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媒体与公众的风险互动: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模型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对象,提取微博、微信及政府官方网站上的数据为样本,以公共卫生事件阶段性特征为时间划分依据,探究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在议程设置中的互动关系。政府、媒体和公众于疫情的不同阶段在议程设置、舆论引导等方面存在主导权的转换。疫情初现期,公众勾连SARS求证,媒体追随政府辟谣;疫情爆发期,公众注重情绪发泄,政府和媒体注重解决对策;疫情蔓延期,公众信任占半,政府注重行为指导,媒体追责、指导并举;疫情衰退期,政府媒体注重情绪安抚,公众信任回归。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研究,应将政府、媒体与公众/意见领袖整合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基于此,研究建构了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于初现期、爆发期、蔓延期、衰退期四个公共卫生事件生命周期内良性互动的循环式舆论引导模型,以此为今后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提供实践指导。     

网络舆论环境建设研究

互联网已成为主流媒体之一,网络舆论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当前网络舆论环境亦存在着一些问题,针对此,对如何优化网络舆论环境做了调研分析,认为:引导和优化网络舆论环境,需要健全网络法律法规,规范网络环境,增强网民法制观念;开展网络伦理教育,提高网民道德素质,促进网络服务商加强行业自律;政府及时透明地公开信息,利用“意见领袖”引导舆论,促进官民之间的理解与互动;健全网络技术,保障网络安全,建立完善的网络监管体系。     

人工智能时代主流媒体网络舆论引导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基于网络空间的社会舆论表达成为常态，网络成为主流媒体强化正面宣传、引导舆论走向、进行舆情治理、传播主流价值的核心阵地。人工智能驱动网络舆论生态中舆论主体、客体、环境及规则的全面变革，引发了主流媒体网络舆论引导的逻辑转向，即引导理念上从“用户本位”到“场景为王”,运作机制上从内容生产到“内容+关系”的双向融合，技术路径上从协同引导到智能化治理体系的建构，效果评价上从工具理性到工具与价值理性的平衡。     

于细微处见功力——谈危机事件中政府舆论引导的细节问题

从近期政府对于一系列危机事件的处理来看,政府对于危机事件中的舆论引导日渐重视,舆论引导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欠发达地区政府与发达地区政府、县（区）级政府与市级政府相比,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还存在较大差距,舆论引导中细节处理还不到位。政府处理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危机事件时,特别需要注重舆论的引导方式、事件发生所在地区的差异性、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引导和成立专门的政府公共关系部门等细节问题,以加强政府与社会、媒体、公众的互动。     

美国对台政策中的公众舆论因素分析:以1958年台海危机为例

选取发生在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为案例,通过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台海危机的具体决策过程的细致考察,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公众舆论在美国对台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在危机爆发的最初阶段,公众舆论对台海危机可能引发中美之间的战争的高度担忧,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台海危机的难度加大,不得不将重点之一放在平息和引导公众舆论方面。危机的第二阶段,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寻求避免因沿海岛屿问题而卷入冲突的解决之道;最后阶段,艾森豪威尔决定派国务卿杜勒斯亲赴台湾,以公众舆论为主要理由之一,最终压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收缩兵力,并保证今后不主动挑衅大陆。     

舆论宣传·舆论导向·舆论引导——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的历史演进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各时期领导人讲话和中央相关文件的全面考察,认为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强调“舆论宣传”阶段、强调“舆论导向”阶段和强调“舆论引导”阶段.“舆论宣传”阶段虽开始从“舆论”视角审视新闻工作,但所谓“舆论”主要指阶级舆论,且偏重灌输式宣传;“舆论导向”阶段认识到了新闻舆论、社会舆论及其引导的重要性,但更强调舆论引导方向的正确性,其中居高临下意味较浓;“舆论引导”阶段开始重视引导的艺术性、实效性与合规律性,显示出对新闻传播规律和公众自身主体性的认识与尊重.     

略论网络舆论及其引导

网络舆论的利远大于弊,其存在有着合理性和必然性。但网络舆论需要正确的引导,才能趋利避害:政府应以“以法治网”为根本,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网络舆论的表达;对网民加强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教育;从技术层面对网络舆论实行有效把关;强化主流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舆论互动;在动态中掌握网络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论新媒体时代的政府形象

新媒体时代的政府信息公开、全球资讯一体化、媒体监督等等,使政府在形象树立方面遇到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政府必须立足新形势,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执政能力,善于利用媒体,积极地采取有效方法来进行形象的塑型传播和矫型传播。政府形象的塑型传播主要是利用官方媒体主动实现信息公开;重点和难点是矫型传播,主要是指突发事件的处理及舆论引导,重点是要利用新媒体的交互功能,具体方法有：利用互联网加强与公众的交流、及时捕捉社会热点并积极应对网络舆论、重视网民的参政热情并合理引导。     

互联网思维下舆论引导的改善与创新

互联网思维被认为是新媒体时代的一种新兴思维方式。将互联网思维与舆论引导工作有机结合,对提高网络环境下的舆论引导力大有裨益。用互联网思维的核心要义即受众思维、迭代思维、大数据思维、融合思维纠正当前舆论引导工作中的错位与偏差,提出改善和创新舆论引导工作的相应策略与建议,提升政府、媒介、公众三大主体的舆论引导效果。     

