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

建立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以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化,保障公民知情权;可以规范信息发布渠道,维护社会稳定;可以引导媒体和公众舆论,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可以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提升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度。到2004年年底,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各部委、省级人民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基本建立。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要长期和健康发展,必须有相应的观念支撑和法制保障。     

预防"一把手"腐败的若干思考

预防和解决“一把手”腐败问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大课题,必须多管齐下。要对“一把手”科学赋权,防止权利过分集中;要对决策权力、程序进行界定,以实现决策科学化;要对“一把手”进行独立考核,准确衡量其业绩;要建立全面的监督机制,形成多重权力制约;要建立弹劾制度,强化责任追究。此外,还应对“一把手”进行专门培训,甚至可以考虑实行资格认证制度。     

政府透明度:概念界定与保障机制

法治政府要求公开公正,要求政府高度透明,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政府及政府透明度等概念有助于认识和把握相关问题。与现代社会发展相伴的政府治理、市场主体决策和人际关系等问题,都需要借助政府信息来加以解决,但政府信息公开仅是单向度的信息释放,还需要社会、公民参与政府决策,以促进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需要通过第三方来对透明政府建设状况进行评价。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制度及将第三方评价制度化等法律保障机制,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提升政府透明度。     

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制度思考

政府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选择.公众参与程度较低,政府决策公开征询不利,是我国当前政府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缺乏公众参与的利益表达和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机制是造成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为此,培育社会利益群体组织化的参与模式,建立公众参与的利益驱动、表达机制;同时将协商民主引入政府决策领域,确立政府决策中的对话、沟通制度是实现我国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根本路径.     

论我国政府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基本范畴

在我国,政府行政决策具有特殊性,往往关涉全局抑或区域。结合我国政府行政决策的运行特点和行政权力的历史惯性,希冀提升政府行政决策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即须以科学性、民主性和规范性的法治化为基本制度保障;而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规范性又须以坚实透明、有机交融的高层协商民主和草根协商民主为前提条件。政府行政决策法治建设的重点离不开"三结合决策机制"的法治化,即着力夯实从国家到地方的各个层次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制度体系。唯有社会力量的有序介入和社会智慧的有效植入,才能使得政府行政决策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获得制度性的保证。     

中国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制度困境与创新

中国的公共产品供给过程,是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而变化的过程.近年来,公共产品的供给面临着总量不足、产品品种不均衡、过量供给和供给不足状况同时并存的问题.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在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生产和供给的制度存在着决策和执行的困难,而造成制度决策和执行困难的原因又可以归纳为制度设计过程中的理想与现实、精英的利他主义与大众的利己追求、志愿主义供给与制度的工具理性、制度设计落后于社会结构形成几个方面矛盾.要解决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问题,就需要将政府的供给过程和居民的需求偏好显示制度结合起来,调整政府决策和执行的灵活性,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浅谈政府行政决策制度体系的改进与优化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政府决策体制在实际社会层面上,依然为中央高度集权制的权力型体制,并没有完全脱出其传统的模式。为适应改革开放20年来,一系列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作为政治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决策制度体系,应当紧跟形势不断改进与优化,从社会转型与政府决策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定位。一方面社会转型有赖于政府正确、利学的决策;另一方面,政府的决策又必须以社会转型的目标取向为依归;从而创新行政决策制度体系。     

协商民主的使命与民主党派的职责

十八大“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战略部署,赋予了民主党派神圣的政治责任。面对民主党派知识恐慌、资源恐慌、能力恐慌的重大危机,民主党派要围绕增强协商能力这个核心,全面提升自身建设水平;要围绕整合社会资源这个核心,全面增加与社会各界的联动与合作;要围绕着形成整体优势这个重心,全面加强民主党派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弘扬协商民主精神,用国家利益价值标准来指导和限制协商民主的实践,以民主价值的真正实现为终极目标,民主党派奋斗和追求的目标,就是要促进“改革宪法”向“完政宪法”的历史性转变,促进“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的历史性转变,促进“精英决策”向“人民决策”的历史性转变,从而促进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向更高层次发展。     

论现代社会利益集团的组织功能——兼论我国的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的组织功能具有正向功能与反向功能。鉴于外国利益集团的正反向组织功能,对于中国的社会利益集团,政府一方面要建立民主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决策参与机制;另一方面,要实现利益调控制度化、制度建设民主化、民主制度程序化、民主程序法制化。同时,要提高政府在利益集团政治中的自主性,防止软政权化。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制度、政府与市场——兼论区域合作战略

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央明确提出要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本文在分析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内在机理基础上,从制度、政府与市场的角度分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障碍:制度安排失当、制度扭曲下的政府失效和政府失效下的市场失灵;并从制度、政府与市场的角度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合作战略:建立和完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合作制度、建立和完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合作的组织和建立和健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市场机制。     

均衡型决策：基层官员的风险决策行为模式——基于对S县特大洪灾人员撤离的案例研究

决策是风险治理和突发事件应对活动的关键环节。县级党委、政府在我国纵向国家治理体制中是具有完全制度架构的政治实体,处在承上启下的“接点”位置。在风险情境下,作为“接点者”的基层官员在进行决策时并非是完全自主的,而是面临一系列外在条件的约束,他们必须在多重因素制约下进行价值排序、利弊权衡和方案取舍。基于中国情境构建的“上级支持度-制度清晰度-个体经验值”三因素模型,把县级党政官员的风险决策行为看作是他们在上级支持、制度规范和个体经验三个因素之间努力实现均衡的结果,三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因素的缺失都可能导致风险决策的失败。要提高县级党政官员的风险决策质量,必须同时增强上级的支持度、制度的清晰度和个体的经验值。     

