、农民、富人三者基于自身利益,在乡村治理的互动与博弈中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合谋行为。与依靠乡村内生性力量实现的国家集权简约治理下传统的"乡绅治村"相比,可以说"富人治村"在主体合法性、主体产生机制、主体治理行为上已经丢失了儒家文化的使命感。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他们的治理行为也将农村基层治理带入到村庄权力场域的结构化、村庄治理私人化、基层政权权威弱化的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可通过以下途径:构建完善村民自治法律,规范基层选举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管理监督机制;培养和提升"富人"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培育村民民主意识,推进基层村民自治。     

农民作为公民仍有依法纳税义务

为了让农民休养生息,我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废止了沿用几十年的农业税条例。这是否意味着我国9亿农民从此就不再缴税了呢?财政部负责人解释说,需要说明的是,取消农业税,只是取消了专门对从事农业生产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主要是农民)征收的税种,不能把全面取消农业税简单理解为从此农民不缴税了。根据宪法及有关税收实体法的规定,农民作为公民在生产生活中与城镇居民一样具有依法纳税的义务。比如,农民从事生产经营、日常消费,都要按税法规定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等相关税收。为保证减征、免征农业税后基层政权和农村义务教育正常运转,中央和…     

平台型治理：筑牢城乡基层基础的有效实践机制

筑牢基层基础是“中国之治”的重要秘诀。平台型治理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技术变革与制度创新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对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321”基层治理实践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新范式,平台型治理通过构建简约高效的治理平台能够驱动政府职能转型升级,推动政府回应社会能力与社会参与治理能力的双重提升。基于技术赋能普通民众并突破时空因素限制使民众更好表达诉求,促进自上而下行政推动与自下而上积极反馈的双向互动;以公共平台为依托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并有效整合治理资源,进而提高治理效能;积极优化治理结构,推动治理重心下沉,促进基层社会秩序与活力的统一。总之要基于民心政治取向强化互动治理,创新政策执行机制以增强末梢治理的敏捷性和实效性,进而有效驱动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     

中国共产党引领基层治理提升组织力的创新路径探索

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资源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创新过程。基层治理的创新,不仅需要对民众的组织整合,也需要信息的有效传播,其路径在于提升组织力。中国共产党引领基层治理提升组织力在建党百年的历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党群关系是主线,群众路线是核心机制。基层的"善治"既需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民众的有效组织,也需要加强有效的传播机制。有效的组织是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有效路径,通过有效的组织与传播,实现中国共产党对群众的组织、动员、整合和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信任、共识、参与,实现治理与自治的契合,从而探索中国共产党引领基层治理提升组织力的创新路径。     

试论新闻传播在乡村治理中的反作用

税费改革之后,媒体成为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以大众传播的模式通过传媒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受众传递。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这些“直达”的政策精神做出的不同解释,使得基层治理中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漠视"现象解构及其破局 ——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

农民治理参与缺位是影响乡村振兴进程的重要障碍,解析农村治理中的农民参与不足对改善乡村治理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积极意义.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基于"基层(乡镇)政府-农村-农民"整合分析框架解释农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漠视"现象.结果表明:农民"漠视"本质是农民治理参与不足、意愿不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政府层面,基层政府治理悬浮、功能缺位,导致行政动员能力不足;农村层面,农村转型期空心化,治理机制(利益、情感和规则)不健全,导致治理能力不足;农民层面,农民进城、精英缺失,缺乏收益分配和利益关联机制,导致村民参与不足.破解该问题关键在于夯实基层政权建设、提升政府权威及其行政动员能力,健全乡村自治体系、提升自治能力,培育治村能人弥合治理结构洞、构建村民利益联结机制等.     

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

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治理状况有所好转,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能有效回应广大农民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乡村党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威依然不足、乡村社区内部自治性公共事务缺乏组织依托、部分利益冲突不能及时有效解决等现实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并发挥作用提供了契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主要有三种作用机制,即合作-服务机制,合作-信任机制,合作-协商机制。建立健全这三种作用机制,对于重构乡村治理结构、再造乡村共同体、激活乡村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