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哈尔市近代战争遗址的文化保护与思考

齐齐哈尔市疆域内近代战争遗址主要包括以不畏强暴、勇于反抗帝国主义入侵为代表的江桥抗战遗址及其所属文物,为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主义而建造的西满烈士陵园,记录帝国主义暴行的建筑物与遗址如“516”化学毒气部队遗址等.这些战争遗址,由于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不断遭到破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各级政府应从提高民众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加大文化遗产保护投入力度、理顺文化遗产保护体制、繁荣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等方面入手,对文化遗产实行有效地保护与管理.     

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

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要注重731部队罪证的保护和研究,要抓住日军细菌部队要害罪行取得证据,要抢救性地寻找日军细菌战罪行的人证,要着重揭开日军细菌部队“防疫给水”的面纱,要加强国际合作以推进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     

遗址论

遗址是历史的化石,文明的碎片,文化的载体,旅游的对象。对遗址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对于我们学习历史,弘扬传统,开发旅游,保护生态都具有重要意义。上个世纪末,我们提出了“生态旅游”的口号。在新的世纪初,我们是否可以提“遗址旅游”的口号,从而推动各类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呢？     

对凉山州长征遗迹遗址保护与开发的思考

凉山州境内长征遗址遗迹点多面广、内容丰富，资源类型自成系统，一些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唯一性，是推进文化自信建设和文旅融合发展的宝贵财富和稀缺资源，也是激发人们奋进拼搏的催化剂和营养剂，有着极大保护开发价值。因各种因素影响制约，凉山州境内长征遗址遗迹保护开发还有不少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在红色教育和文旅事业迎来黄金发展期的新时代条件下，加强长征文化资源保全和开发，对于建设凉山精神文明高地，探索“文旅+扶贫”可持续振兴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山西大同“许家窑遗址”旅游开发构想

许家窑遗址位于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古城村境内,是迄今为止我国旧石器中期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最丰富和规模最大的遗址之一。因其所蕴涵的文化价值具备一定的旅游开发条件,因而可将“许家窑遗址”以博物馆形式进行保护开发,同时辐射周边景观,依托北京市和大同市,以点带面,形成一个内涵丰富的立体旅游区。     

试论日军在常德会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

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无视国际公约(法),在战场上频频使用化学武器,致使众多中国军民伤亡。大量史事证明,在1943年11月初至12月底的中日常德会战中,由于日本华中派遣军在作战中多次实施毒气(弹)攻击,致使中国第六、第九战区的参战部队伤亡惨重。此战中“日军使用毒气次数之多,为抗战以来所仅见”。     

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思考

“考古遗址公园”是文化遗产大遗址保护提出的全新概念,而新疆地区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也具有巨大的潜力。“考古遗址公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规划要有目的性、前瞻性、公益性,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北庭故城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建设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要积极推进对遗址开展可持续的考古与保护研究,准确把握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有计划、有步骤的稳步实施遗址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遗址公园建设要惠及民生,注重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遗址旅游地功能分区初探——以三星堆遗址旅游为例

文章对遗址旅游地功能分区的基本概念进行分析，提出遗址旅游地功能分区的原则和“三区”布局模式。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为例，详细地阐述了“三区”布局模式的结构功能和开发策略，对其他同类景区具有可借鉴性。     

大遗址保护与旅游利用模式的解析框架建构

根据相关领域的重要文献以及专家学者访谈，从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出发，对大遗址综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归纳和分析，建构了适用于分析大遗址保护与旅游利用各类型模式的解释框架，即“CAFFE模型”。该模型将大遗址为核心吸引物的旅游地板块作为整体考虑对象，分圈层、分层级地对保护与旅游利用的各影响要素进行了深入解读，提炼出原真性、功能性、适用性、可行性与体验性共五个可量化的决定因素构成的概念图，从理论层面为大遗址旅游地的综合保护与旅游利用提供了基础研究依据。     

城郊型大遗址保护与周边开发探索——以杜陵和西安曲江新区为例

大遗址是展现历史文化和国家尊严的重要地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发展,许多大遗址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面临威胁,亟需保护。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遗址的保护一定要与开发利用相结合才能得到落实和保障。本文针对城郊型大遗址与周边地区城市开发建设之间的突出矛盾,结合杜陵和西安曲江新区的案例,提出强调空间管制区划和资源保护规划、构建文化产业社区等发展思路。在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这一原则的同时,将大遗址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联系起来,对我国大遗址周边地区的城市开发建设模式进行了探索。     

