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侵权纠纷中的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专利制度的根本目的、知识产权国际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国情的需要,都要求我们在关注和研究专利权保护的同时,给予专利权限制这一问题同样的重视。发生在专利侵权纠纷中的专利侵权抗辩体现了专利权保护和专利权限制之间的平衡关系。本文对请求宣告他人专利无效这一在专利侵权抗辩中常见、重要和有效的抗辩事由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建议。     

责任适用中的法度边界

专利权原权与专利权救济权并非同一,决定了停止侵权并非专利侵权司法救济中的必然结果。专利权保护的强弱选择需要、专利权异化导致的停止侵权责任功能的"失灵"、法官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伦理道德偏好,为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在停止专利侵权责任中审慎行使自由裁量权,不仅关乎专利侵权救济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以美国永久禁令制度的司法实践变迁为鉴,中国法官在停止专利侵权责任中适用自由裁量权时,应确立法律精神、伦理道德、专利政策的指向性标准。     

专利侵权行为的经济分析

专利权的可获利性使得专利权在取得的同时就必然有了被侵权的风险。如何能够有效的制约专利侵权行为是完善专利保护制度的关键所在。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专利权的实质、专利侵权行为的特征以及专利侵权行为的司法制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为研究如何使法律更有效的制约专利侵权行为提供一种思路。     

专利侵权诉讼中的公知技术抗辩

本文就专利侵权诉讼中公知技术抗辩的概念、适用范围、抗辩成立的判断原则、公知技术的自由与非自由等进行了探讨,提出对抗专利侵权指控的技术应当是一项公知的技术,而非自由公知技术,公知技术抗辩适用于所有的专利类型,适用于相同侵权或等同侵权的范畴,抗辩的技术可以是独立或组合而成的技术。公知技术抗辩程序实质上属于一种专利权“虚拟无效宣告程序”,它可提高专利侵权审判的效率,防止专利权的滥用,有效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积极意义和应对措施——“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高峰论坛”嘉宾发言综述

2013年底,西南交通大学和《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高峰论坛”圆满落幕。与会专家对我国高铁走出去战略进行了多角度阐释,内容涉及高铁走出去战略与我国经济实力提升和地缘关系改善的关系,以及包括总体战略,高铁标准国际化,技术和体系,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作用,行业集成等在内的应对措施。论坛还共同发布了《中国高铁走出去成都宣言》,承诺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高铁成果而共同努力。     

论专利无效后相关费用的定性——以专利法第47条为视角

发生专利侵权纠纷时,被控专利侵权人为了避免被指专利侵权成立,会向有关部门申请宣告专利权人的专利无效。在知识产权领域,宣告专利权无效作为一种诉讼的竞争手段被广泛应用。在这种情况下,若争议专利被宣告无效,那么已经支付的各种实施费用,如专利侵权赔偿金、专利使用费、专利权转让费等是否应该作为不当得利予以返还,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论我国专利确权制度的改革路径：从"行政一元制"到 "行政与司法二元制"

