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的内涵与范围

“湘学”是指在湖南地区产生和传承并对湖南地区发生了影响的以哲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湘学”与“湖湘学”以及“湖湘文化”有区别。湘学概念的范围上限应断自周敦颐,而其下限则应确定在清末民初,内容包括濂溪学、湖湘学、船山学以及近代湘学。     

王船山——从古代湘学过渡到近代湘学的关键人物

船山在湘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突出表现是使在元、明两代沉寂了数百年的湖湘学得以继承、发扬和复盛 ,并一直影响到近代湘学 ,因此说 ,船山是古代湘学过渡到近代湘学的关键人物。这具体还可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论证 :一是船山继承和传递了湘学性理哲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内圣外王并重的精神特质和学风 ;二是船山在湘学发展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是船山将湘学中深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传统发挥到极致     

文化立省：清代湖南的文化工程和湖湘文化形象的塑造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对它的自觉意识与主动建构却以清代湖南建省为契机.自康熙年间湖南与湖北分治以来,湘人文化上的独立意识日益高涨,举办了一系列文化工程.通过科举分闱、编修省志等活动,不仅获得了独立举办乡试的权力,而且构建了一套有关湖南历史文化的叙述体系,凸显了湖南文物教化日新月异的气象.通过修纂地方诗征、地方文征,向世人集中展示湖湘文化史的成果,再现了湖湘文化的风采,改变了湖南群苗杂处、边僻无文的形象.这些文化建构活动为近代湖湘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船山思想与湖湘文化的近代化

进入近代以后,湮没于清初的船山思想经湖南士人邓显鹤、曾国藩、曾国荃、郭嵩焘等人努力发掘得以复苏,并对湖湘文化的近代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船山的道器观、变法论、尊王攘夷观、两害相权取其轻、历史进化论等在湖湘文化近代化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明清时期山东乡贤崇祀文化探析

山东乡贤崇祀文化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贤这一社会群体在明清两代是勾连国家、社会、士人的重要角色,对当时山东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清时期,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各地乡贤崇祀逐步普遍化和制度化,乡贤崇祀也随之成为一种地方文化.山东乡贤崇祀形式历经若干变化,且形成严格的入祀选择方式和标准,由于其"可以显忠良,可以仰眷德,可以维风教"的特殊的政治与社会教化功能,山东乡贤崇祀在明清时期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     

船山研究的时代特征

清末湘人以船山仁与礼能纲维万世,大肆宣传船山、出版船山著作并上请清王朝,使船山入祀于孔庙,成为明末三大儒。民国的船山被赋予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成为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同时,民国对船山进行了分学科的学术研究。解放以来,主要从哲学、史学、文学等等方面研究船山,比民国的分科研究更为精细。改革开放后,船山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其标志就是学术上的争鸣开始了。     

近代湖湘妇女运动与湘学精神

近代湖湘妇女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与湘学精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湘学精神铸就了湖湘妇女独立的人格；湘学精神激励湖湘妇女投身爱国运动的大潮；湘学精神赋予湖湘妇女敢于抗争、谋求参政的勇气；湘学精神是湖湘妇女冲破世俗、解放自身的精神动力。     

论历代的诸葛亮崇祀——以官方崇祀为中心

诸葛亮的崇祀活动始自蜀汉政权时期,诸葛亮生前其功绩已被各方传扬,身后千年,崇祀地位同样被不断抬高。经魏晋南北朝的初步发展,诸葛亮崇祀在唐代得到士人和武将的极大推动。两宋之交,诸葛亮崇祀再获新生。明清时期,伴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诸葛亮崇祀活动进一步得以扩展。     

湘酒命名与湖湘文化

通过揭示湘酒命名与湖湘文化各个方面的联系, 阐明了湘酒的命名虽然多种多样、各有称谓, 但是湘酒的命名却具有湖湘浪漫主义文化的共同特征。它们各自与湖湘浪漫主义文化的联系, 充分强化了湘酒的集体特征。这对于形成湘酒成熟的文化品类风格具有着积极的意义。     

明代乡贤祭祀中的“公论”——以陈亮的“罢而复祀”为中心

“公论”贯穿于明代乡贤祭祀之中,并影响着乡贤的去取.儒学师生、地方士人作为“推贤”主体,以“公论”为乡贤去取的依据.乡贤去取中,“公论”还包含着对入祀者“贤”的评定标准,也即“崇理学、树名节、扶植教化、羽翼正道”.正嘉时期,王湛之学的传播,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动摇,王湛“实学”兴起又使浙东“求实致用”的传统得以复苏,“崇理学”的祀法原则被士人以“公论”的名义重新厘定.“公论”的变化表明,明代士人试图突破“祀法”,即程朱理学的“一律”解读,以使乡贤崇祀真正起到轨范乡里的作用.     