聚焦与提升: “查海遗址”文化品牌

座落于辽宁阜新的“查海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古代居民的村落遗址,被尊称为“中华第一村”。作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它的发现对于追溯人类的文明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但从“查海遗址”文化保护现状来看,这一文化品牌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打造“查海遗址”文化品牌迫在眉睫。聚集与提升“查海遗址”文化品牌,对于延伸中华民族文明史、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共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大遗址产业化经营的初步研究

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长期在事业模式下运作,造成保护资金短缺、资源利用不足和管理经营无序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对大遗址产业化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分析了大遗址产业化的重要作用和现实基础,提出了大遗址产业化的基本策略,即推进大遗址经营主体的多元化、保护和展示技术的现代化、大遗址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大遗址文化商品的市场化、大遗址资源开发的深度化、管理的科学化。     

楚纪南城大遗址保护区科学开发对策探索

楚纪南城大遗址保护区以楚纪南城遗址为核心,同时涵盖八岭山、熊家冢、雨台山、天星观、马山、纪山、青山等古墓群和龙湾遗址,是以楚文化为核心内涵的大型遗址保护区域.楚纪南城大遗址保护区需要科学利用、科学管理、科学研究,积极探索创新保护模式；广泛吸纳社会力量支持；遗址开发与惠及民生的协同,促进遗址保护与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民生改善的统筹协调.     

我国东北高句丽山城大遗址群研究

从建筑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东北地区高句丽山城的城邑制度,并对其价值进行了判定.根据高句丽山城遗址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遗产保护理念,提出了高句丽山城“大遗址群”的新概念,为其整体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     

山东邹平“癌症村”的生存危机

山东省邹平县，一面是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一面是地下水污染和毒气笼罩的“癌症村”。至今，“癌症村”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现状仍然令人触目惊心。     

1950年上海“顺政国皇帝”案始末

1950年8月16日，上海市警方经过3个月的周密侦查，破获了“顺政国皇帝”一案，逮捕了“皇帝”张顺宝及其“文武大臣”等骨干分子30余人，搜出了所谓的“玉玺、龙袍、圣旨、御令、编制表、元帅印、先锋印”等罪证。     

古乌伤托石城考

义乌发现托石头城遗址，已经名闻遐迩。国内名“石头城”简称“石城”的，有县名、城名、山名三类。从托石城遗址看，托石头城原是一座古代城堡，只是规模不大，随着倒记而湮没人间，于近年开发旅游资源中，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托石城遗址附近有个石城村，可是这村子里居民的祖先并不是当年托石城的主人。那么，它的主人是谁呢？这就是本文所要探索的主要问题。托石城遗址在义乌市南赤岸镇，面积约四市亩。长期以来受到当地农民以种植园对待的优遇。沉睡表上以下的断砖碎瓦，据市文博工作人员考察，认定是东汉六朝遗物。这个遗址，地形基本…     

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建设的思考

鉴于西安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基本上是拆旧盖新、拆新盖新,这种建设方式不同程度地破坏了古城遗址（包括皇城遗址）,在分析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保护的建议：名城及村镇街区的保护既是政府主管主导,又是全社会公众参与的共同事业;应以“活态遗产”保护,对西安周边古村镇可以进行异地保护与各类博物馆的建设;以史前文化遗址为基地,推动西安文化旅游业大发展。     

“两当起义”正名与起义遗址的历史性追溯

两当起义是习仲勋等老革命家发动和领导的甘肃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因为历史原因,两当起义向有“两当兵变”、“两当兵暴”、“两当暴动”等不同称谓。通过对历史资料的考察和这些称谓内涵的分析,应该将这一革命历史事件正名为“两当起义”。对两当起义的遗址变迁做一文献性调查和历史性追溯,可以洞开我们对这一革命事件的认识视野：除起义旧址张家大院外,今杨店乡（杨家店子）两当起义部队驻地旧址,列入两当起义遗址是符合文献载录和历史实际的,具有重要红色文化价值,对丰富两当起义遗址的表现力,具有现实意义。     

论元上都遗址的保护与开发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元上都遗址,曾经作为元王朝的都城长达110年。它是中国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融合点,是蒙元文化的发祥地。随着近年来元上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步伐的加快,上都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出现了新的进展。本文从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对上都遗产保护与开发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可供借鉴的经验提出相关的保护开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