专利确权制度是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长期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专利侵权案件的审理中,出于提高审判效率和妥善解决纠纷的目的及要求,已有法院尝试突破"行政一元制"确权模式的藩篱,有逐渐从完全遵从专利权的有效性推定向主动审查专利权效力问题过渡的趋势。在青禾公司诉共创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中,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原告涉案专利权不具备创造性授权条件而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并未直接认定涉案专利权无效。最高人民法院诉诸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对一审法院有限审查的做法予以肯定,但又以现有技术抗辩的基本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纠结之状凸显无疑。发回重审,可能的局面会是重回法院中止诉讼,等待专利无效宣告结果的老路。"行政一元制"确权模式导致专利侵权案件审理周期过长,亟待对之进行改革。现有改革方案可分为"赋予法院专利权效力审查权"和"确立专利权当然无效抗辩制度"两类。然而,现有改革方案各有利弊,有的缺乏理论支撑,有的缺乏实效性,且存在较大分歧,无法达成统一意见。理想的改革方案应当是赋予法院恰当的专利权效力审查权,从而既能使法院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彻底解决涉案专利权的效力问题,同时又具备理论的支撑且不至于引发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现实冲突。法院与专利行政部门分享专利权效力审查权具有互补性而非替代性。赋予法院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审查涉案专利权效力性纠纷的权力并不会过度增加法院的负担,亦不会对专利行政部门职权的行使产生过大影响。同时,我国权力配置始终遵循功能主义原则,在不同机构之间分配具有争议性的权力时,所考虑的是将权力配置给最具有功能优势的机构。赋予法院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审查涉案专利权效力性纠纷的权力符合我国权力配置的原则。最后,我国法院当前审理专利案件的队伍已经较为庞大和专业化,积累了审查专利权效力问题的丰富经验并提升了专业能力,足以胜任专利权效力审查工作。"二元制"确权模式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有望解决我国现行专利确权制度所引发的问题。     

对我国专利间接侵权法律制度的反思

通过对各国专利间接侵权理论进行比较,可以反思我国立法上专利间接侵权制度规定的缺失.我国立法上规定专利间接侵权行为人的主观必须为故意;对专利间接侵权行为范围未作限定,影响司法审判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将专利间接侵权与直接侵权作为共同侵权来处理,这种不适当的扩大将导致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     

高等学校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的认定与管理

高等学校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的归属问题,往往被忽视。有的学校在科研管理上只注重科研项目的申报和科研成果验收,没有对验收后的科研成果进行跟踪管理,对科研成果是否申报专利、由谁申报专利、专利权的归属等问题关注不够,以致被侵权的现象经常发生。高等学校应加强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的认定与管理工作,杜绝将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报为非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有效保护高等学校的专利权。     

浅析专利侵权纠纷中现有技术抗辩

现有技术抗辩是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被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采取的一种对抗措施,其与专利权不侵权抗辩、侵权例外抗辩、专利无效抗辩在适用条件、范围和具体规则上具有明显的区别。     

论惩罚性赔偿在专利侵权领域的适用——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第65条

2012年8月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作为其亮点之一,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赞赏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经过实证考察发现,目前中国法院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多采用补偿性赔偿,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侵权样态及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现代侵权责任法的发展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提供了法理学基础,惩罚性赔偿的引入可以弥补补偿性赔偿之不足,充分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效遏制侵权行为,激励守法行为。结合中国现实国情,现阶段专利侵权领域可以审慎地引入惩罚性赔偿,但应严格限定适用条件、细化赔偿标准、限制赔偿数额,以发挥其最佳效果。     

WTO中的知识产权协议与中国专利法的修改

WTO中的知识产权协议对中国专利立法和执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国于2000年8月25日通过的经第二次修改后的专利法,吸纳和借鉴了WTO中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有关规定,增加了对专利权人的许诺销售权;对专利的确权实行司法审查;引入了"即发侵权"理论;对"善意使用原则"作了修订,完善了对专利权的保护;明确了专利行政机关的地位,加强了执法力度;对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做出了较详细的规定,便于司法审判机关实际操作;为及时有效地保护权利人利益,规定了临时保护措施.这些变化,都说明了中国的专利制度已经和国际专利制度基本趋同.     

