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凿齿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经考证:习凿齿生于东晋咸和三年(328),殁于义熙八年(412),葬于江西分宜枣木山.曾被权臣桓温辟为从事、西曹主簿,因忤桓温图谋篡逆的旨意,旋降为户曹参军,后任荥阳太守,最后解组归里巷.因不屈于苻坚逼用,为避杀身之祸而隐遁江西新余白梅.习凿齿一生著作等身,主要有<汉晋春秋>54卷.是书立意于国家一统,并指出晋应"越魏继汉"."越魏继汉"是有理有据之论,是视角独特的创新之论,是立足国家一统之论,是利国利民影响深远的千古宏论.<汉晋春秋>的写作目的,并非如房玄龄所说是专为裁正桓温"觊觎非望"而作.     

习凿齿暮年遁隐新余白梅说质疑

出身世代业儒之家的习凿齿,始终俱强烈事功思想而从无宅心方外之意。若隐逸,襄阳的隐逸环境和文化都较江西白梅好得多。襄阳地处东晋与前秦争战前线,太元四年归入前秦。习凿齿被苻坚视为国器,离开襄阳和进入东晋都非易事。习凿齿卒葬于襄阳,《建康实录》有明确记载。江西习氏族谱有关习凿齿为避苻坚所逼而遁隐江西新余白梅的记载漏洞百出,原因是白梅于明代出了两位习氏显宦,在循例纂修族谱时攀附先贤所至,分宜习凿齿墓应该是习氏族人祭祀习凿齿的衣冠冢。     

论诸葛亮躬耕“陪京之南,居汉之阳”说

公元197～207年,是诸葛亮自表"躬耕于南阳"的十年。此时的南阳(郡),无论是《汉书》、《后汉书》、《晋书》,还是《襄阳记》,都无一例外的认为在"汉(水)以北"(习凿齿语)。所以,诸葛亮所说的"躬耕于南阳",只能是躬耕于汉水以北之南阳,也就是习凿齿所说的"诸葛亮在南阳"。当时的南阳(郡),是全国第一大郡,在"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张衡语),不可能在"汉之阴",即"现在湖北襄阳一带"。"草庐对"较之"隆中对",更加符合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实际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     

东晋中期的两大文学集团

东晋中期的政坛中存在着两大势力群,即盘踞荆襄的桓温政治集团与代表司马王室的司马昱政治集团。桓温与司马昱都爱好文学,招纳才士,围绕他们形成了两大文学集团。两大文学集团之间既有对抗,也有交流,深刻地影响了东晋文坛的格局。它们改变了当时文人的生活,促进了各种文学活动的展开,更对玄言诗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史书诗坛耀三星 千秋万古当齐名——论习凿齿与王羲之、陶渊明未能齐名之原因

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陶渊明在中国诗史上,均有着闻名遐迩的崇高地位,可谓冠绝千古。与王羲之、陶渊明同一时代的史学家习凿齿,史识超群,功勋卓著,特别是其"越魏继汉论"即"国家应大一统论",在史坛上独树一帜,影响至今。其知名度理当与"王""陶"相伯仲,然而,囿于诸多原因,习凿齿的英名多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所遮蔽,以致不显山露水,甚至为世人所误读。因而,探究其深刻原因,彰显其光辉业绩,实有必要。     

王羲之辞官原因新论

王羲之是因为和王述矛盾激化而辞官的传统说法不全面.王羲之与司马昱之间、琅琊王氏和司马氏之间,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以及它们与东晋权臣桓温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导致了王羲之的辞官.所以说,王羲之的辞官是东晋门阀士族内部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     

《监北江堋守史碑》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

2005年出土的《监北江堋守史碑》记载:公元198年冬,新任蜀郡太守高躬安排冬修,由都水掾史"任锸"和"履历平司",两个守史现场主持,十日完成。可见当时都江堰习称"北江堋",且有基层专管干部"堋吏"。此碑与众多石像原在庙中,可能910年8月(五代前蜀时)大洪水将其冲毁。     

“诸葛躬耕地”是南阳而不是襄阳——答《中国社会科学报》:《南阳?襄阳?诸葛亮到底躬耕何处》

诸葛丞相用书面和行动划定的界限,充分证明了"诸葛躬耕地"是"南阳",与"隆中"无关,习凿齿"隆中说"是错误的,理该还诸葛"躬耕于南阳"以本来历史面目:"名高天下"的诸葛亮的金光灿烂的"躬耕地"是"南阳"而不是"襄阳"。     

去伪存真见铁证 毋庸置疑隐白梅——对叶植先生《习凿齿暮年遁隐新余白梅说质疑》探究

习凿齿(328—412)暮年遁隐白梅,卒葬枣木山,有其遗迹及袁州的《郡志》《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和江西的许多地方史志记载为证。叶文对此全面否定。然历代诸多有关墓葬、碑文、家谱编修、人名字号的史料及论述以至习凿齿本人著述都证实,叶文所引为据者均失于考证,或违背历史真实,或有悖常理,或无的放矢,或以遭诬损的后人著作否定千百年前的史志等记载,全文逻辑混乱,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     

贾思勰故里考

贾思勰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农学家,曾任过北魏高阳郡太守。后来弃官回乡从事农牧业生产,他在查阅大量古代农书,走访老农,收集北方各地劳动人民生产经验和亲自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沤心沥血,历尽艰辛,于公元533年至544年间编写了一部农业科学巨著——《齐民要术》。这是一部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及成就,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农业百科全书,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科学专著。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生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王维与玄宗、肃宗的关系

