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系统型自治:优势叠加与村民自治创新——中国村民自治发源地的经验拓展

村民自治的源起,是乡村基层治理创新的产物。如今,村民自治已走过四十余年,乡村社会虽经历巨变,但创新精神始终如一。近年来,村民自治发源地广西宜州稳步推进区级、乡镇、村屯多级治理单元的协调联动,形成了区委领导、部门统筹、乡镇保障、村屯探索、群众参与的基层治理体系,充分发挥组织优势、资源优势、能力优势的叠加组合效应,在三治融合的基础上打造出以系统型自治的基本模式为主轴,以内生和外延的特色发展模式为两翼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分别形成了党领民办自治模式、村屯联动共治模式、“大党委+网格化”服务治理模式、老人协会参与治理模式、党群合力联防自治模式、公共空间协商共治模式、乡贤助力参与治理模式、文化产业融合治理模式等八种村民自治新模式,领路村民自治在建党百年和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乡村基层治理要素优势叠加和村民自治创新经验拓展,提出了迈向成熟的系统型自治新课题,以及优化的新策略和新路径。     

行政嵌套自治与现代简约治理

我国进入到强国家时代,基层治理行政化趋势不断增强,行政和自治关系发生变化。广东潮州Z镇通过重选村庄头雁、赋予制度空间、激活村干部治村动力,对村庄内生型自治结构进行改造,构建了行政嵌套自治的乡村关系结构。行政嵌套自治强调行政力量对自治力量的总体性控制,以及自治力量在总体性控制之下的自主空间。在具体实践中,行政嵌套自治通过任务包干制、压力释放术和策略批评法等工作机制进行责权分配和矛盾协调,呈现出乡村关系结构稳固和基层治理有效的特点。行政嵌套自治遵循目标导向、建设导向和协作导向的治理逻辑,强调权力简约、制度简约和目标简约,符合国家发展要求和基层治理实际,是现代简约治理的典型实践形式。     

中国城市增量自治研究

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和体制外因素的不断介入催化城市治理结构变革,城市自治是中国市制创新、促进城市发展和适应全球地方治理运动的理性选择。由于受中国国情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等现实因素的制约,增量自治是中国城市由自主走向自治唯一道路。向城市政府和城市市民赋权与能则是中国城市实现增量自治的前提条件和制度保证。     

国家治理下的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属性

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具有多种属性且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属性种类不断增多,属性内容不断转变。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弱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主要发挥社会属性,自我治理,自我服务;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强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行政属性与经济属性随之增强,社会属性会因行政属性的压制而逐渐变弱。国家治理能力存在一定限度,这就需要合理利用自治基本单元的多重属性,通过行政属性与社会属性相分离、发展经济属性激活社会属性的方式,促进村民自治真正落地,实现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     

乡村自治中村民主体意识的回归

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直接影响着乡村治理绩效。村民自治以村民为主,在乡村自治中村民具有参与者、受益者以及评判者角色的主体地位。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发展,村民自治主体明显缺位,出现村民对本村事务关注度下降、自治组织工作乏力、自治组织职能定位模糊等问题。促进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构建物质利益联结体,建立乡村人才吸纳与培育制度,明确乡村自治组织职能,规范乡村自治权力运行,最终形成以村民为主的共商、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村民自治解困视角下基层政府治理模式选择

治理与自治是一对辩证的逻辑关系,自治是治理的基础性条件,治理是自治的一种巩固性战略。针对村民自治中存在的村民委员会行政化角色困境、农村富人阶层利益化功能困境、普通村民原子化能力困境,基层政府要以治理与自治的辩证逻辑关系为理论指导,进行角色的重新定位,转变为自治服务者。基层政府要通过协同治理模式端正村民委员会的角色,通过合作治理模式引导农村富人阶层的功能,通过互动治理模式提升普通村民的能力,并对各种治理模式加以综合、灵活运用,实现基层协商治理的法治化、制度化发展。     

论商人自治:缘起、内涵与实效

商人自治即商人的自我治理。在当代中国,商人的自我治理缘起于市场的缺陷和政府治理的不足。商人自治在性质属性上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在对象内容上表现为建立自治组织、制定和实施自治规范、解决纠纷,在功能作用上主要在于维护"行业公地"和实现互惠正义。与政府治理相比,商人自治在机会成本、经济成本、伦理成本和关系成本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实效。在当代中国迈向"大社会、小国家"的未来关系格局中,商人自治值得引导和提倡。     

村民自治：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是农村居民根据法律独立自主地管理本村事务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也是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它充分体现了群众自治、直接民主、普遍平等、基层自主等原则和特点。村民自治既是对社会主义自治理论的发展，又是对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创新，也是对中国村治传统的突破和超越。     

论村民自治导向下乡村精英治理的困境及对策

村民自治是我国乡村治理的法定模式,致力于让村民通过政治实践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目标。由于我国乡村民主化发展程度有限,促使精英治理成为乡村自治过程中的必然。村民自治导向下的精英治理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精英治理自身存在不足以及乡村各方面发展程度有限,使得乡村精英在引导村民走自治化道路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境,这些困境相对限制了村民自治向更高水平的过渡。采取一定的措施促进精英治理自身的完善以及带领村民向民主化治理方向迈进是摆脱乡村精英治理困境,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路径。     

