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意象说探微

刘勰的《文心雕龙》处于中国古代意象说到意境说的转变过渡时期。《文心雕龙》是意象说的集大成者,《文心雕龙》意象说是中国古代文论第一个系统的理论学说。在《文心雕龙》中"意象"首次被运用于文艺美学领域,《文心雕龙》围绕着"意象"展开了一系列文艺美学上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大量相关的学术范畴,形成了自身的体系,如何营构融合审美意象,并完美地传达审美意象,是《文心雕龙》意象说的中心内容。     

论刘勰“意象”的动态创造与三重意义建构

刘勰《文心雕龙》的意象论对艺术形象的创造、生成、建构活动过程进行完整而系统地论述,"神与物游"以说明创作活动过程中的意象创造;"圆照之象"以说明鉴赏活动过程中的意象生成;"余味曲包"以说明象外之象的意象延伸,从而构成意象的动态发展的生成、建构过程,为艺术形象理论奠定了基础。     

比较韦应物和李金发“象征”手段的得与失

"象征"是中国和欧洲都有的诗歌手法。唐诗《滁州西涧》和1920年代模仿法国象征派的新诗《弃妇》均采用"象征"来传达一种失望与焦虑之情绪。《滁州西涧》意象相接自然,因而意境浑圆,虽传达失望之情绪复又归于和谐。《弃妇》过度追求意象奇特,联结古怪,脱离了民族审美心理,诗里诗外都阴霾不散。     

太山遍雨 河润千里——《文心雕龙》与江西诗论比较谈

《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理论体系最为周全详赡的理论专著 ,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将这些影响细加分析 ,便于更为全面深刻地领会《文心雕龙》的理论意义。同时 ,江西诗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也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将《文心雕龙》和江西诗论进行比较研究 ,发掘其一致之处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确认江西诗论的一个理论源头 ,进而审源知统 ,以便从一种历史的视角下把握江西诗论。     

刘勰“诗持人情性”论辨析

刘勰的诗论思想散布在《文心雕龙》对诗体的各种论述当中。《明诗》篇对诗的含义进行了界定———"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是刘勰诗论的核心内容。现在通行的观点把"持人情性"理解为讲诗的政治教化作用而非诗的含义,既没有把握《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独特论说方式,也没有将刘勰诗论和其"标自然为宗"的文学观相结合,因而造成了误读。刘勰不仅用诗"持人情性"的新观点重申了自己的"自然"文学观,还对孔子"思无邪"思想作了新的解读。     

儒学思想对《诗品》与《文心雕龙》诗论影响之比较

《诗品》与《文心雕龙》是文学批评史上的集大成之作,出现在同一时代的两部作品在诗论方面都表现出了鲜明的特色。儒学思想作为中国历代的正统思想,对这两部书各有影响,体现在作品中表现出了相异的诗论特色。     

论《文心雕龙》的“选文以定篇”

《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博采齐梁以前的美学成果。刘勰在《序志》篇中讲到"选文以定篇",文化选择成为影响《文心雕龙》创作的一个主要方面,儒家思想、五经典范和雅俗之辨则是这一方面的三个影响因素,而《文心雕龙》的创作背景也对"选文以定篇"的标准和原则产生了重要影响。     

“龙学”的诞生

“龙学”的全称为《文心雕龙》研究学,是一门以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棗《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也是国学中屈指可数的以某部极具代表性的古代典籍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之一。撰写于南朝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棗《文心雕龙》,以其体大思精饮誉于世。它不仅在中国文论史上占有最为显赫的地位,而且在世界上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千百年来,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校勘、考证、注疏、整理、评点乃至较为系统的研究等几乎延绵不断。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的相互激荡、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为《文心雕龙》研究…     

刘勰“体乎经”的批评文体意义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体乎经",不是为了"励德树声"、"随仲尼而南行",而是为了"建言修辞"、"按辔文雅之场"。刘勰在"体"的层面征圣宗经,所看重的是先秦五经对于批评文体的意义;刘勰禀经而制《文心雕龙》,使得他的批评文本"体有六义"。刘勰对五经之体的尊崇在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树立五经之体的"六艺"并标举其典雅和风骨,二是辨析体制(体裁)类别并归纳体貌(风格)特征。刘勰以"体乎经"为理论基础的立体辨体之实践,不仅直接影响了《文心雕龙》这一批评文体的创制,而且对当下文学批评的书写与批评文体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价值。     

