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思想研究

罗尔斯在后期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公共理性这一根本性的概念。通过对现代民主社会基本状况的分析,罗尔斯认为,从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传统出发可建构出一种政治正义观念,而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公共理性能够成为政治正当性证明的公共基础。因此,通过考察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罗尔斯公共理性思想的基本特征。     

试论罗尔斯"重叠共识"概念

罗尔斯认为,对"政治正义"达成"重叠共识",应该是多元民主社会实现正义、稳定与统一的最佳途径。"重叠共识"的本质内涵,即以政治正义为核心、自由平等公民为主体、多元民主和秩序良好社会为现实与理想、公共理性为实现途径。分析"重叠共识"与宽容原则、交往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可以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更深的认识与理解。     

浅论罗尔斯的契约正义思想及其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罗尔斯提出两个正义原则,来自于人们一致同意的契约,作用于社会基本结构,为社会成员审视宪政民主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点,因此,罗尔斯继承并超越了古典社会契约理论,发展了其独具特色的契约正义思想。面对我国目前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阶层群体冲突增加以及公平正义问题凸显的现状,罗尔斯契约正义思想所蕴含的道德原则、契约精神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有利于从政治制度化、政治民主化和政治一体化三方面促进我国的政治发展。     

罗尔斯的政治法律思想述评

本文对罗尔斯的社会与正义、法治与自由、万民法与国际正义的思想作了梳理并进行了阐释和分析,认为其正义理念是罗尔斯政治和法律思想的灵魂,无论是作为社会正义的制度安排,民主立宪制的确立与运行,法治与自由的维护与保障,都以其正义理念为出发点和归宿。罗尔斯的政治法律思想,充分张扬了新自由主义和新自然法学派的政治正义和法律理念,表达了他对文明社会和全球化背景下对“正义”的向往与追求。     

对罗尔斯正义观点的思考——读《正义论》有感

《正义论》被誉为"二次大战后伦理学、政治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著作",其研究的内容涵盖了涉及社会正义的广泛的领域,研究的社会正义问题更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罗尔斯从道德的视角来研究社会的基本结构,也就是说在研究社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过程中来探讨怎么样合理地划分社会利益和社会担当的问题。罗尔斯的这一思想引发了西方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界对于"公共理性"与社会行为、个人权利与社会共同体要求、个人价值与社会正义、社会多元与社会统一、自由与平等、民主与秩序等重大理论问题的广泛讨论。因此,西方政治哲学界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开启了"罗尔斯时代"。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转向及其启示

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基本立场的转变,体现了他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态度和主张.在罗尔斯看来,当代政治哲学应该抛弃形而上学的追问方式,即在多元主义条件下政治哲学应该回避、搁置形而上学而致力于一致性的共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转向既是对普遍性和相对性的超越.也是对当代民主社会政治合法性的说明,更是对政治哲学本身的存在合理性的辩护.因此,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转向必将开启一个政治哲学研究的当代视角.     

当代西方分配正义理论范式之争

在社会正义问题凸显的当代中国,从当代西方正义理论范式中寻求建构正义社会的基本元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罗尔斯等人分配正义观的解析得出,分配正义内在于权利平等自由,权利自由、过程平等是罗尔斯等人分配正义理论共同坚守的底线。分配正义理论范式之争本质上是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在政治基本价值体系中排序及其正义与善关系之争,争论背后的焦点则是对国家权力正当性的追问。     

零碎的抑或总体的： 杜威和罗尔斯社会治理理论比较研究

作为美国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杜威和罗尔斯共同关注社会基本制度的设计。受康德和黑格尔影响,杜威对统一性的追求渗透到其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民主社会成为其构思理想社会的最终成果。通过隐藏与导师斯退士的师生关系,罗尔斯有意抹去其思想的黑格尔因素,但他对正义原则的构想,对良序社会的安排,对万民法的追求,呼应着杜威当年的相似努力。杜威把民主融入传统社会,罗尔斯则抛弃了传统社会,使正义社会具有全新的起源。在社会改革的路径选择上,杜威沿着洛克-休谟-斯密的英美温和启蒙思想路线,选择了零碎的渐进改良路径;罗尔斯沿着霍布斯-卢梭-康德-马克思的欧洲大陆启蒙思想路线,选择了根本解决的激进变革路径。这些可给中国社会治理和政治改革带来深远启示。     

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与当代中国宪政建设

宪政民主作为现代国家最理想的政治制度,不仅是世界其他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而且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首要任务。中国把民主宪政视为21世纪政治发展的核心。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作为中国宪政思想的集大成,其所包含的内在精神及为解决现实政治问题所使用的策略在给与我们指导的同时又给与我们深刻的启示。     

