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密-杨格定理谈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

分工与市场间的互为决定和依赖关系及其循环互动效应,是认识把握区域一体化问题的理论基石.区域一体化的本质特征是地区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产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空间不断拓展,也就是分工与市场间形成了反馈互动的正向效应.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一体化具有同向性.一切旨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行为、制度安排都应着眼于深化地区分工、整合国内市场,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最根本途径.     

论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

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早启动了亚洲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从特惠贸易安排到自由贸易区,再向经济共同体迈进,东盟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效应已逐步显现,主要体现为:促进东盟区内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推动了区域新的产业分工的发展与深化,使成员国的市场规模扩大,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增强,专业化生产扩大,进而促进了区内投资的增长。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对区域内其他的一体化形式具有重要的影响。     

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研究

准确认识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拓展数字经济影响的评估视角,也为发挥数字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的融合倍增效应提供有益思路。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数据要素跨域流通打破了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市场分割,助推城市群边界的有效扩大。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主要通过两个作用机制,一是推动创新主体跨城市跨区域进行合作创新,促进城市协同创新网络发育壮大;二是提升城市空间集中度,增强邻近空间范围内的城市要素集聚能力。数字经济的网络性、跳跃性及外部性特征放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构建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和要素统筹配置机制正当其时。     

数字经济提升城乡融合质量的机制与路径研究——以脱贫地区为例

数字经济时代,深入阐释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原生逻辑。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质量提升的外部逻辑从宏观层面勾勒了数字经济赋能的大背景,而内部逻辑从微观视角对数字经济赋能的运行轨迹进行了洞察。根植于中国式的城乡融合实践,数字经济是通过产业融合、要素融合、服务融合、文化融合、生态融合等五大传导机制,全面赋能城乡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融合。应从“数字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数字城乡治理联动一体化”“数字城乡包容性政策一体化”“数字城乡金融发展一体化”“数字城乡下沉平台一体化”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质量提升的路径。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机制与效应

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别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驱动中国农业现代化,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条件下依然成立;面板门槛效应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驱动效应存在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农村非农就业为门槛变量的递增型非线性特征;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有利于形成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驱动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但对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赋能作用尚不明显;驱动路径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农业三个子体系现代化的驱动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产业体系现代化、经营体系现代化、生产体系现代化。     

数字经济、资源错配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社会发展重要战略目标。长江经济带作为联动东西、衔接南北的重要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谋篇布局、把脉定向。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也显示出我国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的决心。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尝试将数字经济—资本、劳动力及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探究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同时通过面板分位数、空间模型、门槛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作用的"马太效应"、溢出效应及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且该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机制识别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修正资本、劳动力及土地资源错配程度赋能高质量发展。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及非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相对更强,且存在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马太效应",即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数字经济的赋能效果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及关于城市数字型特征的门槛效应。因此,文章最后建议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协调各城市之间竞争规则与发展模式,实现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同时构建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对上中游地区帮扶模式及加大对长江经济带资源型城市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力度,完善长江经济带地区人才引进政策与打造良好创业环境,吸引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重点解决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     

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为了论证区域经济增长的产业集群效应,以浙江和陕西两省2000-2006年经济发展和产业集群的相关指标为变量,在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框架下,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数线性模型(log-linear)和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两省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集群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后认为:无论是从绝对量还是相对量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促进浙江、陕西两省经济增长的共同原因.专业化分工水平在陕西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作用显著.浙江、陕西两省的地方化优势产业及其经济发展的实践,验证了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集群成长正相关假设的正确性.因此,陕西经济的振兴,必须高度重视产业集群,尤其是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继续拓展区域创新体系,进一步提升以创新为主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分析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固有生命力和优势是降低交易成本、利于技术创新、形成专业化协作与分工,从而降低企业风险,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一体化的内涵是对内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对外构成一定壁垒的一种谋求地区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思潮或行为,强烈的利益追求、政府的积极主导和良好的制度保障是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动因;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静态和动态两种主要经济效应,充分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我国经济新一轮增长。     

数字经济、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兼论区域创新环境的调节效应

基于长三角四大都市圈(上海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机制，检验区域创新环境对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仍然成立。区域创新环境对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通过不同区域创新环境的异质性检验后结论稳健。文章提出，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打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激活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效应，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产业集群分析

