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干部驻村、部门帮扶与跨层级治理——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以干部驻村与部门帮扶形成的跨层级治理方式逐渐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运用的治理技术。基于“情境—过程”分析框架对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考察发现:在国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情境下,驻村第一书记的外部嵌入、有效衔接与内部执行,使得国家治理、地方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各项任务得到可持续推进。在此过程中,高层部门“一把手”的政治动员逻辑是从“高位推动”到“嵌入互动”;中层部门的资源供给逻辑是从“条块分割”到“集中供给”;基层部门的技术运作逻辑是从“被动回应”到“主动衔接”。由于驻村第一书记的动态调整与治村理念延续的冲突、各职能部门的趋利选择与合作治理之间的冲突、基层干部的晋升需求与服务基层之间的冲突,使得跨层级治理陷入制度困境。     

人民调解何以成为维稳最前沿——基于贵州桐乡的法律人类学考察

基层群众自治原本是人民调解制度的设计初衷,但在运作实践中却被裹挟进国家的维稳治理格局中。剖析人民调解是如何被裹挟进维稳中去的内在逻辑问题,有助于理解并处理好维权和维稳的关系。对基于贵州省桐乡的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发现,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民调解是这样被逐步推向维稳最前沿的被卷入基层维稳治理格局的内在逻辑表现为：首先,国家通过“一票否决式”的淘汰赛机制将乡镇政权“吸纳”到维稳中,并赋予其维稳的职责、目标和任务;接着,乡镇政权通过再造“因事而定的”乡村关系,把维稳任务分解、下沉,将村庄拉进维稳治理中;最后,乡镇政权通过制度设计（即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和技术保障（即依附于村干部身份的调解员）来最终实现人民调解与维稳的“焊接”,从而最终把人民调解推向基层维稳治理的最前沿。     

丙烯腈纺丝用喷丝头内流场数值研究

基于科层体制和乡土社会的二元互动,乡镇政权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运作和策略性行为。行政包干制作为一种制度设置,通过社会性资源的制度化整合,实现个体性策略向制度化动员转变、应急式治理向常规性治理转变,行政包干制成为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在行政包干制中,通过目标责任人激励实现基层组织动员,基层党政体系为社会性动员提供组织程序和行动规则;通过责任包干防止基层治理矛盾扩大化,基层干部具有将矛盾遏制在萌芽状态的内生动力。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即乡村治理秩序的日常化,对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具有实质性意义。     

治权刚性与乡镇治理结构的双重调适逻辑

乡镇治理结构调适是乡镇治理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当前乡镇治理结构主要受技术嵌入科层体制带来的乡镇治权刚性的影响，县域治理“泛中心化”突显，乡镇面临多任务同治下的负荷运转和回应过密化等结构性困境，促使乡镇政权采取非正式的调适机制，即通过接点构造和组织再造进行双重治理结构调适。乡镇政权通过吸纳治理和统分治理等机制提高了乡镇治理效率和适应性，完成各类上级中心任务。乡镇治理结构双重调适与县域治理泛中心化的适配具有多重制度逻辑，它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与基层治理能力的适配，也是基层治理锦标赛和基层治理结构的适配，更是非正式行政体制与非规范化乡土社会的适配。     

责任网格的精细化治理逻辑及其效能——乡镇党委统合的一种组织创新路径

乡镇党委主导下的网格化创新在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具有普遍性,但网格化与基层精细化治理之间的关联性仍有待论证,其核心命题在于基于责任划分的网格化治理能否促进基层体制与乡村民情的衔接,促进组织动员和资源整合以及情境化的适应性治理。通过S省L镇个案经验分析“责任网格”的运作机制及其效能,研究发现:责任网格是基层行政组织基于事权有效分配和资源优化利用而建立起来的科层制运作体系,在层级设立、组织架构和人事配置上具有灵活性;责任网格以事权责任分配治理空间,由“网格到片”变为“责任到人”,能够强化行政体系与复杂治理情境的适度衔接;责任网格的运作机制为治理事务差异识别机制、治理资源有效动员机制和治理情境塑造引导机制。责任网格是基层治权有效集中的组织载体,其功能在于以组织网络制造有效的乡村政治关联,促进基层精细化治理。     

农村中心工作缘何走向“泛化”?——基于安徽省L市H镇的个案研究

中心工作贯穿于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对于观察和理解乡镇政权和农村治理运转的基本特征和内生逻辑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安徽省L市H镇的个案分析发现,当下的农村工作出现了“泛化”趋势,导致了制约治理效能提升、过度动员与行政趋向、过于依赖非正式资源、乡村干部高负荷运转和策略主义盛行等问题。从科层局限与治理有效、党政体制与使命践行、国家意志与社会整合多个视角对农村工作走向泛化的原因做出了解释,要走出中心工作泛化的困境,必须着眼于合理整合行政权力、提升基层自主能力和激活乡村社会活力等多个方面。     

村干部职业化制度下的“半职业化”实践——基于鄂东W村村干部职业化制度建设的实践特点分析

不同于资源禀赋较好的东部发达地区农村,村干部职业化是体制与社会基础自然匹配的过程,在资源条件欠发达的中西部农村,村干部职业化呈现出体制与社会基础不匹配的状态,“半职业化”的特点突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干部在形式上初具“官僚化”的运作逻辑,二是该逻辑具有不彻底性,难以持续标准化运作。村干部“半职业化”特点是由多重历史及现实原因形塑的,是地方政府处于政治紧约束、资源紧约束压力下的无奈变通之举,这会带来传统乡村治理体系趋于瓦解、基层治理经济成本上升及基层治理效果下降等系列后果,应当予以警惕。统一的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在接触地方实践时应当有一个结合地方具体实践进行转换的过程,具体来讲,地方应结合分化差异较大的实践,构建制度标准与制度实践基础相匹配的治理模式,如此才能更有效地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乡村共治格局下的“政—族”合作——基于广东省蕉岭县客家村民理事会的实践

广东省蕉岭县以村民理事会运作为核心的村治实践，是当代宗族与政权在客家基层乡村治理中互动的典范，通过政权治理力量对宗族治理力量的引导与培育、宗族治理的自我转型与发展，以及在双方各自治理优势基础上的分工与协作，实现了乡村共治格局下的“政—族”合作。通过党政力量的适当引导，这种“政—族”合作主要是以双方在治理场域中的异质性与同质性共存为基础，通过彼此间异质性的调适与同质性的整合来实现。     

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技术与组织的互嵌逻辑——以“互联网+监督”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基层腐败没有完全杜绝,基层腐败治理方式改革迫在眉睫。当前,大数据技术推动了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巨变,回答了“技术如何引发组织变革”的命题。“互联网+监督”将技术与治理结合并运用于基层腐败治理,可以直击基层腐败的三大痛点：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监管风险、基层权力末端的监管乏力、熟人社会的干扰困境。在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基层政府借助“互联网+监督”的技术优势,可以实现为群众直接监督赋权、为政府透明行政赋能的治理目标。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对组织的塑造,也是组织对技术的吸纳,更是人民群众对组织的认可与支持,三者的高效互动共同推动着基层腐败治理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