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科考程式“兼用古注疏”考论

元仁宗皇庆年间恢复科举,规定《四书》依据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诗》《书》《易》三经"兼用古注疏",《礼记》"用古注疏"。这一规定,有其特殊的学术渊源及学术缘由,与唐、宋、明、清皆有不同。其重要意义在于,"兼用古注疏"可以使"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使治经者必守家法,以求至当之归"。此一规定,一定程度上表明程朱理学的地位在元代尚不及明清那样稳固,也因此保证了元代学术"犹有研究古义之功"的宝贵品格。     

从“一”与“裂”之争看“内圣外王”——《庄子·天下篇》主旨探析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该篇主旨,但对其内涵的理解和阐释至今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细读《天下篇》可以发现,"一"与"裂"之争是全文的逻辑主线,其中蕴藏着《天下篇》作者"崇一抑裂"的态度。而"内圣外王"正是《天下篇》视为"一"的"古之道术",是先秦诸子学的共同旨归,是注重整全性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在先秦诸子兴起、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内圣外王之道""为天下裂",具体体现为诸家各异、各执一端的学说和举措。而从战国末期至汉初的诸多经典文献都表明,熔百家之说而成君王一家治术已开始成为学术主流,由"裂"返"一",才是真正认识"内圣外王"的唯一途径。     

《黄帝四经》的“正名—用名”逻辑研究

逻辑学是研究论证结构与规则之学。帛书《黄帝四经》逻辑为"正名—用名"论证类型,"正名"是确立名之所指,反映着道家的名实观;"用名"体现于"君人南面之术"里,为执政治世之保证。《皇帝四经》"正名—用名"逻辑是先秦道家逻辑的一部分,只是《老子》讨论重点在"道"名上、《管子》与《皇帝四经》一样讨论重点在"物"(社会政治)名上,《庄子》则兼而有之。"正名—用名"逻辑是一种离不开具体内容的论证类型,有着鲜明的社会政治的功利性。先秦道家逻辑是先秦逻辑的一部分,先秦逻辑都是此种类型,不是演绎、归纳的逻辑,也不同于佛教逻辑。正是因为"正名—用名"是一种论证结构而成为中国逻辑类型,又有别于中国哲学,但是它必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由此来确立中国逻辑之身份。     

“赋诗断章”新论

《左传》所载"赋诗断章",作为先秦一种重要的用诗方式,标志着先秦《诗》学的转向,对于先秦《诗》的传播和阐释,以及先秦诗学观念的塑造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春秋时期"赋诗断章"的价值应得到公正评价,那种视之为"乱说诗"的陈腐观念理应予以摒弃。     

“以内”、“以外”的理解和使用问题

古汉语"以内"、"以外"出现得比较晚,先秦时期尚未发现,只使用"内"、"外"和"之内"、"之外"。到《史记》才发现几例。即使使用了,普遍性也比较差,就是史书里,也不是哪一部都有。出现频率也远比现代汉语时期低得多,从《史记》到《明史》,出现最多的《魏书》才6次,总计仅30多次,更多的还是使用"内"、"外"和"之内"、"之外"。到民国初年的《清史稿》才多了起来,比以往史书总和的两倍还要多。所有这些史书,"以内"、"以外"的表义都非常明确,用法极其规范,完全可以作为我们规范使用的借鉴。但是到了现在,主要是"以内",表义不明确了,用法混乱了。为了祖国语言的规范化,指出使用上的混乱,考察一下传统的规范用法,找出规范化的方向,无疑是必要的。     

“中衣”源流考

"中衣"在先秦汉魏六朝,是穿在外衣、内衣之间的套穿礼服,可以看见领口、袖口;隋唐以后演变成长及脚的内裤;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成为全民皆穿的长裤,可以贴身穿也可以外穿。因为义项的非理性增加,又以"衣"指"裤",所指对象模糊,不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和人们的语言习惯。清代晚期,"中衣"退出历史舞台。     

语气副词“千万”的主观性分析

语气副词"千万"在明清时期表现出和现代汉语一些不同的特征,对这些特征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语言的发展演变历程,"千万"在语义、句法和句式中的表现都可以从语言的主观性上得到解释。在表达语气上,"千万"经历了从表确定语气与强调语气共存到以表强调为主甚至成为一种表叮嘱的主观标记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从“壹”到“道”——法家对绝对君主专制的追求

作为先秦诸子中的一家,法家突出的特点是追求绝对君主专制。体现了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思想的《商君书》重"壹",集大成者先秦法家思想的《韩非子》尚"道",而从"壹"到"道"正勾勒出法家追求绝对君主专制的轨迹。     

从“典”至“经”——先秦“经典”释义

习惯上我们一般将"经典"并称,但在实际形成过程中,"典"早于"经",在春秋早期,"典"的含义涵盖了经典的含义。直到春秋中后期,"典"中一部分即西周时期的经典文献才被尊称为经;战国时期,诸子著作也被尊称为"经"——这二者都成为先秦时期经典的组成部分。     

“意象”研究钩沉与反思——兼论“意象”内涵及其审美特性

在中国美学界,"意象"是一个极具学术生命力的核心范畴。当代"意象"研究的学术实绩值得肯定,但在语源阐释与思想方法上还存在诸多问题。追溯"意象"语源,应当注重"象"的中介关联性,继承早期的"言""象""意"三元范式,重新认识并扬弃明清时期的"情景交融"等二元范式。在研究方法上,无论"主客二分"还是"超主客二分",都不能真正摆脱二元范式的窠臼,亦不契合中国思想实际。在基本理念上,"意象"研究应当奠基于先秦时期即有的"和实生物""相异者相济"理念。明清时期何景明、王夫之等人并非反对"分",而是反对"离",其思想实质是主张"相异者相合"。基于"异在论"立场,所谓"审美意象"就是以一"意"("游观意识")摄三"象"("心象""物象""语象")为基础的上下贯通与三元交融的体验活动及其结果。     