产业集群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促进专业化分工的经济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产业集群正快速以不同方式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我国应大力发展地方产业集群,积极融入到全球化生产网络中。     

社会资本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

社会资本与环境保护合作行为的逻辑关系已经成为环境管理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基于219户城镇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和中共党员身份外,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为要素的社会资本,对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社会网络能够降低居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的行为倾向;社会规范能够提高居民行为的可预测性,增强居民投资环境保护集体行动的信心;社会信任则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自主合作行为。为从源头上化解我国生态环境管理面临的“垃圾围城”困境,政府应积极促进居民间的网络互动,完善互惠共享的社会规范,提升居民间的普遍信任,同时加大对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技巧的宣传力度、发挥党员在遵守社会规范中的带头作用,通过社会资本发展促进公众的自主环境保护合作行为。     

专业化分工理论与产业集群的演进

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专业化分工和产业报酬递增的空间表现形式,是劳动分工深化、交易效率提高的过程.如果从分工角度考察,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专业化分工的产物.同时,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与产业集群之间又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区域经济发展演变路径的简单说明

目前,在国内有关区域经济理论的传播与研究方兴未艾。文章在回顾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评价,并尝试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原理,在理论上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认为分工与专业化的演进无论是在宏观层次,还是在微观层次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演变路径;利用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思想,可以很好地解释区域经济系统的形成以及区域内的各种经济现象。     

农村数字化、人力资本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农村数字化,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生产力作用,必将会对乡村振兴中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首先系统梳理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同时基于农村人力资本视角,详细剖析该影响可能存在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其次利用2008—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最后考虑到不同省域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尤其是作为数字技术传播和应用主体的农村人力资本的区域差异,可能会影响农村数字化的作用发挥,文章将农村人力资本设定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农村数字化的人力资本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意味着农村数字化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拓展农业多重功能、发展农业新兴业态与培育产业融合主体是农村数字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机制,相较而言,农村数字化对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产业融合主体培育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农业新业态发展;农村数字化、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门限关系,即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发挥要受到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与影响,随着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运用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的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发挥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耦合协调关系检验发现,农村数字化与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协调度越高,越有利于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为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构建农村产业数字化传递通道,加快农村数字化进程,深度挖掘和发挥数字要素的生产力作用,促进农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第二,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数据技术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应用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的能力,不断强化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持续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农村人力资本与数字技术的耦合度,以此推动农村产业迈向深度融合发展。     

“十四五”时期构建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着眼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理论依据,分工可以促进专业化,实现微观分工、宏观分工和国际分工的衔接,实现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的有机结合,促进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衔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蕴意是改善和调节劳动分工,促进中国以国际分工、国际市场和国际循环为主体的旧的分工体系向以国内分工、国内市场和国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分工体系的转化。从分工理论视角下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基本要求出发,构建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路径,是以分工理论为指导,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为前提,大力发展新经济体系; 构建具有自主创新,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消费引领创新,培育新型消费体系; 把国内流通与国际供应链体系相融合,推进中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在更高开放水平上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相对接,用优进优出的发展模式,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京津冀产业一体化进程中立法引领价值探析

京津冀产业一体化是从区域整体利益出发考虑产业发展,合理进行产业布局,实现区域产业的协同发展。目前的产业一体化主要表现为产业转移,以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因而主要依赖于政策的规划和干预。政策在推进京津冀产业一体化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也具有局限性。立法指引改革已成为我国的治国方略。京津冀产业一体化是关涉区域与国家发展的重大改革,需要立法的引领。应制定区域一体化发展条例作为引领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法,及时修改和废除不适应基本法的地方规定,通过善法良策的共同作用实现京津冀产业的一体化。     

分工视角下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

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分工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产业融合发展的出现又必然形成新的分工，分工和产业融合发展相互渗透。研究分工问题要到交易活动中寻求答案。在揭示分工、交易效率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内在机理的前提下，基于分工视角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31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06—2018年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正从低水平起步阶段迈向加速发展阶段，分地区的整体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区域格局，而增长速度呈现“中西部高于东部”的区域格局。对2006—2018年的中国农村交易效率进行测度显示，中国农村交易效率总体发展水平有了一定提升，但改进空间仍然很大。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和农村交易效率测度结果的基础上，使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普通面板固定效应下农村交易效率显著提升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农村交易效率每提高1单位，会引起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增加0.141 9单位。而门槛效应结果显示，当农村交易效率较低(即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