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地方立法观念的转变

地方立法是国家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现代社会多元利益主体间的冲突和矛盾,如何发挥地方立法在和谐社会建构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实践的发展需要观念的转变,理念是立法的指南,科学的理念是地方立法和谐的基础和前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地方立法的发展必须要更新理念,地方立法观念伴随着地方立法权适度扩大、地方立法由重从属性向重自主性、重经济型立法向多样化立法转变而发生变迁。     

《金瓶梅》与明代社会的金钱观念

本文通过对<金瓶梅>的文本透视,重新审视明代社会金钱观念的历史因变,发现明人撕去传统价值罩在"利"字上的虚伪的面纱,表现了对金钱的认可、追求与崇拜;但同时传统文化的积淀并未完全消除影响,明人的金钱观念具有重财又轻财,趋"利"又尚"义"的特质.这于今天的社会不无启示意义.     

论汉魏六朝文学观念中的“丽”

"丽"是汉魏六朝文学观念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文学审美特性的重要体现."文章"于原初意义上具有源于"文"、"章"含义的含美特性,文学所追求的"丽"是对"文章"原初意义上含美特性的延扩与发挥,"丽"观念是伴随着文学的自觉而形成并臻于成熟的.汉代辞赋的"铺采扌离文"标志着"文章"观念之趋于明朗(自觉),标志着"丽"观念的初步形成.魏晋曹丕、陆机对文体及其体貌的辨析标志着"丽"观念的深入.南北朝时期,以刘勰及其集大成之作<文心雕龙>为代表,对文学形式美有了全面深刻的探讨,标志着"丽"观念在文学自觉中臻于成熟.     

对男权中心文化性别观念的根本颠覆--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的重新解读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实际上存在着性别的歧视和性别的不平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土壤,滋生并繁衍了男权中心文化.张爱玲的著名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从解剖"对的世界"、逆转"红"白"世界、以及颠覆"既定的世界"等三个方面,质疑并颠覆了男权中心文化语境中的性别观念.作品中的"红玫瑰"(指王娇蕊)与"白玫瑰"(指孟烟鹂)的相互转化,使男权中心主义者的婚姻指向和"性"期待互相矛盾、严重冲突,使男性自我中心主义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消解.     

南京政府时期慈善观念向社会救济观念的转变

中国历史上常把社会救济称为慈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官方将其分为官办慈善、公办慈善和私办慈善.随着中国与西方交流的深化,人权观念、政府责任观念和社会连带责任观念的传播,在南京政府时期开始有意识地将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区别开来,并逐步以"社会救济"一词来取代"慈善"表述,将社会救济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并制度化.到20世纪40年代,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起,纳入国民政府的民生政策范畴,推进了民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试论彝族传统文化中的“团结”观念

彝族传统文化中"团结"观念的产生与流传有其独有的历史文化渊源。彝族人民自古以来对"团结"观念的认识与推崇,涉及个体家庭、家支姻亲、邻里村落以及民族国家等各个层面。当前,加强团结互助价值观的现代性调整与适应,对整个彝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基于东方经验的民族、国家观念——传统“中国观念”的现代阐释

与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不同，传统“中国观念”是基于文化、历史、地理三者一体的整体国家观念。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是传统“中国观念”的核心。在大一统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族际间冲突与融合，形成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大一统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共同作用，构成完整的“中国观念”。     

《诗经》意象论

<诗经>意象在观念内容上可以划分为原始兴象、比德意象和审美意象.这三种意象既代表了<诗经>意象在观念内容上的历时发展,也构成了<诗经>意象在观念内容方面的共时结构.<诗经>意象在艺术表现上可以划分为描述型、比喻型和象征型三大类.这三类意象鼎足而立,各自具有艺术表现的功能和特色,又密切配合,相辅相成地建构出一篇篇富于艺术表现力的诗作.     

原始宗教——诗经兴象建构的观念平台

<诗经>兴象中的各种动植物具象,在其自然特性和视知觉特性背后,隐藏着丰富、复杂而神秘的原始宗教的观念内容,这些观念内容是诗经兴象和诗经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之间的重要纽带.透析这些内容既是整体解读诗经的关键,更是认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思维起源的重要路径.     