湖湘文化及其特征与历史定位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它以传统理学心性之道和践履思想、乡土情节为内核,讲求经世致用,以区域意识和乡贤崇拜来延续自己的传统,不断强化区域象征话语体系,构建起完整严密自成体系的多层次文化系统。湖湘文化对中国传统儒学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近代,湖湘文化异军突起,堪称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和学术史上一大奇观。尽管也有落后、僵滞的一面,但是作为一种至今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仍有重要价值。     

从船山论史看其史论之精神原则

王船山论史主要围绕着历史中之天命、公私与时势以及华夏夷狄之辩而展开。从天命之尊严,到公私与时势,再到华夏夷狄之辨,始终贯穿一基本的精神原则,即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对民族主义的固守实质是对民族文化(主要指儒家文化价值)的捍卫、继承和宏扬。船山史论尤其是民族主义对近世湖南乃至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影响深远。     

黄本骥与《黄本骥集》

黄本骥是清代后期湖南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博览群书,一生著述颇多,在经学、历史、地理、方志、姓氏、职官、金石文物和目录之学等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对其著作全部整理出版目前尚无可能,《黄本骥集》收入了他有代表性的几部著作,这部集子的出版将对湖湘文化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作用。     

杨恩寿与湖湘文化——以研究杨恩寿戏曲作品为中心

湖湘文化是一种显著的地域性文化,源远流长.作为一个地道的湖南人,杨恩寿的思想意识自然也会留下这种文化的印记,这在他的戏曲作品中有突出的反映:就取材而言,其剧作多涉及湖湘史事和人物;就思想而言,其剧作反映出以戏曲扶世的观念,表现了近代湖湘人士突出的关注时事、心怀天下的精神品格.不过,杨恩寿本人的思想意识呈现出保守性,这与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密切相关.     

从理学家到著名实业家的王锡彤--一个近代中原士绅的嬗变追踪

谈到近代中国最大的实业家,南方要属张謇,北方要算周学熙。中州著名实业家王锡彤(1866—1938),不仅曾在河南省办实业,还是周学熙诸多企业的主要创办者、管理者之一。在河南近代经济史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王锡彤占有一定的位置。在河南浓重的理学氛围中,王氏不仅当初对理今情有独钟,即便成为实业家之后,他还时时做着理学家的梦。社会变迁呼唤文化转型,文化变迁推动着社会转型。社会变革的大潮毕竟不可阻挡。中州文化圈中的人们,也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追踪王锡彤一生由理学家到近代企业家的历史轨迹,探索王锡彤一生的心路历程,旨在说明在浓重的理学氛围之下,中原地区的近代化进程是多么的艰难。进一步说明,在今天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中,观念的转变是何等的重要。     

包容性强·本色厚重·源远流长——湘东文化特点论说

湘东文化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异质包容性强,这也是一种移民文化的特色,在湘东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许多外来文化因素在这块共同的地域内流传,并被相互包容,共同拥有和对比参照;二是文化本色厚重,在这里,儒家书院续千年学府,宗教寺庙现星罗棋布,茶陵诗派成一代风流;三是传承源远流长,基本上与中华文明共生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炎帝或神农文化。     

穷本探原 继承创新 ———评《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的形成》

《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的形成》一书，将党史研究与心理学研究相结合，建构了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实现了早年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将党史人物研究与地域文化研究相结合，进一步深入阐述了湖湘文化对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形成的巨大影响，从而真实而生动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相融合、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     

文化冲突之际的迷惘——论近代文化转型期王韬的特殊心态

王韬经历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重重的矛盾使他对未来、对自身充满着一种不可名状的迷惘.这种迷惘的状态在他的三部文言小说中具体表现在对社会的另类期待;人生价值取向的低靡;个人生活的颓唐.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在近代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特殊心态.     

湖南园林文化发展的背景分析与路径选择

湖南园林文化是一种历史形成的地域性文化,既有中国园林文化的共同属性,又有湖湘文化的地方特质.面对人民群众对园林文化的新期待、新要求,湖南园林文化发展要遵循园林文化发展规律,注重园林文化建设与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及绿色湖南建设的总体规划和部署,充分发挥园林文化在城乡景观设计中的作用,加强园林文化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     

乾嘉学术两种风格的统一——略论王鸣盛的治史特点

清代学者王鸣盛治学兼具经史,以经学起家,却以史学名世;其治史,既有众多精良的考证成果,又有不少生动的历史评论,在乾嘉学派中独树一帜;同时他又能够较好地将微观考辨与宏观考察结合起来,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认识.通过对王鸣盛治学特点的总结,可以为更加科学地分析乾嘉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提供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