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风险承担——动态效应、机制识别与异质性特征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37个地级市数字金融指数和中国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虽然作用效果无法避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约束，但在长期内保持了强劲态势。从结构上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尚未显现。第二，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贷资金比重、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等路径，最终达成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功效。第三，从调节效应来看，行业竞争的加剧会强化数字金融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效应。第四，基于企业内外部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成长期企业中，以及在经济政策稳定性强的情境下，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带来更为突出的驱动效果。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多渠道赋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的建议。     

数字金融、银行主动风险承担与企业融资约束CSSCI

本文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检验银行主动风险承担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数字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提高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且该缓解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及小型企业中显著;(2)基于风险转移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抑制了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提高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且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大型与小型企业中均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商业银行应加强动态风险监管,并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业务,以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水平,提升金融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     

金融科技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影响效果、机制识别与异质性特征

金融科技的发展突破了许多传统金融服务在支持实体经济过程中的束缚，对抑制实体企业债务违约、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具体研究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提升金融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市场信息效率、提升公司治理能力。具体而言，金融科技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股价信息含量，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抑制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内部治理环境差和成熟投资者参与度高的企业中，金融科技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把握“脱虚向实”力度——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风险传染机制研究

本文建立GARCH-in-Mean模型，首次将增长速度和风险强度同时纳入分析框架，考察了“房改”20年来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风险传染效应，并探究了其中的金融传导机制，发现：（1）房地产投资增长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2）但房地产投资风险增加会通过放大金融风险来抑制实体经济发展，而实体经济风险增加会同时提高金融增长速度和放大金融风险使资金流向房地产；（3）短期，实体经济的增长更能带动房地产投资的增长，而房地产投资风险会更显著地提高实体经济风险；（4）长期，两部门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占主要地位，且溢出效应随房地产政策调整而成周期性变化。本文认为房地产投资的风险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而实体经济的风险则会促进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在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时若盲目追求速度力度反而会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大整体风险。 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如何避免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事关金融体系稳定与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2006—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国有企业,这一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股东监督力度较小、治理环境较薄弱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这是由于股权激励通过加强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协同效应,进而对实体企业金融化产生了抑制作用;且管理层股权激励能够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即通过抑制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企业进行长期实业投资和创新投资.因此,企业应进一步完善薪酬激励机制,避免可能诱发的机会主义行为;政府应加强对股权激励实施方案的监管,助推实体企业"脱虚向实";金融部门应健全动态金融风险防范预警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降税对中小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效应研究

以2007—2019年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降低税负对中小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效应。研究表明,降低税负能够有效抑制中小企业金融资产的配置;随着减税降费的推进,税负的抑制作用更为高效,中小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呈显著的加速下降趋势。然而,对资金超募企业和规模较大企业的抑制作用不明显。由此,继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增强对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的精准支持,加强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精准监管,是抑制中小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聚力主业经营的可行路径。     

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研究——来自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如何激发实体经济市场活力,处理好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抑制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通过机制检验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存在两条作用路径：“企业金融化—创新投入—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与“企业金融化—人力资本投入—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制造业企业以及非四大审计的上市企业分组中上述抑制性关系更加显著。本文在首次提出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概念的基础上,阐明了金融化与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理,为合理引导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重振实体经济提供了理论参考。     

环境规制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行为么？

运用2014—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作为准自然实验的外生冲击,采用两期DI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并不会导致企业实体业绩下滑,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行为;（2）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研发机制促使企业经营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研发绩效进而减少金融化投资对实体产业的挤出;（3）环境规制还能够通过增强外部信息监督作用,降低企业投机动机下进行短期金融化投资的倾向;（4）绿色信贷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增强环境规制对金融化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未来应通过环境规制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实体经营并避免“脱实向虚”,同时通过各类财政扶持政策的出台,解决环境规制对企业带来的资金压力。     

实体企业扩大金融活动能够降低财务风险吗?

近年来,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许多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引发了一系列风险问题.基于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扩大金融活动对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实体企业扩大金融活动会加剧财务风险;特别是对高财务风险和主业具有竞争优势的实体企业,这种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融资约束在企业扩大金融活动与财务风险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配置金融产品的流动性水平不同,企业的产权性质不同,实体企业扩大金融活动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均存在差异.因此,政府应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引导经济"脱虚入实"的相关政策;企业应聚焦主业,着力发挥金融服务于主业的积极作用.     