合作治理：乡村治理中行政与自治的一种关系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国家权力也在不断深入乡村,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成为主要的主体之一,以致乡村治理呈现出一定的行政化特征。在这种背景下,村支两委走向行政化成为必然的趋势,从而使自治空间面临着和行政治理相协调的问题。村级治理是采取行政手段还是自治手段,并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就是在政府主体担任元治理的角色下,应当优先尊重地方性治理自治,其次才是以行政手段作为兜底。因在现代化异质性因素的扰动下,行政与自治的边界应当有机地统一在村级治理场域中,才能使治理朝向有效的方向发展,即乡村治理中行政和自治是合作关系而非对立关系,当自治力量能有效发挥作用时,行政的力量则应当协同参与,反之行政力量发挥作用时自治力量应当协同参与,以使乡村治理更加有效。     

从市场治理到自主治理：公共资源治理理论研究回顾与展望

公共资源由于其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征经常面临“公地悲剧”的威胁。针对如何对公共资源实行有效治理来避免“公地悲剧”的问题,市场治理强调对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和界定清晰的产权,从而避免“搭便车”的问题。政府规制侧重对公共资源进行国有化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自主治理突破了过去理论中“市场—政府”二分的思维,强调依靠资源占用者的自发行动和制度构建来避免公共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开辟了公共资源治理新的路径。在未来的研究中,自主治理理论可以继续从拓展理论深度、扩宽应用范围和创新政策实践三个角度来丰富公共资源治理的理论和实践。     

高校章程与高校治理结构的重塑

高校章程是现代大学治理和自治的基础,而目前在我国的高校中,章程基本上处于缺位或者虚设的状态。高校法人地位不明确、行政职能泛化、学术权力弱化等等倾向,反映了高校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中较为普遍的行政化特征和权力本位色彩,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功能更好地发挥,与构建适应中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不相适应。因此,重构政府管理权力与高校办学自主权,理顺高校内部的法人治理,作为依法治校制度基础的高校章程不可或缺。"章程之治"之下,我国高校行政化的痼疾或可改观。     

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困境分析

村民自治的制度目标是:通过村民的"四个民主"活动,实现转型时期中国农村治理方式的民主化。然而,由于村庄内部的两个行为者———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利益冲突,以及二者力量的不对称,致使"四个民主"的发展呈失衡状态。要改变这种状态,国家必须作为村庄外部的主要力量监督和保障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对二者的矛盾加以协调,对其他三个民主的实施加以规范和引导。     

居民自治的法学分析

从制度层面来说,居民自治是通过宪法、法律所确认的居民委员会的居民依法办理自己事情的自由的法律制度,并以此确认了居民自治权;从行为层面来说,居民自治是居民委员会法定范围内的居民民主行使居民自治权的活动。从法哲学的视角来看,居民自治是社会和国家适度分离与互动的体现,是基层自治权直接行使与间接行使的结合。居民自治高举着民主和法治两面大旗。     

社会合作管制：模式界定、兴起缘由与正当性基础

社会合作管制具有独特的内涵和要素,但与社会自我管制、行政高权管制并非是完全替代的关系。在参与治理的推动下,传统的政府高权管制有所缓和,但难以撼动其命令—禁止的管制模式,而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则促进了社会自我管制的兴衰。随着参与治理、社会自治模式分别被合作治理模式所替代,今后在合作治理主导下的管制模式无疑将走向社会合作管制的康庄大道。我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特殊关系、转型期的权力格局等特殊背景决定了社会合作管制兴起的正当性。     

宣扬自我责任:全球治理的中国风格

目前的西方研究大都关注特定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的中国如何看待全球治理问题。这些内容包括:（1）儒家思想中的不干预和自我治理倾向;（2）社会主义中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强调用说服而不是单边主义来解决世界冲突;（3）源于不发达而产生的劣势损害了自信;（4）二战以来联合国和美国控制主要国际组织的行径令人反感。由此认为,全球治理格局中的中国风格是被动回应的而不是积极主动的,是问题解决导向而不是目标驱动型,全球义务与改革任务更多地聚集于主要大国而不是处于衰退中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主张通过依靠世界主要国家的自主治理模式来树立全球领导力,那种仅仅依靠闭门式的说服行动和反对公开制裁的例证来干预失败或衰退国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上海大型居住社区居民自治研究——以松江新凯家园社区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城市居民当家作主,推动城市社区建设的内在要求。根据上海郊区大型居住社区居民自治的现状和特殊情况,当前,要在引导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提升社区自治组织治理能力的同时,加强各类社区组织的建设,继续加深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促进社区融合,从而更好地推动社区自治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邓小平独立自主意识探析

邓小平独立自主意识,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邓小平理论的灵魂.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独立自主意识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以及时代性、现实性、主体性和结合性等鲜明的思想特色.在新形势下,深入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关于独立自主的论述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和谐社会目标之下的政府治理

从统治到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是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本趋势。追求社会和谐与善治,始终是我国治理变革的基本目标与价值。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几轮机构改革,目的都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惠及民众。然而,由于对“主体替代”模式的过度依赖,使治理的目标与路径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导致我国政府治理中出现诸多不和谐因素。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确立多中心治理理念,注重治理结构的均衡;必须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提高社会自主治理能力。     

选举与协商：村民自治的双轮驱动

选举与协商是农村基层民主的两种实践形式。村民自治使民主的价值深入民心,民主选举逐渐成为村民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主协商则因缺乏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撑而进展缓慢。重选举而轻协商的民主实践造成了村民自治民主选举单兵突进,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进展缓慢,导致了选举与治理绩效的脱节。民主选举具有间断性、阶段性、单一性、规范性;民主协商具有常态性、全程性、灵活性、多样性。在坚持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必须加快协商制度化建设,探索协商实现形式与程序设计,培育协商主体,加快协商支持体系建设,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协商发展,实现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