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主体性道德选择教育

传统儒家道德教育是一种顺从的教育,理念的错位和功利化的驱使,使传统道德教育偏离了培养人的"目的理性价值",片面强调个体的服从,忽视了个体主体性,忽视了个体的道德选择能力和权利.主体性道德选择已从边缘走向了中心.社会结构的转型、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以及现代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势表明主体性道德选择已成为道德教育的内在诉求,道德选择的教育也成为了当代道德教育的重要指向.     

实践理性:康德美学的超验之维

康德美学的最终目标是走向实践理性本体论,达成"美是道德的象征"目标。走向实践理性本体论,康德是分两步完成的,一步是从纯粹美走向依存美,这种过渡仅仅实现了依存美与实践理性的间接联系;另一步是从美的分析走向崇高的分析,在崇高的分析中康德将崇高与人类的实践理性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了其美学走向实践理性本体论的最终目标。     

公共理性:协商、公共服务与协同善治

公共理性确立于基本道德与政治价值之最深层次,是民主社会宪政体制的理性前提,是价值多元主义的整合机制。它涵摄着协商与公共服务双重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公众的权利理性、道德走向与精神建构,决定着公权运行者的运权理性、道德姿态与政治智慧。它在实践中以协同善治为价值旨归,倡导公民社会与公权领域携手治理公共事务,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共善"与国家正义事业。     

“见”的伦理困境及其反思——从《孟子》“以羊易牛”说起

孟子以"见牛未见羊"来论证"以羊易牛"合法性的做法,给后世学者解读"以羊易牛"带来了不少困扰。朱熹从"仁术"、"理未形"、"人物有别"等角度替孟子进行辩护。"见牛未见羊"实质是强调"见"中蕴含的恻隐之情在推动人为善中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见牛未见羊"中所蕴含的伦理问题归约为如何认识道德情感在人类的伦理道德生活中的作用。我们认为,现代社会不能把人类的伦理道德生活建立在恻隐之情上,而必须建立在一套理性完善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基础上。因此,道德教育必须重视后天的人为教化,通过系统的教化把道德理性加入道德情感之中,以使人形成以道德理性为主的良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建构的理性向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建构,是党的文化建设实践主体在理论层面的升华。从哲学理性的视域看,党的文化理论建构既是交往行为,也是价值重塑和实践创构行为,且彰显了三个理性向度。在交往理性的向度中,党的文化理论建构在历史与现实的深度耦合中既回应了"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之问",又解答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党的文化理论建构关系的"历史之问"。在价值理性的向度中,党的文化理论建构依凭其价值期待,既阐扬"以人为本""家国一体"的辩证协调,又显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要旨的价值取向。在实践理性的向度中,党的文化理论建构既坚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辩证统一的实践路径,又创构了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的行动诉求。     

对多元价值背景中个体道德理性的检视

改革开放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道德上的困惑与迷茫。面对这样一个多元价值社会,个体需要道德理性。这种道德理性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探究、批判的精神。而这种道德理性正是以往学校道德教育中所缺失的,通过对个体道德理性进行检视以期探寻当前我国道德教育应对多元价值时代挑战的出路。     

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道德建设

唯物史观认为,道德属于精神范畴,而精神问题的解决却不能单纯诉诸精神的努力,脱离产生道德、塑造道德和制约道德发展的社会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善只能成为思辩理性的抽象物,不能成为实践理性的现实解。和谐社会道德建设固然离不开道德教育,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     

现代性的反话语: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转向

哈贝马斯指出:"从康德开始,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一直就存在着一种哲学的反话语,从反面揭示了作为现代性原则的主体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无论海德格尔还是福柯,他们对主体性理性的批判都没有从根本上超出黑格尔划定的圈子,即都是在主体性的原则下对主体性作一种形而上的整体性批判。要突破传统"理性主义"的窠臼,必然以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取代"认知主体",也就是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哲学才能真正从"意识哲学范式"走向"交往范式",传统理性主义的危机才能彻底终结。通过"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理性主义范式的转换,摆脱了传统"意识哲学"的危机,解放了韦伯工具理性的"铁笼"困境。然而以语言为中介的"主体间"达成"共识"的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却忘记"交往理性"的初衷。而"话语权力的平等不是哲学可以用‘应是’就可以实现的,它与文化、政治、经济交融在一起,而使现代性问题更加复杂"。     

道德的法律审视——基于哈贝马斯的论述而论

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借助其互为主体性的“交往理性”范式和商谈伦理学理论,以现代法律为主体(理性化和形式法)去审视道德这一主体:道德具有不可制度化、不确定性、不能稳定的可期待性以及不具操作性;而法律则不同,具有自治性、独立性(不可化约为道德)、可制度化、确定性、稳定的可期待性以及具有操作性.虽然“后现代性”视野中的道德不再是法律的基础,现代社会的法律不能化约为道德;但为了化解二者的紧张关系,他则从承载者交往理性的商谈原则出发,从程序主义的角度对法律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实现了对传统论证方法的超越:法律与道德同源、互为主体、相互渗透、功能互补.哈贝马斯对于现代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新推进,向我们昭示着——中国迈入现代社会的坦途只能走法治之路而非“德治”(人治)之路.     

论马尔库塞的“理性”观

马尔库塞一生的学术思想都贯穿着对于理性的追求,理性是他衡量当下社会的一个标尺.理性以其同现实社会的"异在"特性,从而对现存社会构成一种批判的功能.马尔库塞认为,对异化现实的拯救也只能依靠"理性"来完成.在马尔库塞这里,理性实际上被分为两种,一种是"价值理性",这是他所称道的真实的理性;一种是"操作理性",这是他所批判的虚假的理性.理性构成马尔库塞学术追求的哲学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