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说新语·贤媛》之“贤”

通过分析《世说新语·贤媛》中女性的特征,指出了“贤”之一字不同于封建礼教所要求的新的内涵,并阐述了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这种新的审美理想的意义.     

重贤不尚贤用贤且防贤--韩非贤能观初探

韩非的贤能观以维护君主独裁专制的法治理论为基础。韩非虽充分肯定贤能在辅佐君主建功立业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严厉抨击了战国时期“上贤任智无常”造成弑君篡位的弊端,“上 (尚)法不上 (尚)贤”,用贤以“明法”为的彀是韩非贤能观的本质。举贤任能,韩非主张以“参伍之道”察言识人,以“隐栝之道”大量使用一般人才,坚持原则反对用人的不正之风。使贤用能,韩非强调以法治官与用术禁奸相结合,充分调动百官尽忠尽责的积极性。     

论贤媛之“贤”——从贤媛门看《世说新语》品评妇女的标准

本文认为,刘义庆《世说新语》中专辟贤媛一门,记载了27位女性的事迹,这些女性以“贤”入选此门,但作者观念中的“贤”指的不是妇德而是才能。才能是刘义庆品评妇女的首要标准。这个标准的建立与作者本人的思想及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有其特殊的进步意义。     

铭贤学校与孔祥熙

铭贤学校,1907年由孔祥熙创办,到1950年改为山西农学院。在此期间,以“学以事人”为办学宗旨,以教学上不断创新求发展,创立了一个体系,二个循环,三个结合的教学模式,完善了教学和行政服务分离的监管体系,构筑了一代名校的铭贤品牌。回顾铭贤昨天的历史,一些办学育人的经验,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辽代石刻看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已婚女性有着诸多的要求和规范，达到这种要求和规范的，即成为“贤妇”。这种对已婚女性的要求和规范，反映古代社会中的“贤妇观”。时代不同，人们的贤妇观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从辽代石刻出发，尤其是以墓志铭为中心，来具体探究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通过这些石刻资料，我们可以认识到，辽朝时期的贤妇观主要体现在女性的侍养舅姑尽妇道、辅助其夫尽妻道、生育子嗣尽人道以及治理内务尽才干等方面。     

铭贤学堂乐歌的审美意蕴

铭贤学校作为山西近代教育的先驱之一,受到中国乐教传统和西方乐教思想的双重影响,重视"乐教"等美育形式,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以《铭贤歌集》为代表的铭贤学堂乐歌。这些学堂乐歌在铭贤学子接受美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引导铭贤学子在自然审美中学会仰观俯察、生爱向善;在社会审美中学会爱国乐群、尚德励志;在艺术美中传承翰墨,最终达到陶冶性情、完善人格的美育目的。铭贤学堂乐歌的审美意蕴及其美育价值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春秋时代用亲用贤考

春秋时代的政治制度是西周政治制度的延续,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宗法政治伦理观念仍是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权力世袭也仍然是获得政治权力的主要方式。但春秋时代是社会变革的时代,在春秋早中期已有用贤使能的现象与观念出现,其中以晋国最为典型。弃亲用羁是用贤使能的早期表现形式,是贵族政治与贤能政治的混合体,体现了用亲与用贤的尖锐矛盾。至春秋晚期,用贤使能的政治伦理观念已能为社会普遍接受了。     

铭贤精神的历史演进与内涵发展

山西铭贤学校是民国时期私立学校的典范,其44年办学过程中蕴育了独特的铭贤精神。铭贤精神是随着铭贤学校的历史发展而不断演进的,在"学以事人"校训的引导下,其内涵以学以事人精神为核心,衍生出真知力行精神与重农事农精神。三种精神作为整体即为铭贤精神,它激励铭贤学子扎根农村、服务社会、报效祖国,令铭贤学校"学以事人"校训寄寓的理想,有了名副其实的意义。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探讨

新乡贤作为新生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保障新乡贤参与治村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促进新乡贤作用发挥的工作机制不完善,引导新乡贤依法治村的工作重视不足等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这一主体作用的 发挥。为此,通过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律规范,健全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作用发挥的自治、法治、德治平台,强化对新 乡贤依法治村的引导与扶持等方式,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路径。     

媒体叙事中的新乡贤文化建构研究

[提要]近年来主流媒体以新乡贤为主题的新闻报道,主要塑造了致富能人返村主政、工商精英投资故乡、贤能村民参理村务等类型的新乡贤形象。媒体对新乡贤的议题设置,从彰显民间自发的公益慈善行为开始,自2014年后转向突出地方政府的新乡贤组织活动,围绕着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政绩目标,将规章制度、组织管理与伦理实践对接联系起来,内嵌的政策导向、理论话语日益提升和丰富,从而把历史记忆中的以社会伦理为核心的传统乡贤文化,建构成地方政府组织化的具有榜样示范效应的新乡贤文化。针对新乡贤组织推广活动中的标签化、形式化等行政弊端,新乡贤文化建构应循名责实,回归文化逻辑,逐步构筑有现代价值共识、制度保障、文明成风的新乡贤文化形态。     

