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政治变化对文人心态的影响

汉代文人心态变化明显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政治变化也会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在汉代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发展过程中,文人心态随着政治的盛衰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这种心态的不同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变化和传承。     

论文人画的主体精神

中国文人画自盛唐产生以来 ,就表现出典型的阶级特色。文人画以水墨的形式表现出作家们的生活情趣、审美理想甚至身世遭遇与政治见解 ,记录了封建后期典型的地主文人的心路历程 ,反映出地主文人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     

论初唐政治与文人人品及诗歌

初唐政治有两个明显特点,即崇文精神与宫廷政变.前者使文人从政的热情空前高涨,表现出狂傲浮躁的心性;后者导致了文人阿附权贵的人格缺憾.就诗歌演变看,崇文精神及文人对仕途政治的关注,从形式技巧与内容题材两方面促进了诗歌的发展,为声律风骨皆备的盛唐诗歌奠定了基础.     

济大学者论点摘编

刘培在《论北宋后期辞赋与文人的文化生活》中认为:在北宋后期,随着文人与现实政治的逐渐疏离,辞赋也逐渐远离了纵口揽时政的传统,而是深入到文化生活之中,表现文人生活的种种怡情雅趣,在优游不迫的闲雅情调中展现着人与自然相谐的美韵。北宋后期文人的辞赋创作,为赋苑开辟了一     

文儒之士复变之诗:论唐初江南文人的群体特征

江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唐代江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唐代第一代的江南文人,以虞世南、许敬宗为代表的文人延续了陈隋以来江南文人的宫廷文学之士的政治身份,同时又因家族文化和师学传承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学行兼备的文儒特征,从而展现出江南文人在唐初的变迁。受其影响,唐初江南文人的诗歌表现出复变相交的创作特征。     

论清初南北贰臣文人愧疚自赎心态的差异及成因

清初大多数贰臣文人无论是诗文中,还是政治活动、生活方式上都表现出愧疚自赎心态。南北贰臣文人的这种心态在呈现方式上或显或隐,有较大差异;主要由三个因素造成：与满洲地区的地理亲缘和李自成政权影响程度不同造成南北贰臣文人分布有差;清政府采取尊满抑汉的政策和党争中南北势力的消长;两者文人内在道德追求与外在社会舆论的差异。     

文学的政治化与公文的艺术化——古代文人与政治、文学、公文关系的多向考察

中国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 ,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新乐府更是明确地以关心政治、反映时事为己任。大量从政的文人 ,因为远离文学创作 ,尽量在公文中表现出文学才华。古代文官系统中的主要从业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是古代公文文采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陶渊明的诗歌看门阀政治下庶族独特的生活情趣

在东晋门阀政治的影响之下,士族沉浸在玄谈之中,大量创作玄言诗,庶族文人也用诗歌来表现他们与士族全然不同的生活情趣。通过对陶渊明4种诗歌的分析,即农家诗、躬耕诗、咏贫诗和家风诗,来呈现庶族文人独特的隐逸生活空间。     

“汽车”意识与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1930年前后)

文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表现对于揭示其文化心理具有重要意义。以1930年前后的文人为例,左翼文人、自由主义文人、海派文人等各类文人群体对于"汽车"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汽车"意识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诉求,表明中国文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价值取向,在政治斗争、文明改造和艺术诉求这三个方面各有倚重。     

文学集团与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

南朝出现了文学集团空前活跃的现象,这与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环境、社会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南朝文人对文学的崇尚是时代价值观的体现,而后者也推动了文学集团的发展并影响了文学集团内部的文人关系,从而使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金陵"意象与古代作家的怀古心态

由历史文化名城到古代诗歌意象,"金陵"从早先的地域概念转化为具有浓郁政治文化色彩的艺术符号。"金陵"意象频繁地出现于古代诗人的怀古作品中,承载着他们沉重的感伤情绪,寄托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     

