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事职务代理的代理权来源

对于商事职务代理中的代理权来源,学界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司法实践也因此而裁判不一。仅依据“代理权分离于其基础法律关系”这一既有理论,尚不能为商事职务代理权的来源提供最终答案。在商事组织法思维的介入下,结合职务代理的独立发展轨迹及其背后逻辑,可以得出“职务代理权的本源实为规范授权”这一结论。在我国《民法典》的语境下,规范授予职务代理权的模式同样存在,法定代表人制度便是典型例证。借助于商事习惯的法律漏洞填补功能,《民法典》第170条可以在解释论上获得实现差异化授予职务代理权权限的立法效果。     

从二元界分视角探究法源条款中商事习惯的应有之义

“事实习惯不等同于习惯法”是引发本文问题之嚆矢,从事实（商事）习惯与（商事）习惯法二元界分视角进行解读,将得出两种对于“商事习惯”的意解,继而导致商事习惯在司法适用中的定位分歧,即该多元义理触发了商事习惯的法律适用问题。《民法典》第10条作为我国的法源条款,是习惯参与法律适用的初始条款,其义理解读对于商事习惯的法律适用具有指导意义。基于法源属性、比较视角、条款规则分析、作用对象确认,此处习惯具有法之确信,故应取“习惯法”之义。在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下,第10条中习惯范畴应包含民事习惯与商事习惯双重内涵,法源条款中商事习惯义理应为在适用主体、主观目的、客观行为、适用领域方面与民事习惯形成差异的商事习惯法。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的现状及改进建议

针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改前后实施股权激励制度的理论及实践,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应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股权激励制度的有效实施可以将经营者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真正统一公司的经营目标,从根本上解决公司治理过程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股权分置导致的同股不同权,造成实施股权激励制度的基本条件缺失,同时由于股改前相关法律法规的诸多限制,致使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无法实施。为确保股权激励制度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建立科学民主的业绩考核制度,同时加快股权激励制度的配套制度建设及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股权激励的效应分析

近年来股权激励在西方已成为现代企业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效益的重要激励手段。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 ,我国企业也逐步引入股权激励制度。但实践表明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 ,这一激励方式的效应是很有限的。要想在我国顺利地推行股权激励制度 ,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就必须认真分析这其中的原因。从本质上讲股权激励低效应的主要原因是 ,以股票价格作为惟一的绩效评价指标 ,以及股权激励具体形式的一些负面作用。对于我国来说 ,由于一些基本条件和相关配套措施不健全 ,又导致一些新的问题。因此 ,我国要健康地推行股权激励制度 ,必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健全监督体制 ,完善相关法律等配套措施     

股权激励、契约异质性与财务绩效

选取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股权激励及契约异质性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对财务绩效的作用更显著。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股权激励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的提升,进而提高企业财务绩效。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规模不同,激励模式、激励范围、激励强度和激励有效期的选择对财务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从完善股权激励制度、选择适当激励模式、推动“激励——创新”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议。     

我国商事失信惩戒法律制度的构建

商事失信惩戒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我国法律体系中有关商事失信惩戒制度严重缺失,应确立法律制度建设在商事失信惩戒机制中的核心地位,并根据商事信用特点和我国国情确定立法基本原则,构建我国商事失信惩戒法律制度。     

论我国古代的商事法律制度

在我国有一部分学者不认同我国古代存在独立的商事法律制度。本文以两个部分,分别阐述了我国古代商事法律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我国古代商事法律制度的独立性及其渊源,以期澄清现代社会对我国古代商事法律制度的误解。     

表面摩擦驱动收卷的玻纤布卷驱动力特征

与传统股权相比,扶贫股在出资、股权类型、权利内容、收益分配、退出机制、风险防范等方面形成了许多创新做法,但存在制度回应弱、效益吸引力不够、相关利益协调不足、长效的收益分享机制缺失、平台治理参与局限等深层次问题。据此,应立足中国实践,在集体股的框架内,明确扶贫股的法律属性,以集体股制度创新为路径,从制度层面规范扶贫股。     

对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投资运作机制的法律探究——以中美对比为视角

与美国成熟的私募股权基金市场相比,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市场仍待进一步完善。中美私募股权基金在项目选择、审慎调查、投资方案设计和项目后续管理这四个投资运作机制以及与其相应的配套法律制度上的差异,显示出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存在的问题。结合本土情况通过完善项目选择、中介机构规范、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以及激励约束的相应法律制度来进行我国监管制度构建是切实可行的。     

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现金流风险

在中国企业制度改革进程中,股权激励作为减少代理问题、抑制企业经营风险的重要手段日益引发各界关注。本文以2006－2014年股改后期我国 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为样本,研究股权激励的实施对企业现金流风险的影响效应和路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的实施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抑制管理者利用企业现金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企业的现金流风险,随着股权激励累积强度超过某一临界点后,管理者这一机会主义行为的抑制效应将消退,本文提供了股权激励实施“壕沟效应”的支持性经验证据。同时,在产权性质因素的作用下,民营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其股权激励的实施效应更加显著。     