从传奇到写实--《金瓶梅》小说观念的历史性突破

<金瓶梅>的出现,标志着古代小说的发展已从传奇走向写实.作品把现实丑引进小说世界,在对丑的审美过程中将生活丑升华为艺术美;运用情境化和情理化描写,促使性格形态由传奇化典型向生活化典型迈进;采用"家庭-社会"型叙事模式和纵横组合叙事笔法,拓展小说描绘空间,这些艺术创新,引发了小说观念的深刻变革.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体现了道路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三个自觉”相互联系、互为前提,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     

关于“台湾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问题的讨论

“台湾意识”中的“悲情意识”在“台湾意识”的政治转化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的“台湾意识”是排斥“中国意识”的，是某种程度的“独台意识”甚至“独立意识”。“台湾主体意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的强力鼓吹、宣传、政策推动塑造的，是人为建构的，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是“台湾意识”的另一表达，其实也是“台湾国家意识”，其核心是强调台湾的主权独立性与国家性，是排斥与对抗中国的。     

民族意识与世界意识的纠缠——从泰戈尔在中国的接受看20世纪文学思潮的一个侧面

现代民族意识与世界意识的矛盾纠缠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个重要精神内涵。印度"诗哲"泰戈尔的文化身份在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张扬和世界意识的开放两个层面上都对中国现代作家形成了吸引力。20世纪中国对泰戈尔的接受悖论以及选择和误解,集中体现了作为弱势民族文化体现的中国文学在其现代进程中的文化境遇,中国现代文学对泰戈尔的接受,既体现了中印相似的现代性经验和文化认同的需要,同时也是中西文化和文学关系中所累积的文化情感和精神压力的某种释放。     

《离骚》与意识流

提到"意识流",人们总是把它与小说创作联系在一起.其实"意识流"与诗歌有着更密切的渊源关系.我国最早最长的抒情诗<离骚>就是一部典型的意识流诗歌.<离骚>中的意识流手法表现为意识过程的全知叙述或者内心独白;意识流的婉转起伏和瞬息万变;波澜壮阔的心理激流展示了诗人丰富复杂的心路历程.潜入到<离骚>意识流世界的深层,我们会发现另一番神奇瑰丽的艺术世界.     

论编辑的主体意识

编辑主体意识是编辑活动作为一种创造性工作的本质的规定性,是对编辑劳动实践本质和规律的抽象和概括,是通过编辑活动而发展自我的一种自觉的能动的意识。它包括编辑的自主意识、创新意识、权责意识和人格意识。     

社会契约伦理与纳税人意识

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关系：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民向政府缴纳税收,税收是公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价格。增强我国公民的纳税人意识,就必须具备两种意识,即公民意识和公仆意识。     

女性的自我认识与呐喊——读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幸福》

《幸福》是曼斯菲尔德的代表作之一。在这篇作品中,曼斯菲尔德通过三个具有代表意义的象征实体:一把珍稀的小提琴、一面寒冷的镜子和一棵银色的梨树,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体验方式,用女性话语发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     

论屈原的人格意识

屈原的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格意识。屈原生活在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最为频繁活跃的战国中后期，从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独立意识、圣贤意识、历史意识等思想意识可以明显地看到南北文化的精神特质在屈原身上的体现，战国“士”文化精神以及血缘、家族、宗法观念对屈原人格意识的生成影响颇深。屈原忧国、忧民、忧己的深厚的忧患意识以及他受孔、孟、庄生死观的影响同时又有所超越而做出的对死亡的坚定选择是其人格精神的重要体现。     

论现代忧患意识

现代忧患意识经过历史的演变,在现实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历代忧患意识的精华,表现出与历代忧患意识不同的新特点,具有主体的人民性、普遍性,内容的全面性,指向的高层次性和作用时间的快捷性等特点。现代忧患意识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沈从文的死亡意识

沈从文长期执著的"人性追求"表面上淡化了其悲剧性的生命体验与反抗意识。实际上,死亡意识是其意识结构中的重要问题。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他痛苦的内心和独特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