论王安石的寓言诗

议政诗是王安石诗歌成就的重要方面,其中以寓言诗议政是他经常采用的艺术方式之一。王安石把寓言直接而广泛地带入议政领域,既拓展了寓言诗的艺术功能,又丰富了议政诗的艺术手段。其艺术方式有三:一是典型的寓言诗,以动物故事寄托政治见解;二是一些“亚寓言诗”,以人事为题材,而不拘泥于寓言的固有模式;三是一些以“寓言”为题的诗,在对某一事物的叙议中寄寓一定的政治事理而故事情节则被淡化。     

十七年诗歌的艺术缺失及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诗歌创作一度成为时代的"热潮",也出现过一些感情真挚的佳作,但缺乏诗性和诗美的平庸乏味之作居多,很多诗歌沦为了图解政治的一个符号或传声筒,整体上蜕变为革命话语和政治权力的承载工具。一些诗人泯灭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把诗歌当作政治权力的一种玩赏;一些位居高位的评论家把持着话语权,成了扼杀诗人和诗歌的刽子手。在极左政治的时代语境和态势中,十七年诗歌的发展艰难而曲折,出现了严重的非艺术性、非诗化的畸变。     

1960年代的两岸诗歌问题

由于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的差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岸的"当代诗歌",选择了不同的"起点"。大陆诗歌继承并强化了现代革命(左翼)诗歌传统,确立了"介入"的、直接参与到现实事变中去的诗歌语言策略,催生了成为诗歌体式的"政治抒情诗"。与靠拢、进入"中心话语"的大陆诗歌取向不同,台湾这个时期的"诗歌政治",选择了"去政治"的、疏离"中心"的"边缘化"道路,并以西方"现代派"作为诗歌精神和诗歌艺术的主要资源。两岸诗歌的这种状况,分别提出了有关诗歌功能,诗人身份,诗歌与现实,西化与传统,诗歌"经典"遴选标准与方式等诸多存在争议的问题。     

诗歌与城邦——忒奥格尼斯诉歌的政治意涵

古希腊诉歌诗人忒奥格尼斯给世人留下了无数谜题，他的生平、属地、诗作年代、诗作归属、甚至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等等问题都曾引起争议。但诗人名下诗集无疑能够代表一种麦加拉诗歌传统，这种传统首先意味着对城邦政制的检审，同时，关注于城邦政治生活的根本——教育青年。因此，细心体味这位诗人诗作中丰富的政治意涵，对人们思考诸多问题都提供了契机。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     

诗歌在“剪灯二种”中的表达功效

＂剪灯二种＂中融入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与小说散体叙事本身浑然一体,具有非常独特的表达功效。这些诗歌的融入不仅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小说弥漫的悲剧色彩,还形成了小说融情入理的风格,折射了明初政治文化氛围的微妙转变,此外从文学史来看,这种诗入小说的方式显示了明初文言传奇小说向唐传奇雅的复归趋向。     

光宣诗人的理想境界与政治追求

晚清的光宣年间,中国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分隶于各种政治力量的诗人．有着不同的政治见解。或保守,或激进,或中庸,他们在自己的诗歌里畅怀吟唱,汇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代强音,也谱写了中国诗歌史上的辉煌篇章。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诗歌中所表现的诗人的理想境界与政治追求,既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讨,又能够清晰地勾勒中国近代诗歌的总体特征．     

从《千载佳句》看遣唐新罗人文学

《千载佳句》是迄今所见的最早的唐诗名句选。由于复杂的政治的文化的原因,它收入了很多新罗遣唐诗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可分为山水诗、送别诗、旅愁诗等,对本国或其他国家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诗经》与先秦两汉劝谏文化

在上古时，国家政治结构中血缘的纽带比较重要，劝谏主要是以“直谏”的形式出现的。《诗经》里就有许多贵戚之卿直谏君王的作品。“献诗”和“采诗”是《诗经》干预政治的两种方式。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血缘纽带松弛，君主专制加强，直谏越来越危险，人们越来越推崇讽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汉代《诗经》学，形成了“美刺讽喻说”的方法论。这种理论把《诗经》中所有的篇章都附会于历史和政治，把很多本来没有讽谏用意的的诗篇，都解释成了谏书。“美刺讽喻说”对中国后来的诗歌创作、诗歌评论的影响都很深远。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理解它形成的过程，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诗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