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的苏菲主义:对"多丽丝·莱辛与伊德里斯·沙赫的苏菲主义哲学"——与苏枕商榷

多丽丝·莱辛作品中的苏菲主义思想是莱辛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在不同的语境中苏菲主义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本文涉及到苏菲主义的内涵,哲学与宗教的区别;讨论了伊德里斯·沙赫与苏菲主义的关系,西方新苏菲主义与伊斯兰教的苏菲主义的区别;最后,驳斥了苏枕的"苏菲主义推崇众人皆信教,它完全排斥理性、否定国家形式"的说法.莱辛接受的苏菲主义是西方语境下的苏菲主义,它既是一种知识又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     

自我施加的负罪感:苔丝在自己悲剧中的责任

评论界对苔丝的悲剧研究由来已久,近些年又开始从苔丝自身来寻找其悲剧产生的原因.本文设法从苔丝的负罪感人手来探索导致她的悲剧的原因.本文采用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来分析这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之间的对话,阐释负罪感对苔丝一生的影响.同时,本文还采用叙述学的聚焦理论并从苔丝作为聚焦者出发来分析她为自己的悲剧所承担的责任.     

伊斯兰苏菲学科的建立及其核心术语:“阶段”与“状态”

“阶段与状态”是伊斯兰苏菲中的一个重要术语,也是苏菲作为一个学科出现的关键标志,其蕴含的身心修炼,无不与伊斯兰的伦理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伊斯兰苏菲修炼的一个关键基础,探究其深层的伦理含义,以及与伊斯兰苏菲学科产生初期内在的伦理联系,对正确认识伊斯兰苏菲的发展走向及核心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苏菲的选择》中的创伤主题探寻

威廉·斯泰隆通过《苏菲的选择》展示了纳粹集中营的经历对苏菲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及身体创伤,再现了纳粹的暴行。运用创伤理论对小说主题进行分析,使苏菲创伤得以揭示的同时也展现了小说中创伤叙事所蕴含的深远的现实意义,既为与苏菲有相同经历的受害者提供治愈创伤的可能性并为其他创伤读者提供正确的治愈方法,同时号召人们对受创者的人文关怀。     

多重的苏菲主义：对“多丽丝·莱辛与伊德里斯·沙赫的苏菲主义哲学”——与苏枕商榷

多丽丝·莱辛作品中的苏菲主义思想是莱辛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在不同的语境中苏菲主义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本文涉及到苏菲主义的内涵，哲学与宗教的区别；讨论了伊德里斯·沙赫与苏菲主义的关系，西方新苏菲主义与伊斯兰教的苏菲主义的区别；最后，驳斥了苏枕的“苏菲主义推崇众人皆信教，它完全排斥理性、否定国家形式”的说法。莱辛接受的苏菲主义是西方语境下的苏菲主义，它既是一种知识又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     

圣训与苏菲行知的关系研究

圣训与苏菲行知的关系研究在汉语文献中是一个空白领域,学界几乎没有涉及此问题。文章作者在查证了大量圣训及苏菲行知原典以及近现代阿拉伯语、英语和乌尔都语文献的基础上,从苏菲行知的传统定义、苏菲行知的基本要素与圣训的关系、苏菲行知在圣训总框架中的位置三个方面论述了圣训与苏菲行知的关系。结论认为苏菲行知就是圣训在伊斯兰教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延伸,是伊斯兰教宗教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试论维吾尔苏菲主义诗歌的形成与发展

在维吾尔古典文学史上,由于苏菲主义文学影响较大,即使不是苏菲派的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也难免不带上苏菲思想.苏菲主义诗歌在维吾古典尔文学史上作为独特的文学流派萌芽产生于12世纪-13世纪,15世纪一16世纪开始出现专门阐述该派思想的各类体裁的作品,到了17世纪正式形成了独立的一个文学派别并且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因此,对这一文学流派进行专题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基督教文化对王安忆小说创作的影响

在中西文化的相互冲击与渗透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注视到了基督教文化的价值与作用.王安忆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一直关注着社会的伦理道德.她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在小说创作中注入了基督教负罪感文化,把基督教中人类的原罪意识倾注到人物身上,对人性的痼疾进行深层挖掘,以期唤醒民众的负罪意识,来拯救社会生活中伦理道德.     

索马里政治伊斯兰的演进与特点

索马里政治伊斯兰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壮大于90年代,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先后以伊斯兰联盟、伊斯兰法庭联盟和青年运动为代表。索马里独特的"国情",给其政治伊斯兰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使其呈现出多种特点:部族主义的渗透与影响;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交织;普遍的武装化和暴力化;外部的强大影响;强烈的反苏菲倾向。索马里政治伊斯兰扎根于本国的现实,代表着部分索马里人摆脱发展困境的一种努力。     

解读朱迪斯·莱特的现代主义诗歌

莱特是澳大利亚当代诗人,她的诗歌一向深受好评.作为一位现代主义诗人,莱特的诗作反映了诗人对现代人生存问题的思考.莱特为现代人摆脱生存困境提供了解决方式.她对西方世界现实的深刻理解表现出强烈的入世情怀.     