经济“良善生活” 何以可能？

现代形态的伦理学面临进退维谷的局面。一方面,走出现代伦理学之困境的出路在应用伦理中;另一方面,面向"生活世界"的应用伦理学面临着实证化和丧失价值理性的危险。经济良善生活的道德论证也面临着困难。本文的思路是:首先回答和解决现代性伦理所面对的生活世界,只有深刻地认识和融入现代性的世界图景,才能为现代人的存在寻获栖居之所——现代人的良善生活;然后再探寻哈贝马斯现代性交往话语的逻辑,以期奠立区别于先验"语用学"的"经济—伦理"生活世界的"良善生活"的可能性。     

吴澄论"尊德性"与"道问学"

“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儒家道德修养的两条路线。元代理学家吴澄认为,朱熹与陆九渊在这一问题上虽有分歧,但仍有共同之处。在为学次第上,吴澄以“尊德性”为先,并认为“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基础。吴澄提出“尊德性”与“道问学”知行合一、内外兼修的中庸之道。他以“发见本心”为“知”,以“固守本心”为“行”,若“知而不行”则不可谓真知,视“尊德性”高于“道问学”。吴澄认为,为学应以“进德”为本,才能回到儒家“一以贯之”的轨道上来。     

儒学的德性价值论

儒家的价值哲学思想,建立在“天命之调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一哲学基础上。“天——性——道”这一以人为中心的环状结构,体现出儒家的人本哲学思想。儒家的价值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人生价值观上形而上学基础“天命”是其终极价值源泉;作为价值尺度的“德性”为其核心;“修齐治平”是其价值实现的途径。     

中国最早的爱情故事——《古列女传·有虞二妃》的文本结构

湘妃和虞舜的感情传说是中国最早的爱情故事,反映在《尚书》《山海经》《孟子》《楚辞》《史记》《列女传》等六大系文献中。在西汉时期汇编的《列女传》中,它被列在105篇传记的首位,称为"元始二妃",在发生的时间和编载的时间上都是最早的。从最初的记录开始,湘妃故事就包含曲折复杂的多层情节,具有明显的爱情因素,列为两性关系的正面典范,在中国文化观念中占据正统的地位。     

孟子的德治思想

孟子的德治思想由性善论、天人观、民本思想、仁政学说等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四个部分组成。其中,性善论是其理论前提,天人观是其哲学依据,民本思想是其思想核心,仁政学说是其主要内容。     

中国文学史上的"古代"与"近代"

考察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史,即可发现其文学发展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古时候很长期间,以诗为中心成就盛大的发展,而到某一时期,其发展停滞,显示失去自己文学传统的现象,传统的丧失,自然带来创造和发展能力的丧失.据此如果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应称前时期为"古代",后时期为"近代"."古代"转变为"近代"的时期为北宋末年(1126)前后,这时不但在文学,整个中国文化都开始变化.这变化从安史之乱开始发动,发动这变化的是当时中国周边异族的影响与压力.又南宋的新儒学也有反文学反文化的倾向,结果支持这种中国文化的转变.     

《镜花缘》“君子国”里“让”与“争”的道德解析

"好让不争"是《镜花缘》君子国里极力加以渲染和"雅化"的道德模式,其最核心、最集中的东西是通过一些"交易光景"展现的。通过对书中几处"交易光景"的解析,认为"好让不争"实质上已变成了"因让而争",这样"让"也就被自身所否定,变成了"不让",虽不是惯常的损人利己性质之争,而是损己利人性质之争,然损己利人与损人利己本是出发点不同,但最后都落实到一个"争"字上,这个"争"字从本质上讲并无高下之分,都是为一己之私而争,都有违"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道德要求,于是道德异化为不道德。只不过一是为自己的精神利益,一是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形成君子国里的道德悖论。从中也能感受到作者最大的困惑。     

论"自+动词性词根"合成词中"自"的性质及词的构成方式

“自+动词性词根”合成词中的“自”具备作为词根而非词缀的特点和属性,确定它为词根,而非词缀,因而这类词应归入复合式合成词。在该类复合词中,“自”作为动作的发出者(或日施事者),与其后面的动词性词根处于同一结构层面,两者有着陈述主体与陈述之间的关系,因而判定该类词为主谓式复合词。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论周敦颐的“诚”——兼与《中庸》比较

“诚”是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在他的学说中,尤其在《通书》中,对“诚”多有论及。《中庸》是先秦儒家学派中弘道派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对“诚”的系统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通书》与《中庸》在内容和思想上的承继关系。讨论周敦颐的诚,可以增强我们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