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金融创新与农地流转模式选择

随着市场经济向农村推进,农地金融形式也在不断创新。农村地区货币化的拓展必然带动农地的货币化。经过货币化的农地,具有融资和获利的功能,农地的资本化和证券化运作将成为必然选择。农地金融的这些创新形式可以为农地流转提供合理的模式——转让模式、股份合作模式以及证券化模式。     

农地股份合作制——中国当前农地制度创新模式探讨

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过小的生产规模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农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农地股份合作制适应我国农业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大生产的要求,有利于向适度土地规模经营发展,同时由于它和现行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经营方式的一致,使得两种制度模式之间能够实现较好的衔接。在逐步实行农地股份制过程中应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     

农地习惯法对农地法制建设的意义

我国农地改革循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路径,但其成功终究离不开农民的支持,农地法制建设也不例外。农地习惯法自生自发于农村,与国家制定法相比,有较强的自然性、地域性和属人性。国家法在农村调整的范围和功能是有限的,不可能对农地关系的方方面面都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农地习惯法弥补了国家制定法的不足,有助于维护乡村秩序,其现实合理性不容忽视。农地习惯法对农地法制建设具有内容上的重要基础、实施过程中的补充修正、程序上的重要参照三大意义。因此在农地改革进程中,应重视农地习惯法的价值,实现农地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与融合。     

农地合理利用问题探析

当前我国农地担负着经济生产、生态效益保护以及社会保障等众多功能，因而，对农地的合理利用，就应当全面系统地思考，力争实现农地利用的各项目标。考虑到我国农业生产的现实情况，合理利用农地的途径应当是：加快农地流转推进规模经营，提高其利用效率；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并投入相应的生产要素，实现农地的集约利用；探索农地利用的新模式，在提高利用效率的同时兼顾其社会保障功能。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破解农地制度悖论的有效路径

稳定农地承包关系是农地制度安排的大局,但农地调整是制度公平的体现和农民利益的选择,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安排蕴涵着农地调整的逻辑必然。农地制度稳定与调整的制度悖论解决需要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     

农地权益保障机制研究

结合对宿州市及附近市县的调查,归纳了地方政府及集体经济组织侵犯农户农地权益的具体类型,并指出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农户的弱势地位及自治权力的异化;以此为基础,从民主宪政的角度,提出界定政府在土地出让市场上的职能,强化公正补偿、保障农户的结社权及民主决策程序等方面的措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农地评估失灵影响下农地抵押借贷博弈研究

运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农地评估失灵影响下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农地抵押借贷博弈进行分析。发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有利于破解农业规模经营融资难题,但在农地评估价值虚高和农地价值波动预测失误的影响下,处置农地经营权抵押物不能完全补偿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损失,会制约金融机构发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和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有效需求。     

市场失灵与农地非农化配置中农地价值损失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速、生态环境重建和农业结构新一轮调整的新阶段,农地资源面临着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以及两大部门内部不同产业之间配置的更大竞争力。但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农地的非市场价值在配置时往往被忽略掉,从而导致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低下。本文试图从市场失灵的内涵出发,深入分析市场失灵与农地非农化配置过程中农地价值损失的内在机理,从而为我国农地非农化的行为调控、实现机制及相应公共政策措施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研究——以农地产权安全感知为中介

在构建"农地确权—农地产权安全感知—农地转出意愿"框架基础上,利用山东省实地调查数据,探讨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供给意愿的影响,为深入理解农地确权对农地供给的影响机理提供理论依据。应用定序Logit回归模型进行核心解释变量、其他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总体效应与边际效应分析;建立结构方程,应用索贝尔检验与自抽样检验对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将会提高农地产权安全感知及其三个因子(土地调整因子、土地征收因子、流转纠纷因子)的安全感知,而上述中介变量对农地转出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另外,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金融资产价值、农用机械价值对农地转出意愿也有重要影响。     

