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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  被引次数:12
   周业安  章泉《管理世界》,2008年第3期
   现有的文献假定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能够像其他国家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与现有的经验证据是矛盾的。并且,现有的研究也没有准确揭示财政分权的多种效果以及作用机制。本文利用1986 ̄2004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从整个时间跨度来说,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不同时间区域内其影响有所差异,在1994年前它对经济增长并无促进作用,而1994年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同时,我们发现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在分权的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也表现出类似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加剧了地区差距。针对这些证据的一个共同解释就是,目前我国的财政分权其实是一种不完整和不规范的分权,如果要在保持分权的增长效应的同时,弱化其波动效应,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那么最关键的就是实行公共财政体制,并在这一新体制下实现合理分权。    

2.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  被引次数:2
   李文星  艾春荣  徐长生《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本文利用1979~200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修正偏误的虚拟变量最小二乘估计方法,重新检验了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发现,在分税制实施前,财政分权阻碍了经济增长.但在全样本期,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财政分权是导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今后要进一步规范财政分权制度和改善与之相匹配的制度环境,以发挥财政分权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3.  最优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被引次数:2
   宋玉华  林治乾  孙泽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8卷第4期
   基于最优财政分权模型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静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存在着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水平;最优财政分权水平与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正相关,与中央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负相关.对中国1982-2004年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已经超过最优比例,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未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提高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适当降低分权水平,实现最优分权,促进经济最优增长.    

4.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数量测度  被引次数:3
   龚锋  雷欣《统计研究》,2010年第27卷第10期
    中国式财政分权并不是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分权,而是一种“事实性分权”。选择单一维度的分权指标,无法准确衡量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程度。本文以1997-2007年中国的省级数据为样本,选取财政收入自治率、财政收入占比、财政支出自决率、财政支出占比、税收管理分权度、行政管理分权度6个指标,对中国式财政分权进行全景式评估;进而,运用基于Bootstrap的Shannon-Spearman测度方法,选择信息损失最小的组合指标作为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有效衡量指标;最后,应用财政分权衡量指标,检验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省级财政分权程度在样本期间呈逐步降低的趋势;中国式财政分权整体上不利于地方经济增长,但不同维度的分权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相同。    

5.  中国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王韬  底偃鹏《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3卷第6期
   从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个角度,实证研究了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以及财政分权的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效应.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分权阻碍了经济增长,同时,财政分权并未加剧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通过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认为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分权水平,同时,完善财政收入分权管理制度,纠正政府间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6.  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以下的实证分析  
   肖文  周明海《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8卷第4期
   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财政分权是财政改革中上下级政府财政权力分配的测度.从省级以下层面看,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以1985-2006年省级以下市(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的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从中央集中控制向完全分权的财政制度转变,将使经济增长率提高9.2个百分点.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是显著区别于先前诸如财政分成和财政包干的改革,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阶段,它更有利于加速经济增长.财政分权的正效应并不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资所得的,而是使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资用于效率更高的地方,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7.  国家财政分权改革如何影响了经济增长?  
   高伟华《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
   文章基于改革开放前中国财政分权实践历史,提出了一个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时滞效应的假说,并利用1953-2009年全国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短期内过于剧烈的财政分权化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作用,但分权化改革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却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分权的增长效应的释放存在时滞,不过,这种增长效应存在一个由弱到强再转弱的过程,从长期来看,其增长效应又会趋于消失。    

8.  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发展绩效的实证检验  
   肖建华《统计与决策》,2011年第23期
   财政分权是我国经济起飞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主要通过影响资源配置、促使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促使宏观经济稳定来实现经济增长,从实证角度来看,在全国范围样本内,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总体上是起到了正向激励作用,尤其在1994年后,这种效应日趋明显。而从省级与市级政府间的财政分权来看,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明显不足。因此,在一步改革中,要要重视与启动省级以下政府间的财政分权改革,继续在省市之间利用好财政分权这一激励手段等。    

9.  财政分权、地方竞争与经济增长质量  
   李强  刘庆发《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2卷第5期
   财政分权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么,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有何影响.文章从竞争视角阐释了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质量间存在"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在短期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在长期将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地方竞争是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财政分权与地方竞争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更为激烈,阻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意味着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需要考虑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实行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完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标准.    

10.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倒U型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的实证  
   黄险峰  周美彤《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理解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一国的财政分权化改革至关重要.选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度量财政分权的指标,通过数学模型推导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最优的分权度;并且得出使人均产出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弹性除以地方政府支出弹性和中央政府支出弹性之和,在最优分权度之内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超过了这个限度财政分权将会阻碍经济增长.选取我国1978—2015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求出最优分权度为61.5%,对比我国1978—2015年总体的财政分权度,可知我国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分析各省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可知,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具有差异性但逐渐趋同.    

