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基于协同治理的理论视角,在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和问题基础上,运用现代治理手段,提出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对策建议,全面推进各项制度协同发展,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新闻媒体、政府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稳定有序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心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心理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方面。以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与迁移心理学为理论依据,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心理因素由动机、态度、情感、参照点依赖、风险偏好与从众心理构成。从理论上来看,动机、对城市的态度与对相关制度的态度、公平感、风险偏好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正向影响,对流动的态度、相对剥夺感与从众心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负向影响,参照点依赖对新生代农民工意愿的影响方向取决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参照点在收入与权益方面差距的变化趋势。     

身份再造:传播学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

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意识由萌芽到形成是一个阶段性动态发展过程。文章基于传播学的视角,通过访谈及参与式观察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的萌芽和生成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传播环境的变化对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中,城市中的人际交往使得他们有了主体意识的觉醒,组织传播又促进了他们规则观念等现代性的获得,大众传媒则引导了他们公民参与意识的萌发。近年来,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也逐渐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政治诉求、维护个人权益和参与公共决策的重要工具,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的提升。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购房行为意愿,以测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采用稳健性回归的Probit研究方法,得出如下结果:在社会网络的框架下,首先,强关系削弱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阻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其次,弱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但其影响系数为正,说明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及城市融入有内在的促进作用;最后,探讨了社会网络与文化程度以及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得出,提高文化程度或收入水平能降低强关系的负效应;但与弱关系之间无交互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维权意识问题探究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我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他们在城市权利诉求上较老一代农民工有了较深刻、更突出的变化。按照与时俱进的精神,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发展特点,探究制约他们维权意识提升的症结,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和路径。     

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以迁移心理学与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为指导,借助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参照点依赖、从众心理、风险偏好、动机、态度、相对剥夺感与公平感中,以城市人为参照点更易产生市民化意愿,从众心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负向影响,公平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结构化特征与对策

在行动与结构的关系视角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来自于制度障碍、人力资本障碍、社会资本障碍等。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就是要在当前国家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下整合各类配置性资源,不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期通过各种要素的相互结合和互动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制约因素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在文化程度、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基于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新时期推进城市化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但由于受当前的制度政策、社会管理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重点推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特征的制度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教育培训制度。     

增权理论视域下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尊严问题研究

尊严是最能使人高尚,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加崇高品质的东西。由于我国传统二元体制下所产生的排斥惯性,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尊严、社会尊严、就业尊严、制度尊严等方面严重缺失,成为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尊严的增权途径是:畅通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给新生代农民工以平等的政治权利;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给新生代农民工以平等的社会权利;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待遇,让新生代农民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增强人文关怀,让新生代农民工带着尊严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资格权保障的法理逻辑与优化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业转移人口中市民化的主力军,也是最能体现身份转换过程的群体代表。如何在宅基地制度改革中保障好这一庞大群体的宅基地权益,事关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与农民市民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权益旨在帮助其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根本性身份转变,宅基地资格权正是认定其能否享有宅基地权益的核心要素;宅基地资格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具象化,是成员权权利束项下的具体权利,也是其享受其他宅基地权益的前提;获得财产性权利是新生代农民工行使资格权的结果。梳理历史逻辑、现状逻辑和价值逻辑这三条线索,厘清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权益的法理逻辑和对宅基地权益保障的真实需求。应清晰界定资格权多元认定标准,丰富宅基地资格权实现形式,分阶段引导新生代农民工逐步退出宅基地权利。     

公民权视域下的农民工身份承认与社会团结

建立在civilright意义上的公民权研究无法有效回应社会团结问题,须在citizenship的意义上重新理解公民权。这种公民权遵循从身份承认到权利获得的逻辑,为存在分殊差异的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团结资源。以此为理论视域,文章分析了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农民工的身份承认问题,认为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市民与农民工彼此的公民承认共同迈进公民权的体系中,各自能够以公民身份自我宣称与相互宣称,最终达致社会团结。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危害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怨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怨恨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分层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社会下层;从社会身份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边缘人”;从社会交往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初级交往为主;从受教育程度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怨恨感的压抑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伤害农民工自我心灵,阻碍社会进步;引起农民工思想混乱,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降低政府公信力,削弱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在此提出化解农民工怨恨感的对策建议：提升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增强其社会竞争力。     

排斥与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愿意留在城市里安家立业。然而,由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排斥,在他们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适应性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社会资本的缺失,称为内因;二是社会体制的阻碍,称为外因。因而,需要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社会资本、破除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性壁垒、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层面去消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及其差异

基于549份新生代农民工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进行考察,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最关注工资收入情况,其次对个人发展、医疗保险、工作环境和权益保护的需求也较大;第二,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不同个体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存在差异,不同区域、不同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也存在差异。     

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的思考

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有明显的缺陷,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中立法的空缺、体制的限制、权利意识的淡薄、非政府组织等社会支持系统发展不完善,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的制度、落实农民工权利保护的法律依据、加强农民工权利的行政保护力度、重塑农民工权利的司法救助机制、建立专门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等是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的主要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的母语能力缺失与补偿

由于所接受的农村母语教育是一种弱势的母语教育,当前政府倡导的农民工培训体系也没有母语教育的应然地位,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语言态度与使用问的矛盾、语言交际能力弱、汉语使用严重失范及缺乏良好阅读习惯等母语能力缺失的状况。母语能力的缺失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维权、群体性地位。因此,应在观念引导和气氛营造的基础上,举行诸如普通话培训、演讲指导、口语交际、美文朗读等培训辅导,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以语言交际力和阅读习惯培养为中心的母语补偿教育。     

融城与逆城：新生代农民工两难选择——基于GGF监狱调查

中国农民工已经悄然更新换代，“第一代”（或称“老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老化逐渐回到农村，“第二代”、“第三代”或称“新生代”农民工登上了城镇化进程的舞台，并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把自己看成“准城里人”，希望在公民权利、择业就业、工资待遇、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方面，能够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待遇。然而，他们却与农村渐行渐远，叉与城市若亲若疏，且处于城镇生活的“显歧视”和“潜歧视”之中，如果他们融入不了城市，又退不回农村，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择业稳定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代际差异视角

利用10省(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运用泊松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老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性:即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常联系朋友数、兄弟姐妹数、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工作经验、工资收入及工资制度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风险意识、话费支出、常联系朋友数、工作经验以及工资制度是影响老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代际差异视角和724份问卷调查数据,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维度测评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综合得分较老生代农民工高出0.157 766。文化程度、务工年数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有正向作用,年龄、婚姻、兄弟姐妹数等变量影响不显著。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参加同乡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因区域和企业所有制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老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则只受文化程度和务工年数的影响。     

城乡一体化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简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大军中最具有活力的生力军,是未来10到20年我国重要的人力资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保障他们的各项权益,需要学者在理论上进一步研究,国家在政策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