略论农地国有永佃

农地产权明晰是农地产权市场化的前提。我国农地产权最为现实的制度安排是国有永佃模式。作为一种特殊的“农地农有”方式,农地国有永佃为加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通过“限制存量、放开增量”合理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创造了条件。     

农地产权结构、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环境效率

农地产权结构的变迁对农地经营规模产生影响,而农地经营规模又会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影响。首先从理论上梳理了农地产权结构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影响农业环境效率的机制,然后利用1983—2015年全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一机制。结果表明,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处置权的排他性的增强对农地经营规模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处置权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农地产权结构中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的处置权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直接作用,同时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间接效应。此外,不同区域农地产权结构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     

市场激励、农地确权与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

基于黄土高原苹果优势区771个苹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考察市场激励、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受到农产品市场和农地市场的双重激励,短期内对农地产出贡献相对较高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到农产品市场激励,长期内对农地质量贡献相对较高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到农地市场激励;农地确权对长期保护行为具有正向激励效应,但对短期保护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农地确权在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农地市场激励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政府应注重完善农地市场制度、农地价格机制以及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同时重视农地确权改革宣传和信息披露,有效发挥农地市场和农地确权对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     

农地借用权制度初探

目前,我国农村闲置了大量农地,而农地的流转机制具有一定缺陷,造成了“有人无地耕,有地无人种”的尴尬局面。因此,建立农地借用权法律制度,不仅是对用地实践的理论回应,也是现行制度完善的客观需要。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与农地可持续发展

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已步入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中国农地矛盾的日益突出以及耕地资源的下降,致使我们不得不寻求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农地可持续发展途径,而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本文就从对农地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入手,分析了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对农地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要求下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对策。     

农地抵押融资问题研究

农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根据法律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对农地享有使用权,但不得抵押融资,这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农地的财产性,阻碍了农村金融的发展.通过修改与农地抵押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建立农地抵押登记、价值评估及农地抵押风险控制等制度,允许农民对农地享有抵押的权利,拓宽农民融资渠道,发挥农地作为用益物权的价值.     

农地流转问题探讨

本文在对农地流转条件、流转形式和流转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土地流转法制建设、加快税费改革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进一步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承包经营权的登记和发证工作 ,完善土地纠纷处理机制 ,制订格式合同来规制农地承包及使用权转让行为等规范农地流转秩序的几点建议     

农地保障与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

农村土地承载的生存保障功能并不是农村社会保障本身。农地保障严重削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功能,阻碍了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不利于农地经营效率的提高,还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政府对农民的社会保障责任意识。同时,当前的土地产权制度又导致农民参与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甚为薄弱,村集体也无力提供社会保障的资金支持。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应积极的适应并参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为其提供资金积累,为其提供衔接的便利。     

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思考

分析了我国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这些问题对农业发展的制约，提出了农地制度改革的初步设想。     

抵押农地权益结构优化研究

为确保农地抵押贷款可持续发展,必须首先保障抵押权益;在规模经营抵押农地的使用权收益等于小农户农地的经营权收益的前提下,要在农地收益中最大化实现规模经营农地抵押权益,会导致承包农户失去承包财产权及其权益（失权失利）。通过构建五权分置模式并分析三权分置与五权分置的权益匹配关系、权益保障优先序与权益量化对应模式,发现它们都不能同时保障承包财产权益、抵押权益与使用权益。为保护农户承包财产权益,需要试点被处置规模经营抵押农地承包权与所有权转让,优化农地权益结构：一是允许农民向银行抵押并转让承包权,获得承包权交易收益（保利失权）;二是将农村集体组织农地所有权短期转让给承包农户（保权失利）;三是将农村集体组织农地所有权短期转让给承包农户,承包农户获得承包权交易收益（保权保利）。     

中国农地法律制度的困境及其对策——日本农地法律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针对目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率偏低、农地市场发育缓慢这一现实状况,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考察和研究中国与日本的农地法律制度差异,结果表明: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当前改革和完善中国农地法律制度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