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集序与初期新诗合法性建构

早期新诗对如何在文学历史脉络中获得合理的位置,如何消除代表传统主流文学的“旧诗”所释放的压力,如何使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接受这一新式文体等要求十分迫切,新诗集序作为诗人们言说自我诗学主张和新诗发展理想的重要途径,以自己的特点与方式参与了为新诗正名的话语活动。新诗集序通过探寻中外文学发展脉络、完善新诗源头理论,为新诗寻找历史存在依据;序言不仅以对照旧诗的方式展现新诗现代品格,也不忘从传统文学中汲取有益养分,为转型与成长中的新诗提供新的诗学资源;此外,序言通过平等的姿态、谦逊恳挚的表达以及对新诗价值的陈述,努力从情感上消除读者怀疑并引导他们参与新诗建设之途。新诗集序从历史叙述、价值阐释与传播场域的开拓等不同维度推动了早期新诗的传播发展,成为参与初期新诗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媒介。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这种哲学精神的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属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范围,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也一直沿着王国维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就开始了,但"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著作,虽然有西方哲学思想的支撑,也明确地提出了"形而上学"这一纯哲学概念,但在诗学的哲学观念上,王国维比鲁迅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也更早提出,且王国维除了理论外还有哲学诗创作实践。只是,由于王国维观念的先锋和产生在白话诗之前等原因,致其诗学观念至今无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其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一直按王国维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摩罗诗力说》等开始了,但王国维的思想提出得最早,是纯粹的哲学立场,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虽然其诗学观念至今少有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建构的先锋：重审俞平伯新诗理论

与“五四”同时代人的流于“破坏”相比,俞平伯在新诗初创期一开始便表现出较强的独立精神,其新诗理论更多体现出建构性的指向:对初创期新诗音韵的打量;先觉于“白话”与“诗”的断裂;寻求新诗精神和艺术两面的革新,倡导新诗的无为效用;尝试新诗的做法理论等等。这些探索无疑展示了俞平伯作为“先锋诗人”之外的另面侧影。     

20世纪新诗大众化运动反思论

新诗大众化运动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重要流脉，历史上存在的对其全盘肯定或简单否定都带有情绪化色彩。冷静反思首先要区分“新诗大众化追求”和“新诗大众化运动”两个概念，五四平民文学理论与新诗大众化理论是完全不同的。新诗大众化运动酝酿于1920年代中期，经历了左联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区时期，三阶段呈现不同特点，存在着差异性，可找出其清晰的发展轨迹。三阶段又是前后相继联系的，存在着三条不断深化的线索和贯穿始终的精神品质。新诗大众化运动对于新诗发展有积极贡献,也有负面影响。虽然大众诗歌中多数诗歌存在着轻视艺术价值的弊病，但确实也有些作品富有特色。新诗大众化运动形成了面向现实的历史传统，开拓了自身发展的全新路向，纯诗运动和新诗大众化运动，分别承担了提高诗艺和社会历史的使命，各自发展途中形成了自身的诗学传统，并形成综合发展的新方向。     

新诗中的反讽

反讽是一种言此意彼的话语方式。在新诗发展史上,九叶诗人和当代先锋诗人都自觉实践了“反讽”的写作。新诗中的反讽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诗人感知和呈现荒谬存在同时又追求语义含混、丰富的诗思方式,文本的反讽类型有正话反说与克制陈述,有并置矛盾语词的“悖论”修辞,也有在文本的材料组织、布局谋篇方面设置贯穿全文的双重意义及评价的“结构反讽”。反讽呈现了现代汉诗审美的深刻复杂性。     

闻一多的新诗理论和唐诗观

本文立足闻一多的生命旨趣和治学精神,分析其新诗理论与唐诗研究之间的关系,指出其古典诗学研究构成新诗理论的基础,而新诗理论是对传统诗学遗产的扬弃,其对唐诗的研究成为现代唐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唐诗选本学。     

