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农民:资源落地与供给有效--以湖南B村自组织公共品供给实践为例

资源落地困境是当前公共品供给实践中的突出难题,如何提升公共品供给效能引起学界和基层治理实践的普遍关注。研究发现,组织农民是形成有效社会联结、回应新时期资源落地困境的重要抓手。以湖南B村为例呈现了当地的自组织公共品实践,探讨在制度内供给模式下,如何通过农民组织化的方式形成输入性资源与基层社会的有机联结,避免供需不匹配、交易成本过高、资源使用低效等问题。精英主导与社会整合下的农民组织化实践破解了资源输入与基层社会及分散化农民对接的难题,不仅回应资源输入背景下资源落地与公共品供给有效的困境,同时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村庄建设提供可供参考的实践路径。乡村振兴下的农村建设发展应当坚持农村和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以组织化的方式有效整合社会需求与社会资源,真正服务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变迁:历史断裂与接合——基于乡村秩序演进的理论视角

乡村秩序与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密切相关.在乡村秩序形态的演进中形成了不同的村社公共品供给模式,在传统乡村社会,内生秩序占主导的乡村社会形态形成了村社自足的公共品供给模式.而新中国建立后至税费改革前,外生秩序占主导的乡村社会形态形成了国家统合的公共品供给模式.时至当下后税费时代,乡村社会外生、内生秩序出现了双向并弱的态势,造成了公共品供给的困境.由此,必须重塑乡村社会秩序,并通过国家与村社的有效接合.     

公共品供给与村民的动员机制

以三个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案例为分析对象，考察了在国家资源输入背景下，当村社作为资源支配的主体时，村级组织如何通过公共品供给来实现对村民的政治动员。研究发现，当村级组织可自主支配资源时，利益博弈逻辑会主导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村民动员具有自发性；如果国家在输入资源的同时也输入了科层制的资源使用程序，村庄的公共品供给就会显示出较高的程序正义逻辑，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也具有制度性的特征；与之对比，如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获取与村干部个人能力高度相关，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主要依靠村干部的长官权威，这种动员形式可能是不稳定的。因此，村社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可以重建利益博弈的政治空间，为村干部和村民打交道创造制度性的条件，避免政权的“悬浮”，同时可以激活村庄社会中的非正式权威，达成治理有效的目标。     

乡村治理组织的“过密化”困境及整合——华南G村分析

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着治理组织“过密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外部组织过多嵌入与内生性组织无效率增长,两者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相互博弈、纠缠乃至相互争斗,导致乡村治理资源耗损过高,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表明,破解乡村治理“过密化”困境首先需要建设强有力的乡村党组织,系统整合各类治理组织,坚持专业化、系统化的原则,构建符合乡村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在此基础上,明确乡村治理组织相应的职能,突出组织的专业化,同时要及时清退“空壳”组织,优化乡村治理资源,规范乡村治理组织创设机制。     

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式微与再造——基于湖北农村老年人协会建设实践的分析

乡村公共文化具有知识性、规范性和价值性,三者共同形塑出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面临伦理与治理双重危机,不可逆地蔓延开来的消费主义,形塑出异化的社会性竞争形态,并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的式微与乡村公共文化危机。老年人社会处境的退化,是乡村公共文化危机在乡村社会中的直接表现。通过外部资源输入与内部组织运作的结合,农村老年人协会的建设与运作实现村庄内部社会文化资源的适度整合和村庄公共文化供给自主化,展现出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低消费、高福利"模式。乡村公共文化再造的社区主义,不仅为农村老年人供给文化公共品,而且有望实现农村文化公共品的集体化制造与乡村公共文化的可持续生产。     

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优化的规范分析

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实现城乡二元社会一元化的重要基础。当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存在供给主体有事无财、决策机制倒置、缺乏第三方参与和竞争激励、成本分担机制不合理以及乡村机构组织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低效性等问题，应从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表达及集中、成本分摊、生产提供、运营管理和组织机构等方面进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优化。     

谁是供给主体：政府、行政村、村民小组——山区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山区乡村由于地域广阔性和分散性的特殊自然特征，使村民小组社区比行政村为单位的乡村社区或政府，更有条件充分发挥“体制外”的社会资本供给公共品的积极性，弥补国家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暂时困境。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村民小组社区供给公共品的积极作用，离不开政府和村级组织在技术、组织、协调、资金等方面的积极支持。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与模式研究

文章分析了后"乡土社会"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农村的"空壳化",导致公共品需求主体缺失,农村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难以解决公共品供给的搭便车问题,乡村的异质化使得公共品供给组织成本加大等供给难题。同时,对现行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中村干部、混混、社会精英等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社会精英+宗族"、"国家+村干部"、"农户+农户"等可能的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     

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

传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村组组织的效力式微、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农民的低组织化状态等诸多困境,阻碍着民族地区乡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东Y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治理资源,成功探索建设了乡贤参事会这一重要农民组织载体。依据文化基因、制度基础、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对乡贤会的运行逻辑分析显示,其具有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优化村级治理体系和实现村级民主治理等多重价值,这种探索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化,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水平,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定位,在提升农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方面进行路径完善。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内生抑或外引：社区公益组织生长机制与培育路径研究——以湖北武昌区的“院落自管会”为例

