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制及治理研究——以“昆明PX事件”为例

环境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新媒体时代下,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新的特点。从社会利益冲突和信息传播理论角度出发,基于昆明PX环境群体事件,借助百度搜索指数工具,探索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传播机制。从大数据思维角度提出有效防止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对策,这就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制定应急管理预案、网络舆情监控、事中应急管控等措施,及时有效地化解环境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社会成因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群体性事件正是现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综合反映。文章试从群体性事件形成的社会意识、社会结构、社会环境、社会功能、社会治理等方面对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理性思考。     

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预警与危机干预研究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社会关系多元化和教育改革,各种类型的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对高校教学环境带来严重影响,甚至波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要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本文在分析了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新特征的基础上,从学生群体性事件危机管理的长效机制、网络舆情和校园文化三个维度进行探索,以便应对新形势下的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     

国内社会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近年来,社会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它的频繁发生及其越来越明显的对抗形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目前,国内学者们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已从不同的角度积累了很多富有见地的成果。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特征、成因和治理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体性评价和前瞻性探索,为科学防治社会群体性事件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由中西群体性事件之别见我国群体性事件治本之策

西方群体性事件频繁、规模庞大但以暴力收场并非多数；我国群体性事件较之西方，数量相对少，规模小，但往往失控。契约社会发育程度的不同是这些区别产生的根源，加快“从身份到契约”是我国群体性事件治本之策。我们应增强权由法授、公民社会和尊重民意等契约理念以及推进普法教育。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警务应对

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给互联网治安环境和社会治安秩序带来影响.为做好网络群体性事件警务工作,在充分认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及治安特性的基础上,可从完善互联网信息安全立法、加强网络监督工作、逐步推行网络实名制、建立网络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坚决打击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开展警务工作,以期减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净化网络环境,发挥网络社会的重要作用.     

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我国开始加速社会的转型,伴随而至的是社会成分越来越复杂多样,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由此产生的群体性事件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关系到我国未来的发展与稳定,本文从法律的角度分析采取措施把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理尽快纳入法制化轨道,进而实现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自媒体时代群体性事件成因及舆论引导路径探讨

微博、微信、推特等自媒体的出现,为网民提供了自由表达意见和舆论聚集的场所。同时,由于自媒体的草根性、自主性、 匿名性等特点,也为网民情绪的集中及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平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仅伤害了当事人,也对自媒体舆 论环境的营造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从传播学的视角对自媒体环境下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及过程进行了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群体性事件对自媒体环境产生的影响,提出了进行舆论引导的几点建议。     

重视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协商机制

随着社会发展进入一个转型的时期,各种矛盾势必会在一定的环境下激化,各种问题也将会纷繁复杂。群体性事件在我国各地也是时有发生,那么如何处置群体性事件成为了大家一个关心的问题。在此将从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一环来说明如何更好地解决群体性事件,如何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指出当下群体性事件大规模爆发出于何种原因,旨在为处置提供更加合理化的路径。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反映与利益调适研究

环境群体性事件进入高位运行的凸显期,是公众以环境利益受损或预期受损为直接诉因,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利益矛盾的整体反映。在公众环境忧虑普遍的情况下,环境群体性事件给社会治安带来较大压力,不利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综合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动因,解决环境恶化、经济与环境对立、公众环境权利不足、生态文化滞后、人与人不和谐等问题,不断调适公众利益需求,有效化解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社会风险,促进经济发展、生态良好和社会安定。     

基于理性视角的群体性事件比较研究

群体性事件爆发折射出我国社会利益协调面临的结构性、体制性和制度性困境。基于对“理性”群体性事件与“非理性”群体性事件中参与主体、发生区域、表现形式、后果影响以及制度创新的比较研究，力求构建群体性事件防控的具体路径。     

试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触发机制与应对策略——基于西方街头官僚理论的视角

街头官僚作为政府基层公务员,居于公共政策链条的执行末端,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政策制定功能,与公民发生直接互动。其行政执法行为产生偏差,在我国社会转型制度性隐患机制还未能根本逆转的条件下,往往直接触发群体性社会危机事件;科学界定自由裁量边界,建立健全行政监察体系,革新基层绩效考评体系,完善民意表达与协调机制,形成长效培训学习机制,是建立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长效机制的重要方面。     

论“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治理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根源于"利益冲突",现实生活中"民意→民怨→民怒→冲突"的演变逻辑,凸显了作为基层政府在执政理念、职能定位、制度建设、管理方式以及治理能力上可能存在的不适应性。基层政府亟需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核心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基层治理网络,建立治理主体合作共赢新秩序、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危机处理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     

农村社会风险及其风险管理体系探索

当前我国农村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时期,各种社会风险严峻考验着农村风险管理体系的能力。诸如制度不健全且缺乏保障机制,村委会和党支部职能交叉现象严重,村委会威信缺失,剩余劳动力与空巢家庭的风险隐患,土地流转与群体性事件引发的风险等等,都向我国农村社会提出诸多挑战。因此,必须建立全面的农村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健全农村社会风险管理制度,完善农村社会风险预警系统与机制,健全农村社会风险的全程监控和反馈机制。     

利益格局变迁与非直接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是引起现代社会冲突的两种基本因素之一，阶级意识（阶级认同）是阶级社会中从阶级矛盾到阶级冲突行为发生的关键环节，在现代社会，社会公平感是现代社会冲突行为发生的主要中介变量。当今中国群体性事件增多折射出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特点，反映出利益相对剥夺感群体由对物质利益分配的不满转向对社会公平公正价值理念的怀疑，直接削弱统治“合法性”基础。     

不满宣泄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与逻辑

在不满宣泄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演化过程中，偶合人群业已存在的某种或某些不满情绪是基本前提，某个具体纠纷充当的导火索是必备中介，谣言、带头言行等动员因素是重要推手。导火索自身所具有的内聚力以及偶合人群对其所作的符号化认知解读，使其能够触发不满情绪；而附着于导火索之上的谣言以及匿名、从众心理等作用下的带头和效仿言行，则进一步推动着不满情绪通过非理性群体行动宣泄出来。治理不满宣泄型群体性事件，应着力增强社会成员的公平感、建立“安全阀”机制，注重小纠纷的快速有效解决，消减破坏性动员因素、解决“法不责众”问题。     

试论南宋高宗初年赣闽粤交界地区的动乱

南宋高宗初年赣闽粤三路交界地区爆发了频繁的动乱,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为该处在南宋时属三路交界的边远山区,盗贼多而且地方官员的总体素质偏低,缺乏责任心且不够清廉;二为该处有劫掠、好斗的社会风气;三为南宋初年该处人民负担的加重。实际上,这些动乱是该处长期以来地理环境及文化环境(社会风气)所沉积下来的隐患在南宋初年人民负担加重的情况下的总爆发。     

舆论的成因分析

舆论的产生受到一系列主观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即对事物认知、评判之前,人们会用曾有的生活经验和较为牢固的判断事物的标准做框架,这有意无意地决定着个人意见的基本倾向。需要、团体心理和从众行为、风俗习惯和宗教情感,是主观因素的构成核心。在某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对出现的舆论客体,通过众人的参与,能在短时期内形成共同意识或思想。这种意识、思想受到政权机构的制约。而提供舆论客体、制造舆论环境又与大众传媒密不可分。这些是舆论产生的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