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十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 ,“十五期间”必须把发展作为主题。这一决策 ,是正确估量国际国内形势所作出的科学论断 ,是一个立意深远的战略性决策。政府在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发展中具有义不容辞的领导责任 ,其所采取的公共政策应包含下述内容 :在缓解贫困、关怀社会弱者方面要加大力度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维护社会稳定 ;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 ,努力开发人力资源。     

地方党政建立完善专家咨询制度的对策选择

建立完善专家咨询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要求,是依法治国,实现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的必然选择,是提高党委、政府决策效能、完成新时期改革发展各项任务的需要。地方党委、政府在运用专家咨询方面存在着决策主体思想认识存在偏差、专家咨询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专家咨询运行机制不够规范、专家队伍建设不够有力、专家咨询制度的社会氛围不够浓厚等主要问题。地方党委、政府要转化观念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决策咨询工作;加强制度化建设,提高专家咨询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构建并完善运行机制,确保专家咨询工作有序、高效运转;健全专家咨询保障机制。     

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代表遴选机制

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政府决策领域的公众参与取得一些进展,但不足之处相当突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需要在公众中遴选代表,但是代表遴选程序缺乏公开性与科学性,遴选的代表参与能力较弱、专业性不强,遴选的代表“政府化”倾向严重,代表遴选过程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完善公众参与代表的遴选机制,需要拓宽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渠道;健全参与代表的遴选制度;建立遴选代表的培养体制,提高遴选代表的参政能力;完善代表遴选的监督机制。只有立足于完善的代表遴选机制基础上的公众参与,才能满足公众的维权需求,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环境抗争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环境抗争有三种类型:农村环境抗争、城市邻避抗争和反大坝建设,其中城市邻避抗争表现最为突出。地方政府面对城市邻避抗争,往往以官方公布停工、停建、改建和移址等处罚型、责令型、道歉型和变更型等决策行为的突发性、临机性和消极性改变作为解决方式,我们将此定义为“非常规政策变迁”,而非政策终结或失败。从历史制度主义来看,这种非常规政策变迁受到内生与外生动因相互影响,具有路径依赖并断续均衡特点,呈现权利运作间不对称关系,结果呈现正面方向发展。从社会冲突的”正”功能来看,消解非常规政策变迁的治理之道是要实现政府治理模式、政策决策体制、社会组织功能和社会民众心理四个方面的转变。     

“制度-资本-行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构建?——基于鲁西南S镇的案例研究

遵循“制度基础→资本保障→行动结果”的作用链条,构建了“制度-资本-行动”的分析框架,并借助鲁西南S镇“水污染治理共同体”的案例深描,呈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科层制下的制度创新和权力下放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基础,制度创新促进共同参与,权力下放实现赋权增能,但该过程普遍面临着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摩擦和调适;基层政府正式治理资源不足使其通过公众协同共治、官员关系运作和政府间利益共谋等方式嵌入非正式治理资源;个体资本禀赋的价值属性使得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差异性;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府策略表现为维护政治稳定和任务导向下的行政动员、基层政府“适应性执行”以及基层官员“职位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公众策略表现为权益受损及参与意识的提高促进参与实践,企业主利益驱使下的不同策略转换,村干部在政府、村民与自身之间“三重角色”扮演中寻求综合收益最大化。因此,基层治理实践中,需要从上级政府、镇政府、村民、企业主、村干部等多主体视角优化制度设计、强化资本保障、调适利益取向和目标追求,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政府失灵与环境制度改革——对淮河现象的反思

以淮河的治理为切入点,针对环境保护领域中凸显的“政府失灵”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应对“政府失灵”的环境制度改革措施———环境决策的“综合化”、环境管制的“市场化”和“环境治理的“社会化”。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黑车”治理方式探析

在政府以“堵”为首要原则治理“黑车”、“黑车”司机倾向于结成利益集团、对“黑车”司机缺乏制度保障等条件作用下,“黑车”司机难以享受国家关于保障民生的好处,政府和“黑车”司机之间社会资本不足,导致“黑车”治理更加困难。重视黑车司机本身能动性、培育能够促进政府和“黑车”司机间良性互动的中间社会团体、完善相关制度保障机制等方式是提高政府与“黑车”司机之间社会资本存量、解决“黑车”难题的根本办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动员与社会组织回应 ——基于新冠疫情防控的混合研究

社会组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能够发挥补充和补足政府功能的作用。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存在不充分、不均衡特征,制度环境和治理能力视角下的研究难以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借助扎根理论方法对动员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政府动员具有与疫情防控需求、社会组织整体发展水平、政府日常工作相“适配”的特征,是一种“适配型动员”;进一步的案例分析发现,社会组织在不同层次上参与到疫情防控之中,但其参与受动员政策的影响有限,对政府动员显现出“低度回应”特征。提高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动员力,既要加强动员政策与社会组织实际需求的适配性,也要加强政策宣传和执行监控。     

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当前,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