生当唐玄宗与唐肃宗之世的王维,虽然与玄宗、肃宗父子均具君臣关系,但这两位皇帝对待王维的态度却是颇有区别的。王维因"黄狮子"案更因有违于"禁约诸王"的实况,不仅受到了严厉惩治,被左迁济州司仓参军,而且还始终未能得到唐玄宗的信任与器重。这说明,作为"政府官员"的王维,并不是"南朝"集团的成员。正因此,即皇帝位于灵武的唐肃宗之"北朝",既对"陷贼官"王维"特宥之",并责授太子中允,复拜给事中,又对王维尊崇有加,恩准如己事。玄、肃二宗对待王维的不同态度,是王维在为人处世、思想发展等方面产生变化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中兴名臣,一代儒相——刘健生平事迹述评

明自英宗以后 ,王朝每况愈下。独有弘治一世 ,政治清明 ,百姓安居 ,堪称“中兴之世”。是时涌现一大批良臣贤相 ,刘健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为内阁首辅当朝八年 ,辅佐弘治皇帝革除弊政 ,励精图治。其为人正直 ,敢于犯颜直谏 ,被弘治视为心腹临终托孤。作为顾命大臣 ,刘健对荒戏的武宗极力匡扶 ,屡次上疏极谏。最后去权阉不成 ,忿然请辞     

李颀与张垍交游考

李颀是唐开元、天宝年间的一位重要诗人.由于两<唐书>无传,其生平履历很是模糊.李颀笃于友谊,广事交游,其现存128首诗,有近百首都是交游之作,李颀的行年事迹多依其作品及交游.张垍乃丞相张说之子、玄宗之婿,亦能文之士.考证二人的交游,既丰富了李颀早年在两京之活动,又填补了史无张垍为兵曹记载之空白.     

评司马光、欧阳修论冯道

五代时人冯道历仕五朝八帝 ,且位不离将相、三公三师。欧阳修、司马光以“正女不从二夫 ,忠臣不侍二君”为由 ,指斥其为“无廉耻”的“奸臣”。二人的看法有失客观公正。对处于五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物不能简单地以侍奉了几个皇帝来定其忠奸 ,而应看其言行是否有益于百姓、邦国     

张浚与洛学

张浚在南宋高、孝两朝出将入相,对宋代学术起着重要作用。他在南宋初与赵鼎并相,推崇洛学,引擢洛学之士,造就"小元祐"政局,为洛学的复兴吹响了号角;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元祐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倡行孝悌之说,打压洛学,使洛学的发展受到抑制。秦桧专政后,张浚被贬斥,在困顿谪居期间,张浚终信洛学,著书立说,继承弘扬洛学,并引导其子张栻追随洛学。张浚对洛学的推崇使他在孝宗朝再受重用,流誉于后世,甚至掩盖其过失。     

讽喻与昭雪:《步辇图》李德裕题跋考论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步辇图》手卷，是记录初唐贞观年间禄东赞入朝为松赞干布请婚事件的一件美术作品。该图卷旧传为阎立本手笔，后流传至晚唐，大和年间李德裕重予裱褙，并题跋于画心左侧。既往的研究，多集中在画作为唐真迹还是宋摹本、作者为谁、所呈现的具体历史场景为何以及递藏等方面，李德裕重装褙并题跋的动机、功能及影响，则鲜有学者论及。文章从跋文的格式、《册府元龟》的录文两个方面，为原跋文出于李德裕之手提供了新的佐证；通过对重装褙背景及跋文的分析，发现此事隐射了晚唐与吐蕃关系的一桩旧事——吐蕃维州城守将悉怛谋受降事。由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的打击报复，李德裕在该事件中经历了政治与道德的双重失败，其所遭受的"幽枉"或羞辱，乃是其政治生涯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故始终在寻找辩白和昭雪的机会。2年后，他主持中枢，恰逢宫廷书画整理与收藏活动，此时他新伤未平、恨意难抒，遂以宰相之尊亲自主持《步辇图》的重装褙工作，并不厌其烦、喋喋为之题跋。该题跋，与其说是对约200年前太宗接见禄东赞事件的追忆，毋宁是对2年前他本人所受的政治羞辱的咀嚼；同时，该题跋也可索解李德裕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任职时的遭遇、他所倡导的边疆政策及二者与题跋内容之间隐喻性的关联。具体地说，其题跋所表现的内容，或不仅引发了李德裕的身世之痛，也可赋予其所主张的边疆政策以历史的正当性。跋文对《步辇图》所表现的事件进行了重构，似是为暗示他对维州受降事件的处理，乃是遵循太宗皇帝的原则和遒谟；而文宗皇帝与牛李出卖向化者致其遭虐杀，则违背了太宗所确立的对帝国藩属的执驭之道。换言之，李德裕对《步辇图》的题跋，当是以对太宗朝贞观旧事以及吐蕃政策的征引为隐喻，暗讽维州城悉怛谋受降事，并为自己辩白。重装褙、题跋及"追论悉怛谋"等一系列事件，不仅解慰了12年来所遭受的良心之痛与道德折磨，反映了当时牛李两党对于吐蕃政策的不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中晚唐朝廷对于回鹘、黠戛斯等边疆民族割据政权的立场及策略。文章可作为探讨古人如何以书画收藏及题跋活动作为政治"动源"，来隐晦地表达其施政策略的美术史个案。     

司马迁动机观浅论

司马迁撰写《史记》,为的是探索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规律,通过描述许许多多的人物活动来实现这一目的。人物活动都受着动机的驱使。司马迁充分认识到了动机的重要性,同时又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