股票期权理论与应用研究

激励问题是现代企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股票期权是能够满足此需求的一种激励机制,其最大作用是按企业发展成果对经营者进行激励,使经营者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长期发展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股票期权是一种长期激励制度,其理论基础是人力资本产权理论。中国实施股票期权受到法律、证券市场等因素的制约,应从制度、资本市场的规范、激励与约束相平衡等方面提出建议。     

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配置的法理分析与立法抉择

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配置是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目的决定了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配置的制度目标。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股权设置包括成员股和集体股两种形式,而股权配置的客体应当为全部农村集体资产。成员股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加集体收益分配的依据,其因包含了成员的个体价值而具有人身属性,故成员股不得流转、不得继承,且在成员增减时需对成员股进行动态调整。通过立法明确规定集体股的设置,可以发挥法律的教育功能,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集体所有制实现主体的观念强加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相关主体,并纠正各界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配置中的“股”的本质属性的错误理解。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增减时,集体股可以发挥股份配置的“蓄水池”功能,从而避免成员股随成员变动而调整的复杂情况。     

刍议中小企业股权激励——中小企业动态股权激励问题研究

在我国法律框架及公司制度下,中小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是一新兴课题。目前常见的股权激励模型包括动态股权激励模型、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层股票期权等。而中小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可缓解其人才问题,进而调整其人力资源结构、调动员工积极性、释放组织潜能。中小企业设计股权激励方案时应注意确定方案设计原则、明确设计方案的内容、完善退出机制,并注意操作和管理的规范化、程序化。     

基于资产类型区分的集体资产股权法律性质界定与权能设计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各界关于集体资产“股权”性质界定、权能设计存在重大分歧,难以形成共识,根源在于没有对集体资产进行分类研究。基于各地的实践差异,折股量化的基础财产不同,所形成的“股权”性质以及权能亦应有所区别。若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等非经营性财产纳入折股量化范围,由此生成的“股权”实际上是基于集体所有权和成员身份而产生的农民集体成员权,应维持其身份性、内部性和封闭性。若仅以集体经营性财产折股量化,生成的集体资产“股权”可以界定为类似民商法中股权的“准股权”,不受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约束,是一种市场化的权利,可以收益、质押、继承,并可突破集体经济组织边界,在一定条件下允许股权向集体外转让、赠与,吸收社会投资入股等。     

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的股权激励制度分析

股权激励制度的有效实施可以将经营者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真正统一公司的经营目标,从根本上解决公司治理过程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但股权分置导致的同股不同权,造成实施股权激励制度的基本条件缺失,同时由于股改前相关法律法规的诸多限制,致使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无法实施.为确保股权激励制度的有效实施,我国必须建立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建立科学民主的业绩考核制度,同时加快股权激励制度的配套制度建设及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中国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探源

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是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从本质意义上理解,中国自汉代就有商事登记的规定,以后历代均有类似规定,但若与西欧国家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相比,这些规定多只具有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外部特征,而缺失近现代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以商业为本的精神,直至清末,才有了与近现代意义商事登记同质的规定。     

药物粉体辊压成型技术的研究进展

集体股份合作制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一项重要的产权制度。其中的集体股权分配制度在不同的制度变迁动因下,具有不同的制度绩效。以广东省南海区为案例,分析股权分配制度产生及演变的深层逻辑。研究表明：股权分配制创立之初时的“确权到人”具有法律和实践依据,而后因利益激励导致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交易费用不断增长,诱发了集体股权分配形式向“固化到户”的制度完善,从而实现股权分配制度的新均衡;在制度均衡条件下,新型股权分配制度构建了集体产权明晰的正式约束,重构了农村保障资源配置和乡村治理秩序,同时实现了制度逻辑下的净收益最大化。然而,新均衡下的股权分配制度仍存在产权残缺问题,集体股权在市场机制的完整建构下,应当突破内部流动限制,以实现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自由配置与完全流动。     

我国商事信用法律制度之缺失及构建

随着商事交易的频繁与扩大,商事信用在现代商事活动中的作用愈益突出.而目前我国对商事信用的法律保护和规制不足,相关法律制度缺位,导致商事信用危机加剧,市场秩序混乱.因此,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商事信用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股份回购监管立法完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修正给股份回购法律监管措施完善留下的较多的遗憾。在我国股权改革的现实背景下,我国商事立法不仅应当明确股份回购法律监管的总体方向,而且应当在资金来源、信息披露等方面制定严格的具体措施,以达到既“兴股份回购之利”又“防股份回购之弊”     

商事自治规范司法适用的类型研究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事活动本身对从商自由和意思自治存在客观需求,这种特点在制度层面上主要体现为商人们偏好于以自治性规范来界定交易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在商事审判当中,法官以商事自治规范为依据来调整相关法律关系,应当是最接近商人意思自治的一种做法。根据不同的实践标准,商事自治规范的司法适用可以被区分为“法定适用”与“约定适用”、“主动适用”与“被动适用”、“补充适用”与“优先适用”,以及“直接适用”与“间接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