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结构及情绪分析

文章采用复杂网络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结构特征,并利用机器学习分析舆论情绪变化。研究发现,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传播具有生命曲线特征,潜伏期和爆发期短,以多级路径为主,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政府、媒体和意见领袖是舆情传播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三者的舆论情绪及变化存在差异,易产生次生舆情。研究表明,新媒体背景下信息多元且透明,伴随了公众理性思考和公民社会进步。建议分阶段采取引导策略,分层级持续释放权威消息,消除信息死角。同时加强有害信息管控,有效应对并严惩网络谣言,维护城市灾难事件的网络舆论生态。     

网络民意与政府公共管理效能提升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逐步成熟和市场的日渐扩大,网络媒体的影响逐步增强甚至渗透到政府公共管理领域.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兴起的网络民意表达已然成为实现公众参与政府管理的重要途径,即越来越多网民正通过网络渠道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因此,面对不断兴盛的网络民意,政府应该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回应.以大胆迎纳的认知心态,转变对网络民意的基本态度;以科学引领的智慧技巧,打造网上官民良性互动的机制;以积极主动的行为选择,改变政府应对的被动局面.     

转型知识分子新的言说方式——我国第一个报章政论家王韬及其报章政论浅说

王韬作为游离于政府之外的知识分子,他尝试着文人议政新的途径和方式。王韬充分利用了报纸这个知识分子表现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进行言说,以政论文章作为利器来制造舆论,充当一个舆论发言人的角色。王韬的活动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转变之门,拓宽了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的途径。     

网络民意与政府行政决策的法学解构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民意逐渐引起政府决策者的关注和回应。伴随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民意与政府行政决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何利用好网络,使其为政府与公民有效沟通构建桥梁成为一项具有前瞻性的课题。网络民意与政府行政决策之间的问题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得以合理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随机的,而是要纳入制度化、法律化。从而,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公民和政府的行为及其两者之间的互动,都受到法律的制约。     

中国古代表达制度初探——从西周到西汉

中国古代的表达制度传统形成于汉代。随着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发展变化,西周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之上的,带有层级性和原始民主意味的贵族集议式的表达制度瓦解。春秋战国时期,理论上一方面要求保证士的表达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要求限制言论;实践上也开始形成新的表达制度,最后导致秦朝对言论的严格禁锢。汉代一方面继承了前代传统,另一方面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与军功贵族和分封国的斗争中,形成了以官吏选举执行表达功能的中国古代的表达制度传统。     

微博舆情下政府危机公关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微博用户的不断增加,微博舆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微博舆情对政府危机公关的判断力和处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中仍存在较多问题,诸如舆情监控难度大、政府官员素质低下、政府危机公关管理机制不健全、政府信息不够透明等。对此,政府应当下大力气做好微博舆情下的政府危机公关工作,促进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在交往和代表的循环中发现民意——微博“围观”引发的思考

"微博"成为民意聚集的平台,反思它聚集和表达民意的方式,本质上是民众对社会事件进行的"围观"。它固然是民意最直接、最自发的表达,但缺乏整合,尚不能说形成了对制度化的"表达"。这种民意机制产生根本冲击的力量,甚至在补充"代表"作为民意机制不足的方面也效果有限。从出现的合理性来看,"围观"通过民众自主交往表达民意,是民主实践对"代表"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必然结果;从其效果而言,要真正实现对"代表"这种民意机制的补充,就要对"围观"这种自发的民意表达机制进行法治整合——其中,"交往"作为"围观"等民意自发表达过程最核心的行为模式,正是法治整合的对象。总而言之,要使自发的民意表达能够有效地促成民意实现,就应当将"交往"和"代表"两种民意表达方式在法治框架内实现整合。     

论保护舆论监督的三原则

保护舆论监监督的原则至少应从三个方面着眼新闻媒体依法独立行使舆论监督权利;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新闻侵权认定应适用"严格责任"和"公正评论".     

基于案例的高校学生工作网络舆情引导探索

“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为了当代大学生表达诉求、发泄情绪、参与学校管理的重要载体。网络舆情的新情况给高校学 生工作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必须采取务实有效的措施,加强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从而维护高校的稳定和发展。以实际案例为 据,进行分析和思考,提出高校学生工作者网络舆情引导的方法和思路。     

基于案例的高校学生工作网络舆情引导探索

“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为了当代大学生表达诉求、发泄情绪、参与学校管理的重要载体。网络舆情的新情况给高校学 生工作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必须采取务实有效的措施，加强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从而维护高校的稳定和发展。以实际案例为 据，进行分析和思考，提出高校学生工作者网络舆情引导的方法和思路。     

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政府作用研究

政府因素对网络舆论的作用大致可分为抑制、促进和抑制促进共存三种。政府因素作用的差异使得舆情发展演化产生了不同。研究网络舆论中的政府作用,有助于政府部门更好地去对待并解决舆论危机。统计分析近年来和政府相关的网络舆论事件发展规律,计算了政府因素对网络舆论危机的作用值。研究发现：若舆情事件中政府因素起促进作用,那么政府对舆论危机的作用值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