论刘勰通变观在“文之枢纽”中的体现

"通变"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一个基本思想。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然而少有从"文之枢纽"的角度,对其展开研讨。本文立足于《文心雕龙》的论述,对"文之枢纽"中的通变理论进行研讨,以期更深入地把握刘勰通变观的内涵及其理论价值。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存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倾向。在当前全球化文化语境中 ,应把中国文论、文化和西方文论、文化放在同一平面、同等地位上 ,对理论、体系这些基本问题作跨文化的研究。作为在逻各斯中心体系之外发展的有生命力的文论 ,中国古代文论呈现出与西方文论迥异的非逻辑性、非体系性的具体形态 ,这是由汉文字写意表形的特点所决定的。     

关于“四声”与佛经转读关系的研究综述

由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四声"受到佛经转读影响的观点,在学界影响深远.百年来吸引众多学者围绕此对四声与印度古声明论、梵文悉昙、江南民歌、以及传统文化中的"四象"理论的关系,以及"四声"的创立时间及其发明者等问题展开探讨.这些研究不仅全面整理了"四声"形成背景的相关史料,丰富了"四声"形成与中印文化有着密切关联的理性认识,而且厘清了概念上的模糊和因此带来的认识误区,推动着关于"四声"问题的学术研究在前沿领域跨步发展.     

论古代汉语的"诗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以《关雎》"今译"为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古代汉语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与古代汉语的“诗性”之间具有深层的联系,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研究得还非常不够。把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成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文学行为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对于语言“诗性”的误解。《关雎》的文学价值就存在于它具体的语言之中,改变其语言形态就是改变其文学性,所以《关雎》是不能翻译的。《关雎》的不能翻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雎》可以作多种解读,而翻译实际上消解了《关雎》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开放性;第二,《关雎》在语言上的形式美没法翻译;第三,《关雎》的“意境”没法翻译。现实的把《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在理论上经不起深入追问。翻译本质上是对原作的一种解读和欣赏,而不能替代原作。本文通过追问《关雎》为什么不能“今译”而追问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性。     

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

在学界普遍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论"失语症"讳莫如深的时候,国内一些睿智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和转换,这项工作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仅靠中国古代文论的清理和转换是无法实现中国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的.还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章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理论实质和深层动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期望通过倡导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来实现以我们民族文化与文论为主的文论话语重建.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与实践探索

为梳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与实践探索,分别解答中国共产党“如何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中国经济建设”和“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两大问题,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经济理论分为4个阶段:(1)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探索出中国革命道路,通过土地革命等,使人民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2)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以计划经济理论为依据,大力发展工业化,加快步伐恢复经济、维护国防安全,通过协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发展,保障人民安全,并逐步改善人民生活;(3)1978～2012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全新概念,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等,通过改革开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飞速发展,逐步摆脱短缺经济的状态,使人民收入大幅提高;(4)2012年至今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动力、目标、方式的变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将改善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看作统一的整体,致力于在发展中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经济理论以坚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为基本原则,逐渐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原则,带领全体人民共建全面小康社会。     

中国传统“治道”概念辨析--兼论中国管理哲学之可能性

"治道"作为中国思想史中本有的概念,其广义的指涉范围包括了中国古代学者们针对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所提出的理论、学说、思想等构成的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知识体系,而其论说范围意味着"(理想的)'治'如何可能"的问题本身。古代思想家们从不同的层面、角度表述了其各自所理解的"治道",并非基于相同的支点命题预设。     

法理与政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探微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历史正反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研判后提出的重大命题。作为新时代的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影响深远。从法理和政理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包括中国古代“大一统”理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的论述，以及近现代学者阐释的“中华民族”和“共同体”的概念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三对辩证关系，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珠联璧合的关系、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双向互动的关系，以及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实践同频共振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从两条路径上获得实现，一是思想共同体、制度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共同构建，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共同体的逐步推进。     

哲学虚静论与中古文学虚静理论

"虚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思想,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形成中国古代哲学中独特的"虚静"理论.儒家对"虚静"的阐述只注重一般的哲学层面,而道家则从一般宇宙观的角度阐述"虚静",认为"虚静"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的哲学方法.中古文学的虚静理论就是在这一哲学层面上引入了哲学上的"虚静"理论,把"虚静"看做是文学创作的方法论.陆机的"虚静"理论与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相联系,并用形象的描述,阐述了文学"虚静"的特点和实际运用的情形.刘勰则从理论的高度,将"虚静"与艺术构思紧密联系起来,构成了他完整、系统的文学虚静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