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李贽与苏轼并论之意义探讨

袁中道尝誉李贽为"今之子瞻",李贽与苏轼二人并论之基础及其意义何在实有值得探讨之处。苏轼备受晚明文人推崇,而李贽正是当中彰扬苏轼之第一人,研究之初首先引证李贽对苏轼之推重,其次讨论李贽在晚明苏学盛行之风潮中的代表性地位。晚明文人与道学家对立之意识,可上溯至北宋之洛蜀党争,故李贽被视为"反道学"之文人,实亦承继了苏轼蜀学与洛学对立之精神。然李贽学术乃阳明嫡传,而阳明心学尽管与程朱理学相颉颃,却无疑仍属道学一脉,以性命之学为依归。由此进一步考察李贽之"反道学",仅在反程朱之一尊;而其表彰苏轼,亦正代表了阳明心学涵融洛、蜀之精神,今日重新正视李贽与苏轼之学术,对儒学之过去与未来亦将有更开阔之思考。     

宋代理学学派交融与碰撞之特点

宋代理学学派众多,各学派相互交融与碰撞,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交融与碰撞方式多样且有创新;交融与碰撞打破了地域和时空界限;在交融与碰撞中更注重相互吸收与发展,最后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交融与碰撞促进了学术与政治理念的统一,构建了不同的道统理论,道统统帅政统,程朱理学因"有补治道"被列为正学之宗,作为官方哲学统治中国长达六七百年之久.     

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诚学"、"性学"与"气学"

冯友兰先生认为宋明儒学有程朱理学一派,陆王心学一派,还有从张载到王船山的"气学"一派。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在理学和心学之外有从胡宏到刘宗周的"性学"一派。实际上,气学一派与性学一派可合并为一,他们都从周敦颐以诚论道、以诚论性开其端绪,其特点是理气合一、性气合一的天人合一观念;他们都以"诚"作为其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最高范畴,由此,可以称其为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     

理学诗派与晚宋诗坛

南渡后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官学,日趋走向世俗化,对宋人的思想世界与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晚宋理学诗派坚持风雅正统观,在文道关系上普遍持道先诗后、道本文末的观念,强调诗歌创作应本诸六经、四书等儒家传统经典。对"中庸"之道的追求使理学诗派更倾向于温柔敦厚、自然平淡的诗风。理学诗人还提出诗歌须有为而作,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在理学风行的背景下,江湖诗派和遗民诗人的创作都深深打上了理学诗观的烙印。理学诗派在推动宋调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宋调的终结。     

李光地对程朱理学的承袭与拓展

李光地是程朱理学在清代前期的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同样受到当时学术思潮的很大影响。他批评了理学和心学的后学们以及主张气论者的理论,提出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汲取诸家之长,构筑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体系的主张,即存实心,明实理,行实事。具体而言就是:将"天"人格化,将"理","性"经验化,将"欲"合理化。他以"天理之生意"、"心性之博爱"、"人欲之非恶"等三个层次的思想结构把程朱理学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这种新的诠释方向既不违背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又能容纳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由此构成新的理学思想,则为儒学生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李光地的理学思想对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的肯定颇具启发意义。也就是说,传统儒家思想并不必然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截然对立,那种以儒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对其大加挞伐的言论是十分片面的。进而言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不存在理论上的不可能性。     

"儒者气象"——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给予诸葛亮极大认同,誉其具"儒者气象".在程朱理学看来,诸葛亮的"儒者气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审去就、知义利、效忠贞、行王政、为王佐、安天命;指出诸葛亮具"儒者气象"的原因是个人"天资甚美",不足在于"学术甚杂","习申韩之术",程、朱在治国、修身上亦受诸葛亮影响;诸葛亮具"儒者气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其"儒者气象"实为东汉儒家文化教化之结果,故儒学未来发展当回归教化之路;儒、法关系在一定程度可相互融通;当今吏治亟须强化官员的道德自律.     

程朱理学的正统化实现及其历史命运

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种官方哲学。但是,理学在其初始发展阶段由于被斥为"伪学"而几度遭到禁止。发生在北宋时期的"元学禁"以及南宋的"绍兴学禁"和"庆元学禁"都给理学以沉重打击。但理学毕竟是一种较为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由于其政治适应性,尽管历经坎坷而终成正宗。这其中既有反道学斗争的缺陷,使得对理学的批判无力,也有魏了翁等人恢复发展理学的积极努力,更重要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对程朱理学的政治需要。因此,理学的正统化实现乃是历史的必然。程朱理学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其唯心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将被民主主义的思想所取代,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孟子提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董仲舒则“屈君而伸天”,以“阴阳灾异”来格(正)“君心之非”。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儒家虽然肯定君主制度,但其与君权之间亦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从民本进至民主, 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关于宋明理学论证儒家伦理道德合理性之形上依据的思考

本文主要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派论证儒家伦理道德合理性之形上依据存在的一些问题展开分析。程朱理学的主要问题是“天理”和“伦理道德”之间对于我们当代的人来看是否存在着必然的体用关系,即从“太极”推到“人极”是存在着必然性关系,还是需要人的深情体会？陆王心学的主要问题是作为伦理道德形上依据的“本心”如何在当代发明不起来。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由仁义行”：一个重新认识晚明人文思潮的角度