伍尔夫的悲剧意识

在漫长的解读人生、解读死亡的过程中,伍尔夫认识到人类是面临着无法摆脱的悲剧性结局。她的悲剧意识体现在她对死亡观念、人际隔膜、战争恐惧的感悟与理解之中。她的悲剧意识源于个人悲观意识和对自己处境的困惑与迷惘。虽然伍尔夫在生命中顿悟了死亡的真谛,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将生命交于死神。这种选择并不在于展示人生的不幸,其目的是要展示人的主体精神对悲剧的超越。     

奥斯威辛的罪与罚--《苏菲的选择》中的原罪观解读

美国小说家威廉·斯泰隆的小说《苏菲的选择》是大屠杀文学的经典之作。斯泰隆将他的问题意识扎根于基督教神学之中,通过波兰女子苏菲在克拉科夫、奥斯威辛和纽约布鲁克林的生活遭遇重新诠释了基督教的原罪观念。斯泰隆的诠释不再只停留在对纳粹暴行的谴责上,转而关注于每个人原初的罪恶,由原初自由的丧失所导致的罪恶之境。这种诠释不仅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对大屠杀经验的反思,更为身处绝望之境的人们指明救赎的方向。     

苏菲主义的“神爱论”及其当代社会价值

＂神爱论＂是伊斯兰苏菲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苏菲近主之道和爱主之道的一个重要因子。我国学界尽管对苏菲主义有详尽的研究,但对苏菲主义的＂神爱论＂介绍的并不多。＂神爱论＂不仅有深邃的哲学意蕴和浓郁的人文情结,其真挚和热烈的＂爱＂同样对当今和谐世界的构建与宗教对话的展开有诸多启示意义。     

莫拉维哲理寓言诗巡礼──兼谈苏菲文学风格

莫拉维哲理寓言诗巡礼──兼谈苏菲文学风格何文林人类中古时代宗教盛行，宗教文学也随之兴起、发展，出现了欧洲的教会文学，印度的房诚教派文学，中国和日本的佛教文学等等，而在西亚则出现伊斯兰的苏菲文学。苏菲文学是伊斯兰苏菲教派的产物，源于阿拉伯的地区，开花结...     

安娜和爱玛的悲剧成因探析

《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中的女主角安娜和爱玛的悲剧成因具有不少异同之处。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两人都没能珍惜原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用情太专、自我迷失;对家庭和婚姻缺乏责任感和义务感。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安娜强烈的负罪感和经济、感情的依赖性使她日益自私、偏激;爱玛则过分地追求脱离实际的浪漫激情。安娜和爱玛的悲剧至今仍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时地重复上演,对她俩的悲剧成因进行比较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伊斯兰苏菲主义神爱论及其哲学流变

伊斯兰教义学说中,神爱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苏菲学者把神爱观念纳入修行理论,爱被视为苏菲修行的最高状态。在吸纳不同地域文化的基础上,苏菲神爱论思想维度不断扩展。10世纪中叶,为避免与正统教义相抵触,苏菲神爱论渐趋哲学思辨,强调爱主和敬畏的结合。自安萨里把苏菲精神纳入到正统教义以来,神爱论在教义学、哲学和诗歌方面得到发展,并被赋予社会属性,转向＂爱的宗教＂,强调爱主基础之上的宗教宽容。     

试论约翰·贝里曼的情欲诗写

美国自白派诗人约翰·贝里曼在诗歌创作中大胆建构以男性为中心、以感官享受为主的情欲世界,其情欲诗写不仅表现出自我分裂、性施虐等生命价值和人性本真的失落、挣扎,更蕴含了极为深湛的负罪感和自赎情结,这种负罪感来源于他对情欲体验的强烈渴望与内心宗教道德伦理之间的种种矛盾.在灵与肉的剧烈冲突中贝里曼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向上帝忏悔却未能实现精神上的涅槃,最终自杀身亡.贝里曼情欲诗写中的自我情欲从压抑到萌芽再到爆发直至息止的变化,揭示了人类心灵中深邃、阴暗和错综复杂的欲望本质,亦为情欲泛滥的现代社会敲响了警钟.     

论《巴比特》中的快感与罪感

《巴比特》是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代表作,亦是他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小说中,以巴比特为代表的人物过着“表面风光,内心彷徨”的生活,他们寻求各种方式为自己空虚乏味的生活制造快感,然而在片刻愉悦之后,却又产生深深的且无法摆脱的负罪感。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了商业文化背景下大众快感与罪感的来源,并揭示了商业社会中人们在享受快感、经历罪感之后,最终陷入一种无助感的生存状态。     

论朱迪思·赖特诗歌的澳洲风景书写

澳大利亚著名诗人朱迪思·赖特的诗歌,以她一生中不同时期居住过的新英格兰高地、塔姆伯林山区和布雷德伍德三个地方为主要创作背景.她早期作品中表征的新英格兰高地既可怕又奇美:中期作品中呈现的坦姆柏林热带雨林鸟语花香,生气盎然;到了后期,她细致入微地用临摹的形式直感再现澳洲的自然物候.她经历了从有些抵触到逐渐欣赏喜爱新大陆的变化,还经历了钟情欧式花园到放弃园艺、完全接受澳洲荒野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反映出赖特逐步摆脱殖民心理,与新环境之间实现了真正的融合.     

简·奥斯丁的"庄园情结" 评析

简·奥斯丁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浓浓的"庄园情结".在她的作品中,庄园是故事开始的地方,是天真烂漫的爱情田野,是追逐名利的场所.在分析作家作品中这种"庄园情结"的同时,探究了"庄园情结"形成的原因."庄园情结"和小说家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出身于牧师家庭,生活于乡村小镇的奥斯丁,不可能摆脱其生活圈子以及社会环境对她的影响,她的作品也难免被打上深深的时代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