借鉴制度发展理论研究逻辑,通过引入内生和外引两个核心变量,我们认为外部资源环境决定了社区公益组织的生长需要国家的有效介入,基层社会发育滞后要求社区公益组织应走内生性生长路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规则共识要求社区外专业社会组织的引入,社区结构碎片化现状要求社区公益组织应走以内生为主导的培育路径。内生为主外引为辅的社区公益组织培育生长路径是基层社会自主意识得以萌发的前提。     

中国传统行政组织文化与公共权力制约困境

中国传统行政组织文化极强的穿透性与历史延续性的影响对现今公共权力制约造成一定的困境。本文阐述了中国传统行政组织文化对公权力制约困境的表现形式;基于行政人格二重性和中国传统行政组织文化的正负价值,分析中国传统行政组织文化对公权力制约困境产生的原因;并针对困境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     

从“精细化”到“精准化”: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逻辑转向

“项目进村”是国家力量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变量，也是重塑国家资源分配体制的重要渠道。现行资源下乡体制下，乡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构筑了一整套“精细化”的公共产品分配、管理和输送体系。这在确保国家意图高效率投射乡村的同时，也因过度技术性的流程把控削减了对乡村实际面向的关照，从而出现产品供需脱节、服务目标替代、内生服务能力削弱等“公共服务弱化”的意外后果。对此，厘清涉及“需求识别”“定向配置”“长效管理”等价值的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逻辑，对改善“项目进村”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时下乡村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不仅应推动现有服务资源供给评价方式和多元参与模式的改良，也应促进公共服务数字赋能和内生机制的革新，实现“过程精细”和“结果精准”的有机结合。     

公私物品的逻辑

关于公私物品的逻辑体系应建立以资源稀缺性为基础的新框架.资源稀缺性要求明确界定在消费博弈中人与人之间权利的关系,公私品就是这种权利关系的契约.以"排除他人不支付市场价格行使消费权利"定义排他性,将有无排他性作为区别公私品的单一标准,公私品就分别是具有非排他性、排他性契约的物品.公私品的性质是主客观、供求等的逻辑统一,是连续动态变化的量,一般物品都是不同程度公私混合的物品.也可从组织内外和供求关系两个新视角对公私品进行分类.公私品相互转化的实质是排他性价格的变化,取决于必要和充分条件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件的共同作用,这主要是供求关系变化和产权界定成本收益之间的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三种转化路径.     

农村公共产品供需机制变迁与新农村建设

农村公共产品供需机制创新是深化农村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现阶段中国农村公共物品需求与供给机制严重错位,已经成为困扰和阻碍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瓶颈.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考察建国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制度的变迁轨迹.在分析强制性变迁困境和诱致性变迁需求的基础上,试图探讨新时期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失调的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基层纵横涵义与基层管理制度类型浅析

该文在阐发基层的涵义横向上不等同于政权、纵向上不等同于乡镇的基础上，论述了基层治理制度的广泛而丰富的内涵，提出了相应的基层治理制度就是表现为政党、国家的基层机构和社会团体与企、事业单位以及城乡群众性自治组织按一定的相互关系直接行使管理权的制度规定。     

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困境及改善策略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发展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不仅是实现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但是就目前来看，受多种因素影响，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面临着供给困境，影响了体育文化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和普及。从农村地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意义着眼，分析了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改善策略，以便进一步加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力度，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健身需求。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政策演变：论从制度外走向制度内供给的必然

考察建国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政策,可以清晰地发现,制度外供给是农村公共物品政策的基本特征,主要依靠行政的组织动员,采取"民办国助"的筹集资金方式。制度外供给造成两大问题,一是农民负担过重,二是不公平。鉴于"三农"的天然弱势和农村经济条件,目前推行公共物品"市场化"供给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政府仍要起主导作用,从制度外走向制度内是农村公共物品政策的基本走向。     

农田水利的三种模式比较及启示——以湖北省荆门市新贺泵站为例

新贺泵站的变迁史的启示是,能否有效整合分散农户、克服搭便车难题,是乡村水利体制顺利运转的关键.尽管组织模式能够将水利体制与基层治理紧密结合,克服搭便车难题,但在人民公社走向终结、原有治理体制解体的情况下,组织模式已经无法继续维系下去.在农户个体数量众多且呈高度分散状态、农民分化程度日益加剧的状况下,水利供给的市场化和合作化都因为缺少相配套的制度体系和技术手段而无法对分散农户进行整合以克服搭便车难题.要走出当前农田水利困境,既需要强化国家及其基层代理人在水利供给中的组织者角色,使水利体制嵌入进乡村治理之中,又要求优化和重构农田水利的社会基础,加强农村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培育具有权利义务平衡观念的、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国家建构需求的新型农民.     

我国农村基层组织运行与组织重构问题研究

现有农村基层组织在运行中出现的相互掣肘和权力纷争问题说明,有必要按照城乡统筹的发展思路,重构我国的农村基层组织。可能的改革思路是将村民自治组织即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唯一的正式组织(准行政组织),对其工作的监督则统一由乡级党组织来依法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