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部旅游开发与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西部旅游开发实质上主要就是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此乃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抉择.西部旅游开发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应当同步推进,以求互动.同步推进西部旅游开发与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着重采取七条基本对策.     

多民族聚居区集市城镇化历程及其社会整合分析——以湘西凤凰吉信镇为中心

集市是认识和分析复杂多元的中国社会一个理想范式。200余年来,吉信镇经历了从最初的基层市场——西门集,到清代防苗屯兵之地——得胜营,到民国时期的建制乡镇——蔚文乡,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吉信镇的集市体系发展和城镇化的转型。多民族地区的军事、政治整合以及族际交流互动与整合需要促成了吉信镇军事职能、行政职能、经济职能和文化角色的形成与完善。吉信镇城镇化历程体现出多民族地区独特的城镇化道路。集市体系对多民族地区社会整合的完成及其城镇化过程,得益于苗、土家和汉族等多民族的经济文化互动,及共同参与集市和城镇建设与发展。民族精英人物在集镇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城镇化过程中实现了汉族儒家思想、佛教文化、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等多元文化的共存,而国家也通过征用民族文化来促进城镇建设及其社会治理。     

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适度性研究——基于民族八省区的样本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主题,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和任务之一。民族地区多数位于我国边疆和西部地区,由于发展起步晚,基础差,社会资源分布不均,区域总体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中东部的发达地区。因此,加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升民族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对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现代经济体系的完善,社会组织在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以及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中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文章从数量分析的角度出发,对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社会组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对比性研究,从而为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结构与区域经济的适度性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组织的作用逐渐凸显,成为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重要力量。但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起步较晚,各项法规制度还不健全,加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环境制约等因素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并不成熟,效果还未真正显现。因此,深度剖析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并为之提出相应的发展路径,使社会组织在民族地区真正发挥作用,对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后期女真社会的民族结构

明代女真社会是由女真族、蒙古族、汉族、朝鲜族四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这四个民族、三种文化给明代女真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多元的经济结构、具有蒙汉特色的军政组织     

贵州青岩宗教多元共存的社会功能探讨

贵州青岩镇是西部民族地区最为典型的一个宗教多元共存的代表，其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宝库中的宝贵财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西部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青岩宗教有着自身独特的社会功能，对青岩的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族地区社会风险、社会稳定与社会保障研究

［摘要］民族地区面临着纷繁复杂的社会风险,既包括自然风险,也包括经济风险、政治风险,这些风险的客观存在影响着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影响到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社会风险的产生、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社会风险、社会稳定与社会保障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构建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民族地区社会风险管理政策体系,有助于政府履行促进民族平等与民族发展、管理民族地区社会风险、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公共管理职能。     

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境域———以“五个建设”为视野

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是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相继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全面转型,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土壤,中国社会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并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新的活力。活跃在民族地区的各类社会组织,正在以它们独有的方式推动着当地的生态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五个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需要重新建构我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以实现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并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风险社会中的公民再造：反思与出路

在全球化、个体化以及地方化的影响下,转型社会进入了一个风险再生产的情境之中。风险社会中的公民存在着认知和行动上的悖论。民族国家中的公民传统,即私人自由、国家赋权以及组织控制等,存在着各种困境。要走出风险社会,就必须塑造一种新型的公民模式,这种新型公民模式想象力的关键理念是合作互动。需要从功能性关系、再嵌入多元共同体结构和建构合作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公民的合作互动。     

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境域———以“五个建设”为视野

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是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相继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全面转型，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土壤，中国社会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并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新的活力。活跃在民族地区的各类社会组织，正在以它们独有的方式推动着当地的生态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五个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需要重新建构我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以实现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并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民族地区农村“非利益性社会矛盾”的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非利益性社会矛盾逐渐成为我国当前社会矛盾的重要表现形态。民族地区农村的非利益性社会矛盾复杂多样,系统分析民族地区农村非利益性社会矛盾的成因,找出解决矛盾的途径,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建设和民族地区的繁荣和稳定。     