专利侵权警告函:正当维权与滥用权利的合理界分

发送侵权警告函是专利权人维权的常用方式，也可能成为一些专利权人谋取非法利益的手段。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理邦案"和"双环案"等案件反映，我国关于专利侵权警告函的规范供给不足，司法机关的裁判不一致。这不利于合理界分正当维权与滥用权利。根据权利类型理论，结合美国规制"专利蟑螂"滥用侵权警告函的立法与适用诺尔-本灵顿原则的司法实践，侵权警告函在性质上是专利权人的第二权利即救济权或者请愿权的内涵，不是专有权行使行为，更不是要约。它具有节省维权成本、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和减轻司法负担的作用。发送侵权警告函应恪守权利的边界，不得滥用权利或者进行不正当竞争。我国宜选择在权利不得滥用的路径下，在专利法中具体设定侵权警告函的主体、对象、内容、证据及形式要求，作为指引发函行为及判定其正当性的依据。警告函的发送主体限于专利权人、独占许可人、排他许可人（专利权人不行使权利时）、专利权人的合法继承人。警告的对象限于非法实施专利的人，包括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专利的制造者、使用者、许诺销售者、销售者或者进口者。警告函的内容应包括专利权人名称、专利权人地址、警告事项、专利名称、专利号、专利权的有效性，以及被控侵权产品、服务或者技术侵犯涉案专利具体权利要求的具体事实。警告事项包括停止侵权、支付许可费，或者赔偿损失。警告函的证据应包括权属证据、侵权证据和损失证据（如果要求赔偿）。警告函的形式应为书面形式，包括信函、传真和电子邮件，但不包括新闻媒体。专利法还应当从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规定滥发侵权警告函的判定标准，即以侵权警告函在客观上是虚假的为第一要件，以主观上出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为第二要件。所谓客观虚假包括：（1）所主张的专利无效；（2）被警告人没有侵犯所主张专利的任何权利要求；（3）发函人不是专利权利人或者其他有独立救济权的主体。主观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为表现为：（1）在主张侵权前没有检查收函人的产品；（2）在主张侵权前没有寻求专家建议或意见；（3）没有对涉嫌侵权产品的生产者主张侵权；（4）在主张侵权时有合理理由知道其专利是无效的；（5）谎称自己享有专利权；（6）其他故意或者极端疏忽、轻信的行为。除非具备以上二要件，发函人不承担侵权责任。     

论专利权救济之惩罚性赔偿机制——从权利属性的视角

专利权为私权，其本质是“天赋人权”，国家立法确认此权利而并非创设它，对权利的有效维护是法治国家的体现之一。专利权的权利属性是完善一国专利法律制度的基础，尤其在专利侵权的救济方面，需运用经济分析法学审慎分析我国当前专利侵权赔偿机制的成本和收益，通过平衡各种法益来实行惩罚性赔偿。     

国外对华反倾销的特点、发展趋势及中国企业的应对策略

中国出口产品频遭国外反倾销制裁已成为中国对外经贸的主要议题。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国外对华反倾销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指出中国产品被反倾销调查将是中国企业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过程中必须长期面对的严峻问题,然后分别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给出了规避国外反倾销的若干政策建议。     

略论专利间接侵权及主观要件

在实际生活中,专利间接侵权屡屡发生,而专利间接侵权在我国现行立法中还是空白,所以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只能依照我国民事基本法的原则来处理,这是远远不能适用新时期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的。因此,应借鉴国外专利保护的经验,完善我国的专利权保护机制,对各类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要分别进行规定,明确间接侵权成立的条件,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     

论专利侵权诉讼中制造者与销售者的行为互动——以合法来源抗辩为切入点

专利侵权诉讼中,合法来源抗辩大量存在,其运用与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涉案专利侵权产品的制造者与销售者,根据《专利法》之规定,分别有着不同的权利义务,但他们的行为之间并非“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其中,法律规定有指引作用,而对相关利害关系的计算,才是他们行为选择的关键。       

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权利滥用

专利技术会给权利人及相关主体带来实际的或潜在的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因而成为市场主体争夺的目标。当今社会专利侵权诉讼频发,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为了追求其利益的最大化,不可避免地存在滥用其权利的可能性,既包括对专利侵权诉讼的滥用,也包括对诉讼中程序权利的滥用。无论是从完善专利制度的角度考虑,还是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都不能轻视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权利滥用问题,应从法律上进行有效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