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变更权

我国立法明确规定: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适用必须经被告人同意,被告人有选择适用简易审判程序的权利。同时我国法律也规定,被告人可以选择变更简易审判程序。但我国关于刑事简易审判程序变更权的立法规定存在诸多不合理处,为了赋予被告人完整的程序选择权,急需完善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变更权。     

论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变更权

我国立法明确规定: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适用必须经被告人同意,被告人有选择适用简易审判程序的权利.但是,被告人选择了简易审判程序后能否反悔?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对此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我国的法律也规定,被告人可以选择变更简易审判程序,为了赋予被告人更完整的程序选择权,急需完善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变更权.     

浅论特别程序的特殊性和独立性

在我国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中,有一种特殊的程序,称为特别程序.这个程序是人民法院审理某特殊些类型案件时的审判程序的总称.也可以说它是对某些案件审判时作了特别规定的审判程序.它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相对应,是一种独立的审判程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特别程序、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都属于审判程序,但特别程序相对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来说,却有许多不同之处.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是人民法院审理一般民事案件和简单的民事案件的程序,而特别程序则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既具有它的特殊性,又具有独立性.正因为这种特殊性和独立性都是     

以审判为中心视角下检察权的定位与运行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须立足我国现存法律框架与司法实践,对审判中心的内涵及其延伸功能进行重新诠释,再从审判中心出发,认真审视检察权的定位与运行。检察机关应进一步规范行使公诉权、扩张不起诉裁量权、强化侦查监督职能,以实现刑事裁判主体地位回归法院、控制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以及发挥诉讼流程终端控制机能等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同时应以犯罪分层为标准,对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进行繁简分流,不断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从部门本位回归到基本理性——对检察机关职权配置的思考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检察机关职权配置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其中,检察机关是否有侦查权是个伪问题,其本质是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时由谁来监督;检察官不是“中立及超然”的司法人员,不应当有对强制措施的批准权;检察官不应当以居高临下的“法律监督者”的身份监督审判程序,而是应当通过程序动议权和上诉权监督审判程序。目前主张维持检察机关职权现状的学者,有严重的部门本位主义,检察权改革应当摒弃部门本位主义。     

环境审判专门化的省思:实践困境及其应对

当下我国环境纠纷数量不断增长,但进入司法程序的环境案件数量却微不足道,在此背景下不断涌现的专门环境审判组织,表面看在法源依据、受案范围、管辖问题、程序规则等方面面临一系列困境,根源则在于其缺乏作为制度根基的专门审判程序的支撑,而专门审判程序的构建,又需要有专门审判组织作为其组织载体.因而,环境审判专门化困境的克服,实质上需要对环境诉讼的内在困境和外在表象进行省思.     

论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与保留——以刑事诉讼法为例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差距,如指控范围窄于《公约》要求;平等、公开、公正原则不能全面体现;无罪推定原则没有真正确立;刑事审判中对被告人权利最低限度的保障达不到以及一事不再理原则没有真正确立等。同时,根据各国加入《公约》时对公正审判程序的保留情况,分析对我国的启示。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加入《公约》前对公正审判程序的构建。     

民事判决书理性化探讨

民事判决书制作模式的改革,是当前法院推行司法改革的内容之一.在民事审判程序改革中,重视民事判决书制作方式的改革意义重大;特别是内容合乎理性、结构合乎逻辑的民事判决书,应该成为我国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现代法治社会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影响着司法程序及裁判文书本身的公信度.     

