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理论与策略

建设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已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通观全球网络社会治理模式,有法治偏向与自律偏向之别,亚洲地区国家特有的管制方式,有一定的短期行为倾向。指涉所有网络社会主体的多元治理,正日益成为基本共识。中国的网络治理问题,其出发点是社会力量的觉醒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通过有边界的网络治理民主,推进现实民主,并逐步建立起高水平的协商政治体系。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一种思想变革,其政治转型的价值在于：通过网络治理权的合作,推动全社会在重要议题上的政治协同,既寻求网络管理政策的新共识,也努力达成现实治理观念的新平衡。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文章给出了建设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一系列操作性建议。     

转型经济视角下政府治理及体制性约束

转型经济研究为分析经济转型与政府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经济转型与政府治理变革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两个基本变量,二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都受制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体制性约束.1978年以来由计划向市场的经济转型既是政府治理变革的后果,又构成后者最根本的驱动力.在经济转型背景下,政府应适时地调整治理理念,协调合法性与合理性、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构有效政府,实现社会和谐、可持续的发展.同时,政府治理也面临一系列体制性约束因素.     

从一元治理到三元治理：西方企业宏观治理范式转型

西方企业宏观治理是超脱于企业内部权力架构的一种治理形式,是在企业之外的治理模式.西方企业宏观治理范式的演进遵循了库恩关于"范式"更替的科学逻辑,历经了三次转型,分别为范式缺失到"市场一元论"或"国家一元论"范式的确立,从市场或国家的一元论范式到国家一市场的二元范式的转变,再到国家一市场的二元范式向社会-国家-市场的三元范式的演进.西方企业宏观治理范式转型,解释了企业治理宏观演进的历史必然,意味着西方企业宏观治理研究不断走向成熟.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现代化建设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一个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课题,即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统治向现代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共治)转型;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制度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和社会多样性,更是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迫切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不仅要完善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建设,更重要的是将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以此为基础将其纳入到体制中来,在法治约束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制度化、规范化与法治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国家治理与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做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战略部署。探讨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从“统治模式”转向“治理模式”（善治）,并对财政制度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子系统的媒介作用进行了阐述。基于财政在治理转型中的关键基础地位,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政府间财政关系三个角度具体论述了如何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以推进国家治理方式转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进入“大国财政”的新常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建设大国财政,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不仅发挥财政的治国安邦作用,也发挥中国财政在全球治理中的更大作用。     

“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

维稳模式是一个国家治理模式核心特征的集中体现,展示了一个处于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所面临的基本治理困境,而维稳模式的转型则明确昭示着一个国家政治建设的基本趋向。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和压力维稳,具有明显的运动式治理和组织化调控色彩。这种维稳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在困境,集中体现为政治风险大,维稳成本高,有不断被异化和内卷化的趋势。有序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构建公平正义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构建多中心的合作治理模式,实现中国维稳模式的现代转型,是转型中国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     

生态化腐败治理:理论、价值与路径——基于政治生态理论的视角

政治生态理论立足于转型时期政治生态环境的考察,拓展了腐败治理研究的新视域.在政治生态理论的视域中,腐败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权力约束与监督的政治问题,腐败还是权力所处的社会、经济、习俗文化等环境性状受到破坏污染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政治生态理论主张考察权力所处的环境生态同腐败的共生原理.重构政治生态,探索腐败治理的生态路径应着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构建腐败治理的党内政治生态;强化制度体系建设,构建腐败治理的制度生态;推进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构建腐败治理的社会生态;培育廉政文化价值理念,构建腐败治理的文化生态.构筑腐败治理的生态机制,既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创新中国腐败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时代课题.     

“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文化逻辑

借助现象史学的方法,根据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模式生成和演进的机理,可以将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模式概括为"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是以社会的一个中心力量为主导发展形成的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经过历史的沉淀,"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已凝结成为中国人稳定的政治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制约着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选择的曲折道路证明,当代中国必须自觉地立基于"中心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创新和优化"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基层治理困境及出路探讨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公共权力作为唯一的治理空间塑造力量的局面。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基层社会的开放性进一步加强,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面对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加快基层治理转型与变革,构建现代化的基层治理机制与路径,是解决困境、应对挑战,促进基层治理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文化治理：历史进程与演进逻辑