货币政策、实业投资率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我国近年来金融业一以贯之的工作重点,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能有效提振实体经济,实业投资率下降、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已经显现出来。文章首先从企业金融化角度解释我国近年来实业投资水平下降的原因,发现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投资行为对实业投资水平具有“挤出效应”,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实体企业偏离主业的金融化行为。研究表明：实体投资机会下降是导致非国有企业选择金融化投资行为更为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即使是宽松货币政策也改变不了实体经济对资本吸引力下降。缓解货币政策调控困难的关键,在于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推动企业进行主营业务改革,提高主营业务竞争力,从而增强对资本的吸引力,货币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什么驱动了制造业金融化投资行为——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制造业过度金融化将加剧"去工业化"和资产泡沫化矛盾,削弱制造业发展基础。现代经济金融化进程强化了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控制,加速了产业利润向金融资本的转移,并降低了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换的门槛。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表明,我国制造业日益显现金融投资倾向和行为。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驱动和强化了制造业的金融投资行为:(1)制造业创新发展能力弱化及盈利预期固化;(2)金融投机活动扩大及投资收益的虚高;(3)机构投资者参与的公司治理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控制和改变。     

试析绿色信贷政策与污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

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限制污染企业的非环保生产、增加环境规制是落实环境保护政策的主要内容,金融部门从资金角度出台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政策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可能导致部分工业企业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加速资本脱实向虚。选取2006—2020年期间的工业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讨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和行业竞争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民营污染企业的促进效应强于国有污染企业;融资约束上升承担了显著的中介机制,但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研究还发现,行业竞争将弱化绿色信贷政策的企业金融化正效应。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中国智慧城市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特征,即只有适度的研发投入强度才能促进企业绩效,而过高的研发投入强度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2）在企业规模约束下,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U形”非线性影响,说明只有当企业规模跨越一定门槛时,研发投入才能促进企业绩效;（3）在资本结构和资本密度门槛条件下,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别具有显著的“倒N形”型和“N形”非线性特征,且均存在最优水平区间;（4）新常态下,有效促进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积极影响的重要抓手在于,兼顾研发投入能力和管理能力并重、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保持适中的资本结构和较高的资本密度水平。     

财务柔性能促进企业金融化吗？ ——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探究了财务柔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并引入融资约束实证检验其是否在二者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柔性能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且促进效果在不同行业竞争与不同地区条件下不同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的企业中呈现显著差异。在竞争激烈的行业，财务柔性更能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其促进效果尤为显著；融资约束正向调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细分财务柔性后发现，在高竞争行业中，融资约束对负债柔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现金柔性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而负债柔性对国有企业的促进效果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均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据此，企业应提高财务柔性意识，合理选择财务柔性政策，政府应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帮扶力度，拓宽其融资渠道，缓解其融资压力。     

涉农企业参股银行对企业主业业绩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9年中国A股和新三板涉农企业数据,分析了涉农企业参股银行对企业主业业绩的影响,并对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剖析了区域普惠金融服务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涉农企业参股银行有助于提升企业主业业绩;第二,涉农企业参股涉农类银行将提升企业主业业绩,参股非涉农类银行则不会对企业主业业绩产生影响。产生以上影响的机制在于,企业参股涉农类银行有助于优化农业供应链融资环境,培育更多中小客户,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风险。进一步讨论发现,在普惠金融服务水平越低的区域,企业参股银行对企业主业业绩的提升作用越大。     

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现状和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分析,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3种形式创新出发,考察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估算了不同形式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基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实证研究均得出,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制造业升级,而且还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间接效应驱动了制造业升级;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均能驱动制造业升级,而投资增长对制造业升级并无显著作用。     

金融投资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

随着金融资产在居民家庭资产结构中的地位上升,金融投资活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日趋显著,这种主观幸福感可以用生活满意程度和未来信心程度来刻画。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表明,家庭金融投资规模对居民生活满意程度和未来信心程度都会产生负向影响；家庭金融投资绝对收益对居民生活满意程度存在正向影响,而家庭金融投资相对收益则对居民未来信心程度存在负向影响。这些情形可能源自于金融投资市场在市场机制、公平程度、投资者教育等方面的欠缺,需要管理者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幸福感损失。     

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本效应与投资效应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将房价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归结为"成本效应"及"投资效应"两种影响机制，并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房产性投资行为、房产性投资的深化以及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创新要素投入和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变量，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检验房价和创新产出的关系。基于提出的理论观点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至少是通过"成本效应"与"投资效应"两条渠道实现的；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成本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投入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投资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未能证实房产性投资会挤压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文章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重要政策启示意义：应当重视房地产价格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本效应"。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创新人才的稀缺性提高了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房屋价格上涨，会导致创新人才的劳动力价格随之上涨，这势必加大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担，影响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长期发展质量；A股企业的房地产投资并未挤压技术创新投入，但降低了企业创新的效率。在政策上，应当制定相关技术创新效率的考察指标，促进骨干型企业重视其创新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