社会转型时期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

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是指高等教育研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履行自己应尽之义务。社会转型时期,高等教育研究为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和文化繁荣提供服务,需要坚持追求真理的研究取向,探索开放多元的研究方法,强化服务实践的研究内容,弘扬批判现实的研究精神,着眼学科建设的研究特色。     

香满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国社会发展

蜀身毒道、麝香之路与丝绸之路,都是古代中国西部民族与世界民族交流的古道。在这些古道的一端是具有适合香料产生的湿热、高寒自然环境的中国西部地区,历史上,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元,且瘟疫、瘴气等自然灾害多发,并关系国家疆域的安危;在这些古道的另一端,是同样适合香料、香药生产的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等异域国度的世界各国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香文化在丝绸之路等古道上,与世界各个民族传统文化交融并生、和合共存。一直以来,香料、香药是丝绸之路等东西方交流古道上朝贡、商贸等活动中的重要物品,香被广泛的应用于古代中国的世俗生活和神圣世界,在民族传统文化交往、医疗卫生及文化精神生活等方面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香文化成为实现边疆社会稳定发展、维系丝绸之路等东西方民族交往古道兴衰的重要文化纽带。借助香及香文化,古代中国各民族与异域世界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断交流、借鉴、融合创新、和合共存。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民族交流古道上丰富多元的香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有效构成。汉唐以来,香文化深刻的影响着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多元构建。挖掘、整理香文化是共享丝绸之路精神、把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之宗教文化核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需要。     

维吾尔族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维吾尔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共计维吾尔族人口720多万人,集中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历史的发展中,维吾尔族同其它民族一道,为祖国的统一,为全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共同缔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维吾尔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每一个民族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所有兄弟民族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民族在社会经济上的作用和影响将肯定会越来越增长。没有维吾尔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就不可能有我国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所以,彻底了解维吾尔族社会经济问题和社会经济上的抱负的独特性质,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探究解决问题的途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需求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创新

民族大熔炉的整合式社会治理模式和多元文化包容发展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当今人们比较认可的两种国外社会治理模式。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符合国情的社会治理创新探索。不论是从当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共识还是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实践成效来看,这种创新路径选择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都更具现代社会治理理性。     

民族地区生态文化与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互动关系研究--对民族地区传统多元宗教生态文化的形成特性的分析及启示

从民族地区多元宗教生态文化的形成特性来看,多元宗教生态文化的多元性不仅根源于宗教伦理观的不同,还在于具有很强的生态环境特征和经济文化适应性特征.据此,在构建生态文化与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互动关系模式的基础上,得出正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多样性,从而产生了多元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结论,并从两者互动关系分析出传统生态文化有效发挥功能的条件是少数民族传统经济以农业为特征,以可更新生态资源为基本内容的经济模式,生产力水平低,人口规模小,社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缓慢,处于一个封闭的社会生态经济系统内.在开放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下,传统生态文化的约束力远不如在传统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中那么有效、广泛.因此,在当前民族地区开放的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下,一方面要加强生态经济系统自身的可持续运作,另一方面有必要改造传统生态文化,使其更具适应性、约束性.     

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兴起

公民社会的成长对国家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以及国际交往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不是以谋求政权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它的存在总体上是有利于统治者的。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可以促进有效的民主治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民社会运动已形成必然的趋势。     

民族工作理论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牢牢把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这一民族工作的核心”[。1](P5)只有确实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才能真正解决民族地区的困难和问题,才能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达到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共同繁荣与发展。     

侗族寨老组织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研究

民族农村地区存在着一些传统的社会管理组织,它们在村委会或基层党组织农村社会管理职能薄弱方面能发挥惊人的作用,配合村委会对民族地区村寨进行有效管理,促进村寨稳定和发展.“寨老”组织就是侗族地区农村的一种社会管理组织,在侗族地区村寨中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对村寨的日常运行和管理以及农村的社会管理创新起到了非常关键的社会性作用,成为侗族村寨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和制度.     

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途径探析——以恩施自治州犯罪问题为例

恩施民族地区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野蛮走向文明,其刑事犯罪由此呈现出很多新的趋势和特点。加强和创新恩施地区社会管理,对预防和减少犯罪,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各民族发展繁荣,具有战略和全局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