发展文化产业和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标志，也是从文化管理体系向文化治理体系转变的战略路径。两大成就是随着中国文化市场的成长不断调整改革目标和方案的结果，是在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国家对于效率的双重激励下出现的结果。借助历史性和过程性的视角，通过对四十年来中国文化体制的演进过程进行全景式分析，揭示出从文化管理体系向文化治理体系转型背后的市场机制与政府自我调节互动机制的关键作用，通过区分转型国家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性质，并将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纳入现代化道路的规范分析，否定了中国文化治理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的流行说法，论证了中国作为转型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形成的独特性。     

悖论：生存的黑色图景——奔雷诗歌评析

诗歌存在于世俗和超越之间,它源于生活又指向宗教,它永远在圣与俗之间寻求平衡.这是诗歌存在的悖论.山西新锐诗人奔雷的诗通过对黄土地的书写反映了时代变迁给诗人造成的内心激荡.从写作内容,诗歌特色和诗风转变等各个不同层面反映了诗歌的这种悖论特质.     

中华建筑始祖有巢氏考——构木为巢的有巢氏之事迹

古史传说时代的有巢氏,先秦文献把他排在燧人氏之前,其前有大巢氏,传二世。有巢来自大巢氏,传七世,比燧人氏稍早或同期,世代延续的年代也约相当。我国人类发展史上有穴居、巢居、屋居时代。巢居,含有在树木上架屋、地上筑屋两个阶段,约代表和反映了"前仰韶文化"时期先民的居室情况。大巢、有巢氏皆为氏族首领(即人),非"时代符号"或"神"。他因筑屋为民造福,故被人们推崇到"王天下"的尊位,也是中华民族的建筑始祖。     

春秋时期“舆人”身份再辨析

针对春秋时期舆人身份问题各家说异的情况，采用考证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由相关史料入手，得到了舆人是从造车工人中分离出来，战时随军出征维修车辆及做其他辅助性工作，平时服劳役，有自己的土地，子女有受教育的权利，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在社会中广泛存在，应属于平民阶层的结论。     

重建最佳关联的翻译

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指导人们的交际活动;而翻译属交际活动的下义范畴,因此关联理论对翻译具有同样的指导意义.关联理论认为,人类认知倾向于同最大关联相吻合,但在交际中人们只期待一个最佳关联.而翻译的核心就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即重建"最佳关联性".不同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导致翻译工作困难重重,如何使不同的文化意象在翻译中达成统一,关联理论中的最佳关联原则给了翻译工作者很大的启发与指导.     

《永生羊》——哈萨克的生命牧歌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①的散文集《永生羊》用一种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文体样式表现了哈萨克族牧人充满质感的生命形态,及其民族文化的特异性和对生与死这个命题的理解,并以对哈萨克民族文化的审视促使人们思索实现其现代转型的问题。     

艾米莉·狄金森——意象主义诗歌的先驱

艾米莉·狄金森是与惠特曼齐名的19世纪美国著名女诗人,一直被称为20世纪初英美意象派的先驱.她诗作的最大特点是擅长使用新颖、奇特、凝练的意象这一诗歌技巧,来表达抽象的内心情感和深奥的哲理.她对诗歌创作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开创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对现代美国诗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发展性评价——新课程的评价观

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人们对教育的本质、功能及价值取向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人类社会所有的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活动,其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类的发展.发展性评价正是基于这一要求的评价方式,本文立足于基础教育的新课改,对发展性评价的评价目标、评价原则、评价特点及评价结果的解释进行了讨论.     

头发的故事——身体的政治

身体的政治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关注。本文试图考察作为身体之一部分的头发所有的政治意义。在中国的历史上,历朝历代均有与头发相关的故事,自明清以降,中国的政治似乎更与头发有着不解之缘,甚至成了民族的一个难以解开的情结。入关的清兵用"留发不留头"征服大明的子民,"反清复明"的太平天国反其道而行,是"留辫不留头",主张"驱除鞑虏"的辛亥革命就这一点而言是承其余绪,便是章太炎也不能看透这一层,而鲁迅一方面以小说的形式表现了"头发的风波",却也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无法彻底地摆脱头发故事中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内涵。头发成为民族革命的大舞台。及至当代,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中,头发竟然又成了政治迫害的对象。不仅中国如此,发达的西方也莫能外,希特勒的法西斯和解放了的法国民族主义者同样也要在头发上做足文章。所以说,身体绝非一个简单的生命形式,更非没有内涵的肉身可以概括,身体的政治无处不在。     

过度诠释——诠释学悖论的产物

“过度诠释”既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下,本文从诠释学自身的悖论出发,追根溯源,发掘其深层含义,分析引出“过度诠释”是诠释学悖论的产物,试图更加合理地阐释和把握“过度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