试论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缺陷与完善对策

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为了纠正错误的生效裁判而进行的特殊救济审判程序。我国法律对其规定虽有特色，但在许多方面尚不完善，需要进一步改进。     

全面确立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法制国家普遍遵守的刑事诉讼原则 ,它蕴含了民主与进步。在我国刑事审判程序中全面确立直接言词原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没有一种保障审判程序自治性的环境和条件 ,这一原则就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切实贯彻 ,因此 ,全面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必然伴随着一系列司法制度和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司改背景下审判公开的应然与实然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而公开是公正的前提和重要保障,实现司法公正必须保障司法公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为了建设法治社会,实现司法公正,全面推行司法体制和司法工作机制的改革。在此背景下,我国司法公开有了新的要求和体现。鉴于此,以刑事诉讼为视角,对司改背景下审判公开的应然和实然展开阐释,以推动司改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司法的"官僚化"与"后官僚化"——现代化语境下的刑事审判权管理

司法组织的官僚化是法治社会到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司法在组织结构上向现代官僚制发展是司法目标、诉讼价值目标以及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司法官僚制具有明显的优点:它有助于提高法律适用的统一性;有助于加强系统内的权力监督;增强司法权对外部干预的抵御能力。但过分"官僚化"则会产生更多问题,如与司法民主的社会诉求相悖,影响审级制度的正常运行,制造新的公正危机,并从整体上降低司法审判的效率。针对我国国情,在对传统司法组织进行改造时,一方面应当继续深化职业化、专业化和规范化改革,另一方面则应当努力解决过度官僚化带来的问题,如民主问题、等级问题等,这些解决途径主要包括:对司法组织进行"扁平化"改造;提高诉讼的民主参与程度;科学分权,均衡各层级法院的权力等。     

涉外民事案件审理期限的再思考

审理期限是国家司法审判机关审理案件必须遵守的法定期限,是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涉外民事案件的审理没有规定审理期限,降低了司法效率,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应当参照适用国内民事案件或涉外仲裁的审理期限。     

刑事证人拒证的三大立法根源评析

在刑事审判中,证人拒证现象的普遍存在,对庭审制度的改革与司法公正的实现构成极大的威胁。证人拒证的根本原因在于刑事立法存在三大缺陷:证人作证的立法数量匮乏;证人作证的立法属性矛盾;证人作证的立法内容违背法理。在立法中补强证人作证的有关制度是解决拒证的关键,为此,必须强化证据学理论的研究,树立科学的诉讼理念。     

独立量刑程序模式下的证明制度

量刑作为刑事审判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司法审判的落脚点,也是衡量司法公正与否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量刑环节出现的种种弊端迫切要求量刑程序独立于定罪程序之外,对其进行严格的规制。与此相适应,必须设立一种不同于定罪证明制度的量刑证明制度,以求使量刑结果更为公正合理。以独立量刑程序框架为背景,对量刑程序中的证明制度作探讨。     

直接言词原则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现代诉讼制度要求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以便于查明案件事实,而直接言词原则要求刑事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我国相关刑事立法与司法实务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在刑事审判实务中检察机关提供证人证言笔录成为证人作证的常态;在刑事立法上建立有效的证人作证传唤制度、完善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强制性措施和制裁条款的规定等成为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证据移送制度对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影响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废除了全案移送制度,同时规定在起诉及庭审后向人民法院移送证据材料的制度,这就为法官与证据在法庭以外建立直接联系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导致法庭审理效率不高,甚至流于形式,使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无法实现。取消证据移送制度,切断法官在法庭以外与证据建立直接联系,方能最终实现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所确定的目标模式。     

在刑事审判中对犯罪人进行心理鉴定的思考

犯罪人犯罪的动机、目的、犯罪时的心理状态、以及犯罪后的态度等犯罪心理,是刑事审判中刑罚裁量时可考虑的酌定情节。对酌定情节的分析和认定直接影响到审判机关定罪量刑的准确性,而酌定情节涵盖内容尺度的把握又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因此,十分有必要对犯罪人实施犯罪时的心理(心理态度)进行鉴定,并将鉴定结果作为法官对犯罪进行定罪量刑的依据之一,以提高审判机关定罪量刑的准确性。     

清代钦差大臣之司法权

清代钦差大臣司法权主要体现在审理地方官员违法犯罪案件和京控案件两个方面,由于钦差大臣具有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其司法权的行使对清代地方官员行政失职和腐败案件的发现与彻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也对地方司法审判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但由于钦差大臣本身也是官僚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员,其司法权的行使不可避免的受到各方因素的掣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司法功能的正常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