“后现代”边缘的身份焦虑与认同超越——或《高兴》：一种“三农”主义文学的诞生

小说《高兴》以进城打工者的身份焦虑与超越问题为线索具体呈现了生活在时代、社会边缘的一个特殊阶层的不为主流媒体言说的真实的生存故事，表现了这个阶层的人们的生存境况、感受和愿望，并通过主人公的认同超越的尝试和努力，表达了作者对主人公们的生存智慧、人生境界的积极赞美和对他们悲戚处境的无奈反讽与警示。小说以艺术描写的方式无言地提出了一种“三农”主义文学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了达成小说的艺术目的，作者对小说叙述的角度、线索和结构的安排颇具匠心，同时还通过两篇“后记”的设置，使全书形成3个文本和多种话语方式的独特互动，传达出更深广的内涵。     

"普罗小说中之白眉" --析穆时英前期小说创作

穆时英在左翼文学的影响下开始普罗小说的创作 ,被誉为“普罗小说中之白眉”。但穆时英小说与普罗小说之间存在着差异 ,暗含着穆时英后来向“新感觉派的圣手”转变的可能。     

"文革"元旦社论话语的逻辑语义分析

运用可能世界语义学的理论审视"文革"元旦社论话语,剖析其"假、大、空"话语的性质特征,指出其形成的原因即是把可能当作了必然,把不可能当作了可能甚至必然.     

堕胎还是坠胎——兼谈“堕”和“坠”的用法

古书中"堕"和"坠"当"落、落下"讲是同义词,二者都有使动用法,但"堕"的使动用法比"坠"普遍,这对"堕胎"与"坠胎"的出现以及二者使用上的普遍与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堕胎"开始出现于魏晋文献,"坠胎"较为可靠的起源当在明朝,且使用的频率远不及"堕胎"普遍.<现代汉语词典>不收"坠胎",当是出于规范化的要求.今天,尤其是网络上普遍使用"坠胎",从历史渊源上看并没有错,然而从规范化的角度看,这是不合规范的.我们应该自觉地为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健康而奋斗.     

简析维特根斯坦关于可能性的理解

前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可能性(即可能情形)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前期给特根斯坦认为,可能性是一种独立于语言表现的、虽然没有实现出来但却(现实地)存在的事态。因而,可能性可以说是一种“影子式的实在(现实)”。后期维特根斯坦则认为,可能性并非是一种独立于语方表现的存在物,“某某事项是可能的”这种说法只是意味着“关于某某事项的语言表现合乎相关的语法规则”而已。     

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兼与康德比较

牟宗三建立的道德形而上学主要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提出“知体明觉开知性”命题而指出道德主体“必需”转为知性主体;运用“一心开二门”的间架而确立无限智心并强调道德的进路;强调人与神沟通无极限而连接现象世界与价值世界;明确道德形而上学既是“圆善”又是“圆教”而呈现“德福一致”的可能。分析其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可以看出他对康德的“超越”,并在理论上回答了“两层存有论”如何统一的问题。     

安徽参与共建“泛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的路迳选择

"泛长三角"概念的提出和"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与合作"问题,是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过程,本课题研究从"泛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建设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分析中得出:安徽参与共建"泛长三角"一体化区域,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无疑是实现"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与合作"的前提条件,安徽可以分三个阶段来逐步融入"泛长三角",当然,区域经济合作成功的关键还在于参与各方能够达成共识,通过政府引导最终形成一个超行政区域的"市场+制度"形式的调节机制.     

论《史记》中汉武帝“以广儒墨”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提到汉武帝"以广儒墨",对此一般解释为这是一种语言上"连类而及"的用法。但通过考索文献发现,在《史记》以前的典籍中和《史记》全书中其他地方出现"儒墨"的时候,都没有"儒墨"连类而及的用法,并且汉武帝实行尊崇儒术的同时,也采取了繁荣文化的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不严谨。因此,可以认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的"儒墨",是沿袭战国以来的说法,指的是以儒家和墨家为代表的所有学术。     

“这／那”类词的不对称及其原因探索

现代汉语中,从数量上看,"这"多"那"少.在对同一个范围内的多个事物进行指代时,多用"那",少用"这"."这/那"在句法功能和指代内容上存在不对称.不对称的原因主要体现在:远近本身是模糊的、儿童习得"这/那"的不平衡、语源上的不平衡;"这"更倾向于情感性,"那"更倾向于客观性.     

中国“写人学”的构建理据——从西方“叙事学”跨文化比较角度探讨

在西方“叙事学”日渐成为全球“显学”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构建一门本土化的中国“写人学”与之呼应。从学理上讲,中国“写人学”已经具备了与西方“叙事学”平起平坐的资格。首先,在经典文学创作传统中,西方强大的叙事冲力促成了“叙事学”的诞生和发展,而中国雄厚的写人资源也必然有利于“写人学”的降临。况且,中西小说中的叙事与写人往往分别是同生共长的,这也使得中国“写人学”拥有了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的现实条件。其次,中西写人方式的异质性使得中国“写人学”拥有特行独立的本土品格,从而使之能够成为与西方“叙事学”平行的独立学科体系。再次,如果说西方“功能性”人物观催生了“叙事学”,那么,中国“本位性”人物观也自然会推动“写人学”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