11.  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健康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周焕  贺俊  刘亮亮《统计与决策》,2017年第12期
   文章通过内生增长模型得到了财政分权影响居民健康水平的关系.并利用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考察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分权与居民健康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财政收入分权与居民健康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健康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此外,进一步研究财政分权对居民健康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东部地区财政分权促进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中西部地区却抑制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    

12.  中国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面板数据因果性与协整研究  被引次数:4
   马兹晖《管理世界》,2008年第3期
   本文应用面板数据格兰杰因果性检验和面板数据协整方法,研究中国省级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关系。我们发现,在1979~1993年,省级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相互影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1994年以后,财政支出单方面影响财政收入。在1979~2005年整个时期,省级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分税制改革事实上加强了省级政府对财政收入的控制能力,省级财政收支仍然保持密切联系。本文还对财政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13.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成因研究  
   刘衡  陈志勇《统计与决策》,2016年第19期
   对近年来城镇化加速背景下地方政府性债务扩张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以及地方政府间竞争加剧是导致地方政府性债务扩张的主因.文章在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后,验证了上述结论,并发现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宽松的货币环境和较低的融资成本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有鉴于此,我们从改革当前分权体制,官员考核机制与投融资体系入手,就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范提出了一定的建议.    

14.  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中国案例(英文)  
   乔宝云  范剑勇  冯兴元《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6年第2期
   主流的财政分权理论一般认为,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机制可以提高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水平,本文将这一理论应用于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改革与中国小学义务教育的案例,发现财政分权并没有增加小学义务教育的有效供给。本文认为,出现这一结果的内在机制是,西方通行的财政分权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两种机制在中国并不成立,尤其是人口流动障碍及其地区性差异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向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率的方向转变,这导致各地区激烈的财政竞争并相应挤占了义务教育等外部性较强的准公共产品性质的财政支出。本文还发现财政分权对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它推动了富裕地区的经济增长而抑制了后者。    

15.  基于时间序列模型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绩效研究  
   黄斌《统计与决策》,2012年第5期
   文章基于改革开放后中国财政分权实践的历史素材,发现中国存在一个持续向地方分权的趋势,但由于实践中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文章提出这种分权实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时滞效应的假说,基于1978-2009年全国层面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的确证实了这一假说。的研究为认识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经济增长效应的表现方式提供了新的证据。    

16.  财政体制分权改革30年的效应分析  
   邓晓兰  黄显林《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9卷第2期
   为对中国分权型财政体制改革30年来的效应进行分析,寻求进一步改革完善财政体制的思路,在简要评述财政体制改革目标与历程的基础上,以陕西省的历史数据为依托,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财政收支、公共服务水平和地方经济产生的实际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分权改革不仅明确了各级财政的职责、提高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而且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财政体制的改革尚需要继续完善.    

17.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  被引次数:74
   乔宝云  范剑勇  冯兴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主流的财政分权理论一般认为,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机制可以提高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水平。本文将这一理论应用于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改革与中国小学义务教育的案例,发现财政分权并没有增加小学义务教育的有效供给。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西方通行的财政分权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两种机制在中国并不发挥作用,尤其是人口流动障碍及其地区性差异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向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率的方向转变,导致各地区激烈的财政竞争并相应挤占了义务教育等外部性较强的准公共产品性质的财政支出。本文还发现,财政分权对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它推动了富裕地区的经济增长而抑制了后者。    

18.  中国式财政分权对财政扶贫效率的影响研究  
   《统计与信息论坛》,2021年第10期
   财政扶贫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主要减贫方式,其制度安排势必会改变政府具体财政行为,进而影响财政扶贫成效。在中国财政扶贫实践背景下,以数据包络分析(DEA)为基础分别构建SBM超效率模型和Malmquist模型,测算中国省际财政扶贫技术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技术效率整体偏低,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通过对指标分解后发现,技术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报酬递减导致的规模效率低下,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相对的技术退步。进一步构建Tobit模型,分别从财政支出分权度、财政收入分权度、财政自给度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对财政扶贫效率的影响,并在模型中引入财政分权度与人均GDP的交叉项,考察经济发展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财政收入分权会抑制财政扶贫效率提升,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度则促进财政扶贫效率提升;而经济发展既会削弱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度的促进作用,也能缓释财政收入分权的抑制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继续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资金配置和管理以及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提高财政扶贫效率。    

19.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变迁的逻辑分析  
   《青海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在我国经济发展不同时期,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不同的变革。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博弈的研究视角,发现财政分权程度主要由中央与地方政府两者的行为目标而决定:如果中央政府行为目标是地方经济的发展,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提高;如果中央政府行为目标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和控制力提高,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下降。反之,财政分权程度也会受地方发展的客观现实影响。同时,基于不同的行为目标和博弈结果分析出我国不同时期的财政管理体制变迁逻辑,指出我国当前财政分权所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20.  对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的县级数据  
   宁家耀  吴自强《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的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本文对中国县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会找到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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