戏剧化:从技术到诗学——九叶诗派倡导“新诗戏剧化”的诗学渊源

四十年代的九叶诗派,以显著而突出的地位来张扬“新诗戏剧化”,既有反拨诗坛“说教”“感伤”颓风的现实用意,又有总结新诗历史经验的理论自觉。既是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潮的一种感应,又是开拓中国现代派表现路子的一种创造。在这样一个时空座标上,九叶诗派的努力,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新诗戏剧化”从技术到诗学的移位定点,实现了“戏剧化”诗学与诗艺的双重建构。     

传统诗话的绝唱——论《新诗年选》中的诗歌评点

1922年由"北社"同人策划出版的《新诗年选》,由于诗歌文本后面的评点而被赋予了与同时期其它新诗选本相比不同的历史功效。这些诗歌评点,在形式上,是中国古代诗话批评模式的延续;在内容上,实现了中国传统诗学思想和外来诗学资源的有效结合。因此,成为中国传统诗话在中国现代诗坛的绝唱,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类比诗性思维与中国现代神话诗歌的兴起——以“启蒙”为中心考察

中国现代神话诗歌的兴起,除了源于对神话学理论的译介和传统诗学用典意识的积淀等之外,“启蒙”使命更是关键因素。促成这两者联姻最重要的契机就是类比诗性思维,这表现在新诗作者自觉与不自觉地运用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或内质来类比中国现代“启蒙”文化,而类比思维恰恰又是中国神话的鲜明精神结构和国人的思维个性、文化特征。     

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及现代诗学的开端

新诗哲学精神的理想愈来愈倾向于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神秘,追求宇宙真理。这与传统诗学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人间表达区别开来,表现了新诗现代性的最核心要素。在理论上,王国维最先提出这一诗歌理想,以为诗歌与哲学一样,目的是求真理——天下万世之真理。这是现代诗学发生的最核心标志。王国维的首倡之功功不可没。"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李震先生认为《摩罗诗力说》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但《摩罗诗力说》作为诗学著作,哲学性并不是它突出的特色,也不是最根本的要素。     

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活主题的叙述形式

家人离世和濒临死亡的经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复活的渴望。尼·费奥多罗夫提出的复活事业的哲学也坚定了他的复活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信仰复活,其作品也蕴含着精神复活的主题。“消失的”时间、内视角、简练的景物描写和“复活的”自然等共同建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复活主题。“消失的”时间强化了小说的精神氛围,内视角展现人物内心的细微变化,概括的景物描写和“复活的”自然描写弱化了小说的现实感,也突出了自然的宗教功能和主观性。     

司空图著作权被质疑后《诗品》的价值和地位问题——以《〈二十四诗品〉诗歌美学》为中心进行讨论

关于<二十四诗品>是否为司空图所作,就现有材料看,否定的一方更有说服力.但伪托说对其价值和地位不会产生颠覆性影响,<二十四诗品>即使不是司空图作而系元人伪托,它也以其对中国诗歌美学精神和艺术风格的卓越阐释和系统归纳而在中国诗学史和美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值得继续学习和深入研究.     

论汉语诗歌语言的音乐性(上)——新诗音律研究

这篇长文写于1980年夏秋季,即23岁时,当时我在成都大学中文系的学习即将结束。此文后来一直放在那里,未刊。时隔三十多年,今天看来,这篇东西还是有其意义的:旧体诗词的格律被打破以后,汉语诗歌的音乐性传统如何在新诗中重新得到发扬?这远不仅仅是关乎诗歌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关乎汉语的问题,而且是关乎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原教旨主义"式地照搬中国古代文化的某些具体形式,那么,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精神如何才能得到弘扬?本文对汉语诗歌的音乐性及其在现代新诗中的体现形式的探索,可以说是为这方面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具体例证。现在把它整理出来,一仍其旧,以存原貌;只是加上了全文的副标题"新诗音律研究"及各节的小标题。     

《二十四诗品》再检讨

在宋、元及明中叶以前<二十四诗品>源流难讨,真相莫明,既然如此,我们就不仅有理由怀疑和考证此书是否司空图所作,而且也有理由怀疑和考证此书是否一定就是诗学著作.<二十四诗品>不符合唐宋时期诗评体的普遍风尚,作为论诗诗,这种四言诗体在中国诗学史上很难梳理出它的形成和承传的脉络.作者认为:<二十四诗品>本来未必是诗学著作;所谓"二十四诗品"及各品标目,皆有可能系他人妄加.     