晚明人文思潮中的"由仁义行"思想向来未被研究者注意."由仁义行"是阳明心学把自己与程朱理学区别开来的重要命题之一,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都对孟子的这句话作了很多阐发.他们都认为"由仁义行"与"行仁义"在境界上有高低之别,只是程朱理学从众人和圣人有别,以及"格物致知"出发,看重"行仁义"对芸芸众生的现实可行性及必要性;相反,阳明心学尤其是王学左派,由人人自具圣人之心,以及"致良知"出发,则更推崇"由仁义行"的真实、自然、不加矫饰,并论述了其对众人而言的现实可能性.如果对这一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晚明人文思潮中的学者们并非"反封建",而是试图用"由仁义行"思想将晚明社会出现的纵欲、私心私欲的风气重新纳入"原儒"意义上的"仁义"范围,希冀以此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普遍危机与人们思想对儒学的偏离.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论朱子学视域下元儒许衡的孟子研究

许衡是元代北方学者,位至国子祭酒、集贤大学士、中书左丞,开创鲁斋学派,被奉为元代理学宗师。德安之战后,许衡自姚枢处获睹程朱著述,得以研习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诸书,并"一以朱子之言为师",实现了其平生治学的四书学转向。许衡一生受到孟子学的很大影响,在孟子学理论上也有所创获。从态度上讲,许衡曾明确表示"愿学孟子",以为孟子仁义之学"不可须臾离也";在孟子学的核心观点如人性论、夷夏观、君臣观等方面,颇有可观之处;许衡一生之出处进退与政治思想,亦受到孟子学的重要影响。从许衡之孟子学,还可以看出元代理学和会朱陆、开启明代心学的时代特色。     

心性和谐之美与天道和谐之美──考察程朱学派美学思想的核心维度

心性和谐之美与天道和谐之美，是来理学程朱一派美学思想的核心维度。其审美理想是无欲无我而投归自然、体同天地的和谐之美、形上之美。     

"中人":法家法治思想的理论前提

法家的法治主张,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学派,首先,法家从作为统治者的君王的角度,认为绝大多数君主通常都是些上不及尧、舜,下亦不为桀、纣的"中人",这些作为"中人"的君主借助法也能将国家治理好;其次,从被统治者角度,法家实质上是将作为被统治者的臣民分为"善人"、"恶人"及介于"善人"与"恶人"之间的"中人",由于社会中绝大多数被统治者是"中人",因而国家治理的重点和最终目标就在于这些"中人".     

试探从"存理灭欲"到"理即欲"的转换

天理人欲之辨是宋明理学的一桩重要公案,它经历了一个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的发展过程。发生这一转换的主要原因有三:即宋明理学理欲论的内在矛盾,程朱理学的政治化,中晚明时期社会环境的影响。     

论罗泽南的理学思想与军事活动

程朱理学是湘军的主要精神支柱。湘军名将罗泽南则是一个服膺程朱理学,并用以指导军事活动的典型人物。具体分析罗泽南理学思想与军事活动之关系,对于我们了解理学对近代社会政治的影响是颇有意义的。罗泽南早年深受理学思想的薰陶。乾嘉时期,由于复杂的原因,汉学虽然在全国“风靡一时”,直驾程朱理学之上,但湖南却比较特殊。这是由于湖南境内的学者大致都极力维护宋学、反对汉学。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石鼓书院是湖南省内固守程朱之学的堡垒。罗泽南就曾肄业于城南书院,从学于山长贺熙龄。他又与当时家居的理学家贺长龄,唐鉴相往来,“往语学问,甚洽,过从无     

明遗民汤来贺治生抉择之原因探析

明清易代,旧朝遗民不食周粟,在民间自食其力,讲学授徒是比较常见的治生方式之一。江西南丰的明遗民汤来贺,入清后受聘于白鹿洞书院,以讲授程朱理学为业,为书院制定学规。他为清初宣传与推广理学,倡导德治和教化做出了一定贡献。遗民汤来贺成为书院山长,原因主要有：明清时期,朝廷大力修建书院,支持书院发展,这些举措为士人讲学为师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汤来贺深受耕读传家的家风熏陶,他对程朱理学的信奉亦指引他走上山长之路,卒后获“文恪”之名享誉江右。     

左宗棠的理学思想

左宗棠自幼接受正统儒家思想的薰陶,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倍加推崇,主张治学应以程朱为宗。在理欲观、性与理、义利之辩、修养学等方面,左宗棠都继承并发展了程朱理学,形成了自己的理学思想。他以理学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修身养性,自觉地遵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     

二程文道观及其时代性分析

二程是北宋的理学奠基人,他们在前儒文道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文道观——"作文害道"。这种文道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是唐宋古文运动、儒家学说复兴以对抗佛老之学的必然产物。二程的文道观也受到他们理学的影响,与此同时这种观念也是当时朝廷党争的产物。随着元代程朱理学被钦定为官方学说之后二程的文道观也被广泛传布并得到多数文人学者的认同,这对元明清时期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