民主·共和·宪政: 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以民主为政治目标,以共和为政治制度,以宪政为治理模式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使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统治合法化,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的是非功过,至今招谤涉讼,但遗产丰富,启迪深刻：民主、共和、宪政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复杂社会系统,需要立足现实实践,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创新。     

寻求价值均衡：现代和谐宪政建构的必由之路

审视现代西方宪政制度运行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价值冲突,本文认为,寻求政治价值的某种均衡与和谐,是现代宪政发展的必然选择。寻求政治价值均衡既是现代社会多元利益关系相互博弈的合理抉择,也有着厚实的理论基础。从政府权力运用这一维度来考察,实现政治价值均衡的路径主要是解决公共权力"有限"与政府"有为"之间的关系问题。解决权力"有限"的核心是建构多元化的、相互补充的有机控权机制;实现政府"有为"的基础是塑造有效政府,保障政府治理在实现公共性、公平性、回应性、开放性、合作性、凝聚性等方面积极有为,增进社会和谐。     

在政府主导下不断向着民主、文明的社会迈进——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宪政历程

宪政是追求民主、保护人权的政府的治国方式，它要求执政者要处理好立宪和行宪两个环节，因为立宪是宪政的基础，而行宪是宪政的关键。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宪政历程，我国政府很好地把握了这两个环节，从而在政府主导推动和公民社会渐进形成并推动宪政发展的历程中，使我国社会不断向着更加民主、文明的社会迈进。     

哈耶克自由秩序宪政模式浅析

英美国家的法治宪政思想发源于其自由主义传统,成为近现代以来民主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哈耶克以自由秩序为基础改建了自由宪政思想。哈耶克宪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思想,核心概念是自生自发秩序。哈耶克的宪政模式从二元法律观出发,构建了三权五层式的宪政国家模式。但是不可否认,这一宪政模式存在诸多问题,如政权的发生学的考量、国家的稳定等方面的缺失。通过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哈耶克的宪政思想进行评析,为我国的民主政治提供参考。     

梁启超民权思想论略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界之“巨人”、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民权观是戊戌维新时代的一面旗帜,也是其变法维新思想的核心。梁启超借鉴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情况,深刻而系统地论述了其民权思想。包括民权与国权、君权、女权的关系,民权与自由的关系,民权与民智的关系,民权与绅权的关系,民权与宪政的关系,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民权理论的构建者。     

论加尔文教对欧洲社会近代化的影响

加尔文教是新兴资产阶级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企图改变封建神学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结构 ,创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组织的一种初步尝试。它发展了路德等新教理论 ,建立了一种政教合一、神权共和的国家 ,局部改变了欧洲社会的政治格局 ,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在“宗教外衣”掩护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旗帜 ,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思想上奠定了基础 ,促进了欧洲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法律与道德: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准及其实现方式

公平正义是发源最早的道德概念,它可以用于个人行为和社会制度两大类主题。在古代,公平正义原则主要是由义务论的道德金规则阐发和表达,是个人行为的公正原理;在现代,公平正义的主题愈加集中地指向社会,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是社会基本结构的公正原理。公平正义的实现,有赖于社会公正和行为公正的良性互动,而社会基本结构的公正具有决定性地位。尽管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从普遍主义退却到主要适用于西方社会,但其对非西方社会的启发意义值得重视。     

杨度首倡清季国会请愿运动

作为清季立宪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杨度逐渐形成了以舆论监督政府、以开国会广造舆论,以国会推动立宪的思想,成为清季倡言以开国会实现宪政的第一人。自从杨度首倡国会请愿之后,以“速开国会”为号召的国会请愿运动就成为清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活动,而且几乎所有关于请开国会的陈情和呼吁,都在延续着杨度所阐发的国会论述思路。杨度最早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虽然未能达到速开国会的目标,但积极意义极大。请愿成为极有效的政治动员,扩大了宪政的政治基础。清政府虽然被迫缩短了预备立宪的年限,依靠政治强力压制了激进的请愿代表,但其合法性在这数次请愿运动中逐渐消耗殆尽。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现实挑战与政策选择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意味着治理目标现代化、治理手段现代化和治理方式现代化。其价值在于促进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水平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挑战;二是新兴媒体发展带来的民主政治诉求的挑战;三是工业化、全球化及风险社会带来的挑战。为应对挑战,政府应当做到：更新管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合作共治;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促进公共服务提供;完善公务员制度,引导公务员转变观念和行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科学高效的社会安全体系和社会风险预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