论钱锺书《诗可以怨》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胡适、鲁迅、朱光潜等学者就共同认定:中国不但没有悲剧这种文体,也缺乏这种文体赖以存在的悲剧精神。钱锺书以《诗可以怨》作了一篇有力度的反潮流文章:中国的文学理论与西方一样,都推崇一种悲剧精神。中国正宗的诗歌传统渗透着伤春悲秋的悲剧精神,而以小说、戏曲为主要文体的民间文学则弥漫着大团圆的乐观精神。《诗可以怨》阐发出中国正宗的文学理论显扬悲情的传统,纠正了认为整个中国文学缺乏悲剧精神的看法的偏颇。但如以悲剧精神涵盖整个中国文学,无视中国的小说与戏曲文本几乎千篇一律的大团圆,忽略中国文化排斥悲喜情感片面分化的中和特征,也会陷入谬误。在这方面既表现出钱锺书理论合理性的限度,又显出胡适、鲁迅、朱光潜等人认为中国缺乏悲剧精神的合理性。     

蓝海文新古典主义诗学的核心及其“潜诗学”特征

蓝海文以其深厚的国学根基及其在香港诗坛的巨擘地位,高举起新古典主义的旗帜。蓝海文的“新古典主义诗学”具有十分鲜明的“潜诗学”特征,即追求理性思辩与审美体验的一体,强化了美学上的体验性,强调人本意义上的道德理性或“价值理性”,明显表现出经验性的理论话语和思维特征。其诗学的核心是“真”,他认为现代诗必须“归宗”与“归真”。这种以真为本位的诗学观,坚持的是“传统中心论”,而不是“西方中心论”,诗人出于积极事功的激情与视点,不平则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论以人文精神为灵魂的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和实践理性,表现出十分可贵的学术侠义精神、学术自信力和创新超越的学术自觉。     

儒家诗教与“礼乐”传统

从典籍中关于"礼乐"传统的记叙和<左传>中的引<诗>赋<诗>例看,早在孔子诗论之前,作为儒家诗教基石的功利诗学观和"中和"艺术现已具雏形,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孔子诗论为源头的儒家诗教,只是对"礼乐"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并不具备原创性.儒家诗教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脱胎于有着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礼乐"传统.     

历史与现实语境中的90后新诗

90后新诗生存在两大历史语境中。一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和辉煌业绩的古典诗歌，古典诗歌在文体的基本范式、演变历程和价值标准上成为新诗的重要参照；二是新诗初期发展历程，期间新诗的文化身份基拳得到确认，在标准建立和创作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新诗的现实语境是建立在以竞争为基本手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在这个体制之上形成的具有竞争陛质的文化生态环境。90后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潮流，增强竞争意识、发展意识、满足市场的意识，在真善美统一的价值追求中延续中国诗歌传统。     

解构主义诗学视野下的语言诗

从诞生至今,语言诗始终以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而存在。它通过对既定语言秩序的疯狂破毁制造了语词破碎、语意断裂、文体杂错的混乱局面,容易给人＂重破不重立＂的负面印象。但事实上,作为植根于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先锋诗派,语言诗的＂恐怖行径＂往往在解构主义诗学的观照下方可获得合理解释并显现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它所发动的语言哗变并不是纯然的文字游戏,其真实意图是要打破日益严格僵化的语言系统,重新激活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以及能动性,使文本在无限的符号链条上自由滑动,在互文性网络中为读者提供更为丰富、更为自由的意义建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